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系统：深入探索中国藏书文化

中国的藏书系统，大致可以分为公藏和私藏两部分。其中公藏包括皇家藏书、中央官府藏书和地方官府藏书；私藏是指私家藏书。此外，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书院和寺观藏书。

官府藏书也称公家藏书，因属于官府或公家所有，故名。它又可细分为皇室藏书、中央官府藏书和各地方官府藏书三个部分。其中，皇室藏书是皇宫内专门收藏皇帝御笔御札及供皇室成员阅读使用图书的处所；中央官府藏书主要包括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三馆藏书和秘阁藏书；地方官府藏书，则是各州、府、县等官署内收藏的供官员阅读使用书籍的处所。

中国官府藏书始于夏商时期，那时已有类似管理图书的官员。至西周时期，中国官府藏书系统已渐趋完备。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官府藏书管理制度已具雏形，出现了真正的官藏机构；同时官府藏书也得到了一定的利用。

西汉建立后，历代统治者广开献书之路，并建“藏书之策”，进一步完善了官府藏书机构。其时，官府藏书分宫廷的内书和中央官府的外书。其中，内书又分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石室、洪都、东观和仁寿阁等；外书则有太常、太史（大史）、博士、太卜、理官之藏。东汉时期的官藏事业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其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管理图书的中央最高机构——秘书监，正式列入国家的职官系列。皇室及中央官府的藏书机构主要有辟雍、宣明殿、兰台、石室、洪都、东观和仁寿阁七大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府藏书，由于历朝统治者大都比较重视对图书的搜求和典藏，社会生产和文化发展的进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使这一时期的藏书事业在总体上比秦汉时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官府藏书的数量比汉代大大增加，如梁武帝带到江陵的书籍就达七万卷（一说十万卷）之巨；二是藏书管理机构较前代要完善，如魏有秘书监、中外三阁，蜀、吴均有东观，而南北朝时的秘书监制度已趋于成熟。晋武帝时设秘书郎四人，分别负责经、史、子、集四部。随着官藏图书的增多和图书形态的变化，不少政权还对国家藏书进行了整理，从而诞生了一批像《中经》、《中经新簿》、《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目录》、《天监四年四部书目》、《七录》、《七志》、《晋元帝四部书目》、《秘阁四部录》、《综理众经目录》等一批有影响的、有价值的目录学著作。

唐代官府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当时除秘书监统管全面的事务外，参予国家藏书管理的还有弘文馆、崇贤馆、司经局、史馆、翰林学士院、集贤院等机构。这些机构除进行大规模的图书搜集外，还组织了较大规模的校书活动，建立了图书典藏和利用制度。

宋代的官府藏书可分为皇室藏书、中央官府藏书和各地方官府藏书三部分，与之相应，宋代官府藏书还建有一套体制健全的藏书机构。皇室藏书有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漠阁、徽猷阁、翰林御书院和玉宸殿等；中央官府机构藏书除昭文馆、集贤馆、史馆三馆和秘阁藏书外，还有国子监、舍人院、御史台，“天监等处的藏书；地方官府藏书则包括两个方面的藏一是路州（府军监）、县行政管理机构，二是州府、县府官办的学校。统治者为了充实这些官府机构的藏书，曾制定了多项求书措施，千方百计搜集图书典籍，并组织官员对这些图书进行整理和校勘“其时官府臧书的保管措施也已非常完备，以馆阁藏书的防火措施为例，一是新省围墙外留空地，充作巡道；二是省内专设有“潜火司”，备有灭火器材及设施；三是严格实行火禁。在图书防潮方面，每年五月一日至七月一日要举行曝书会。此外，还设有图书专职保管和宿值制度。

明代由于太祖、成祖及宣宗等的重视藏书，广事搜求，故皇家藏书极一时之盛。皇家的文渊阁、皇史成的藏书琳琅满目。除了皇家内府藏书外，其时中央机构各部院、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学等也都收藏有数量或多或少的书籍。

