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之诸侯国的管理人员，也与王室相当。管理长官，宗庙藏书为天府。大史府藏书正长为大史，副长为小史。而一般的管理官员有“府”和“史”两种。下面还应有“胥”和“徒”供使唤之人员。作出这种结论，是因诸侯国百官建制是仿效王室，上下一致的。试以史官为例，在诸侯国中，秦国是设史较早的国家之一。《史记·秦本纪》说：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除秦国外，其他诸侯国如鲁、郑、齐、卫、晋、楚、虢、邾、宋、赵、韩、魏等亦都藏典设史。说明这些诸侯国普遍设立了藏书之府。而各诸侯国所以要藏典设史，其根本原因在于春秋战国之际，正是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各诸侯为在列国中提高其政治地位以争夺霸权，同时也为在国内强化其政治统治体制。
各诸侯国开始藏典设史，意味着过去由中央王朝一统天下的单一官府藏书格局，开始向中央王朝藏书与地方官府藏书并立的方向发展。
刘知儿《史通·史官建置》称：周室之史官名目既多，职务都不一样。诸侯列国之史官位号“一同王者”。而诸史之中，大史最优。刘氏还列举了诸侯国中之名史名事。如晋有史书赵鞅之过，齐有史记田文之言行，御史记渑池相会鼓瑟、鼓缶之事，晋、齐大史书乱臣弑君，郑有大史书公孙黑强与盟之小，鲁有韩宜子观书于大史氏等。
诸侯国参与读书、著书、藏书的亦惟有国史。纵观《左传》、《国语》等古籍可知鲁、秦、韩、楚、齐、晋、卫、郑、莒、虢、宋、邾、魏诸国之国史均如此。除刘氏所列之名史名事以外，还可举例证之。著名掌故“数典忘祖”，说的是晋大史籍谈。籍氏十一代世典晋史。
诸侯国藏书的管理方法，也和王室一样是分类管理。
韩宣子和吴公子李札聘于鲁时，所见之典籍、所观赏的歌舞。桓公庙、僖公庙失火中抢出之文献，都是分了类的，此不赘述。楚国傅太子之教材，可细分为“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和“训典”九类。而楚之“训典”，便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和《军志》之分。后起楚国所藏文献尚能分类如此精细，何况先已发达的中原强国。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说的是孔子参与鲁国藏书之分类整理。宋之大夫正考父参与周王室诗之校勘。这些都是诸侯国藏书之所以能体现分类管理的明证。
春秋战国时期，书籍多以“箧”来收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庄子“作《胠箧》”的记载，张守节正义云：“胠，开也。箧，箱类也。”《战国策·秦策一》述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主书举两箧以进……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急就篇注》云：“箧，长笥也。”《辞源》曰：“笥，或以竹为之。”由此可知，柜是木制，箧是竹制；柜为大柜，箧为小箱；柜封密较严，箧易于通风；用柜藏书不便移动，以箧藏书则便于排列组合，这在古代便于曝书和翻阅，箧藏似较柜藏具有更多优点。西周至战国由柜藏书到箧藏书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先秦藏书方式的不断进步。
诸侯国藏书亦提供服务。其服务方式主要有：
1.提供阅读(www.xing528.com)
先秦典籍记载，齐植公曾“读书于堂上”，所读之书乃“圣人之言”；[6]吴公子季札在鲁能滔滔不绝地评说《诗》，是因他在吴已涉见此歌乐之文。即使后起的楚国，最迟在成王之世，楚国的贵族已熟知华夏的某些重要典籍。他们像中原的贵族那样，往往引经据典，借以判是非，明利弊，决疑，定策，其中被他们援引得最多的是《诗》、《书》和《军志》。
2.咨询服务
这是诸侯国藏书提供使用的又一重要方式。开展这种服务的是以大史为首的国史。服务对象主要是君王和大臣。楚左史倚相“朝夕献善败于寡君”[7]，就是说倚相向楚君时刻提供咨询，不仅说好的，成功的计谋、经验，同时还提供不好的、失败的教训，以使楚君不忘守住祖业。晋大史史赵也是晋君的重要顾问，为晋君咨询，成为使晋国不被强国轻视的重要人物之一。[8]鲁大史克（或作革）在回答宣公问题时，不仅显得博学多才，对答如流，而且，大史克的咨询对宣公的决策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晋大史史墨亦接受过晋卿赵简子的咨询。[9]
总之，春秋至战国时期官府藏书的利用情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藏书阅览范围逐渐扩大。诸侯列国设藏书之府，这为扩大藏书阅览范围创造了有利条件。春秋末期，鲁国的孔子可以“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10]。晋国的韩宣子可以到鲁国藏书府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11]。战国时期，书籍的流通已由贵族阶层扩至民间。《墨子·非命上》说：“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韩非子·难三》也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又《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鞅）、管（仲）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书籍在民间的广泛流传，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有助于思想的活跃和著述的活动，对促进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孔子为撰写《春秋》，可以到府“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12]。墨子则搜集先王之书以著书立说，他说：“吾见百国春秋。”[13]
二是典籍整理活动的出现。藏书的流通为学者整理散乱废坏的古籍开创了条件。这主要表现在春秋初期宋国大夫正考父和春秋末期鲁国孔丘先后整理古籍的活动上。据《国语·鲁语下》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史，以《那》为首，其辑之乱……”韦昭注：“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辑，成也……曲终乃更变章乱节，故谓之乱也。”这是正考父整理《商颂》之事。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五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
三是典籍考据和评论的萌芽。春秋时，管仲主张“符节、印玺、典法、笑籍以相揆也”；有注者云：“符节、印玺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凡此可以考其真伪，定其是非，故日以相揆也。”[14]这是对先古的符、印、典籍提出了考证、辨伪的主张。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15]这是对古代典籍的记载提出了怀疑。《墨子·明鬼下》中曾有对夏、商、周三代典籍予以评论：“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且周书独鬼，而商书不鬼……此吾所以知商书之鬼也，且商书独鬼而其书不鬼……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从而明确指出了夏、商、周三代典籍之优劣。《孟子·尽心下》也认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说明书有真有伪，不能尽信。《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他指出，著书立说必须有可靠的依据。若论之无据、言不成理就难以使人信服。上引评论，都是先秦诸子对先古典籍的真伪、是非所提出的看法，这些言论已可视为学术考据和辨伪学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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