西汉中央机构聚集图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高祖到武帝为第一阶段，从武帝到成帝为第二阶段，成帝以后为第三阶段。西汉藏书基础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接收秦朝所藏的图书，二是发动学者或藏书家献书；三是派遣使者采访全国遗书。
汉高祖刘邦在取得政权前夕，由于“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1]，从而为西汉官府藏书奠定了基础。汉惠帝四年（前191），朝廷做出了“除挟书律”[2]的重大决策，于是“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3]。随后便出现了“得《世本》叙黄帝已来祖世所出”[4]的献书事例。文帝时“《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5]。武帝颇好学术，深感“书缺简脱，礼坏乐崩”[6]，于是决定“置大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大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7]。因此，上至先秦六艺，“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随后河间献王刘德来朝贡献《雅乐》，孔安国进献《古文尚书》，鲁国三老献呈《古文孝经》，为丰富西汉官府藏书作出了有益贡献。成帝时，朝廷仍注重藏书建设，于河平三年（前26），“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8]。就这样，汉代藏书经过从武帝到成帝持之不懈的艰苦搜集，“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前后所收图书达到三万三千九百卷。[9]
汉初，为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朝廷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10]。这是让学有专长的官员，参考接收所得的秦朝图书，以制定各种制度。
西汉时真正按门类有系统地整理官府藏书，当以“张良、韩信序次兵法”为始，经过这次整理，使官府所藏兵书“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11]。武帝时鉴于藏书散乱，且出于政治统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又派遣“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12]。(www.xing528.com)
宣帝时，后仓”在兰台校书著记”[13]。成帝时，官府藏书“经或脱简，传或间编”[14]。为尽快抢救这些藏书，朝廷下诏：
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大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于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15]也就是说，刘向、刘歆在成帝、哀帝两朝领导校理官府藏书的事业，前后达三十余年，总其整理的图书共有“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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