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和考古等资料来看，我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现了。其理由有三：
一是夏代及以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已出现了众多的文献。据文献传说，我国在三皇五帝时代已出现了文字和书籍，如《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荀子·解蔽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圭卜，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些文献记载和传说，很可能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仰韶等文化中的陶器符号、大汶口文化的陶文、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都表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了文字。自然，文籍的产生也是理所当然之事。至夏代，文籍更多了。如《逸周书》卷三《文传解》：“《夏箴》曰：‘小人无来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这里提到的《夏箴》，传说是夏代流传下来的古逸书。[1]又，《礼记·礼运篇》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云”。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2]此外，《孟子·梁惠王下》记有《夏谚》；《左传》昭公六年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史记·夏本纪》载：夏启时作《甘誓》，太康时作《五子之歌》，中康时作《胤征》，以及禹时所作乐《箫韶》等。柳诒徽认为，在后世记载夏代史事的文献中，仍可征考出夏之文献的遗存。他指出：孔子能言夏礼，墨子多用交政；箕子尝陈《鸿范》，魏绛实见《夏训》；《孝经》本于夏法，《汉志》亦载《夏龟》。《七月》、《公刘》之诗，多述更代社会礼俗，可与《夏小正》参证。《小戴记》、《王制》、《内则》、《祭义》、《明堂位》诸篇，凡言三代典制者，往往举夏后氏之制为首。”是夏之文献虽荒落，然亦未尝不可征考其万一也。”[3]
二是更王室已形成了保存文献的观念。夏王室的文献由大史保管。如《吕氏春秋·先识览》：“夏大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大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其时的文献，也和商、周一样，以十篇编为一卷。如《墨子·非命下》载道：“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www.xing528.com)
三是夏代文献载体多种多样。《墨子》中的《尚贤下》、《非命下》等篇皆记“先圣六王”、“古之圣王”，将重要言行皆“书之竹吊，镂之金石”，"铭于钟鼎”，以“传遗后世子孙”。据古人文献及考古资料来看，夏代至少已有用玉石、甲骨等载体的书。如在夏桀统治期间，曾征伐岷山氏，岷山氏“进女于桀二人，日碗、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4]。又，《汉书·艺文志》记有《夏龟》二十六卷，列入蓍龟类。这是一部占卜之书，今已佚。它是否确是夏代流传下来的，现已无从考查，或可能与夏代有某种因缘联系。另，《史记·龟策列传》载：“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些以猪、牛、羊的肩胛制成的卜骨，骨上都有灼痕。这表明夏代确有占卜的文献。另从夏代纺织业发展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还可能有帛书。
夏王室收藏图书有专门的处所，即宗庙。如《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世室者，宗庙也”。又，《墨子·明鬼下》：“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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