清代虽未设有专门的官藏机构，但在内府皇帝休憩理政之处如文渊阁、武英殿、懋勤殿、昭德殿，南薰殿、养心殿、昭仁殿、紫光阁、南书房、皇史成、内阁等，都有数量不等的藏书；而乾隆皇帝为分藏《四库全书》所建的南北七阁，其规模和布点堪称是官藏之最。此外，翰林院、国子监等中央官府机构及各省、府、县地方官府机构也往往附设有藏书处。

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比公家藏书的历史要稍迟，学术界一般将其追溯到春秋战国，其时据《韩非子·三难》等篇所载，民间已出现了收藏法家、兵家等著作的现象。孔子、老子是我国古代记载最早的藏书家。

至秦汉，私家藏书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汉代出现了像西汉河间献王、东汉蔡邕，这样收藏颇富的藏书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书籍的制作基本由竹木简牍和缣帛书籍过渡到物廉质轻的纸抄本，故此私家藏书事业有了飞速的发展，藏书家群体的构成和社会藏书风尚也为之一变。藏书已非贵族高官的专利，贫寒之家也出现了藏书的现象。于是，这一时期无论是藏书家的人数还是藏书数量都比汉代大有增加。特别是在社会政治相时安定、经济文化发展较为平稳的江南，其藏书家的数量在南朝时首次超过北方，并出现了萧绎这样拥书八万卷之巨的大藏书家。在此背景下，这时开始出现了专门用以藏书的书室或书楼及中国私家藏书史上最早的私家藏书目录。他们的藏书思想除个别人比较保守外，大多比较开明，能做到供人借抄、与人共读，甚至无私地捐赠给善读者。同时，他们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以抄书和贩卖图书为生的专业人员对私家藏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佣书”和“书贩”作为一种职业的出现，无疑使图书的积聚更为方便，从而大大加速了私家藏书的发展规模。

至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事业的迅速发展期。不仅藏书家的数量远非秦汉时期可比，而且其藏书的数量和质量远在秦汉之上。其时，藏书家还有许多创造，如：唐代藏书家颜师古，在收藏书籍外，还收藏古书画、古器物、书帖等，从而扩大了藏书楼收藏的范围；五代青州藏书家王师范，聚书数千卷，请杨彦询掌管，这是私家藏书聘请专职人员管理藏书的最早记载；五代藏书家和凝，有集百卷，他自篆上版，模印数百部，分送友朋，开藏书家自刻文集之风。这些都对后世私家藏书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私家藏书事业的繁荣期。在这一时期，私家藏书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藏书风气非常兴盛，藏书活动从北到南延续不断；藏书家、藏书世家大量涌现，并由贵族官僚向平民阶层发展。二是藏书规模大。在宋代五百余名藏书家中，藏书量在万卷以上的就近四百人，占百分之八十左右。三是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在南方的确立，南方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已逐步超过了北方文化，自然其私家藏书事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超过了北方，并由此奠定了其后近千年南方藏书发达的局面；四是私家藏书目录的编制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先开题要之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首创解题一体，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独报版本记载，而郑樵的《校傩录》更是开创了对藏书目录学的研究工作等，从而一扫此前官藏书目一统天下，孤掌难鸣的沉闷局面，极大地改变了私家藏书系统长期以来只有藏书而无学术的简随形象。由此发端，后之私家藏书编目遂形成制度，书目成果多若繁星，官私藏书目录形成并驾齐驱，各领风骚的格局。^[2]

明代私家藏书达到了空前兴盛的地步。以藏书家人数而言，其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一代，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一书就有四百二十七人（不含以藏书著称的藩王）。而据现代学者的统计，明代藏书家更是多达七百余人。我们只要略举宋濂青萝山房、叶盛菉竹堂、王世贞小酉馆、项元汴天籁阁、范钦天一阁、赵琦美脉望馆、祁承㸁澹生堂、钱谦益绛云楼……便可想见当时私家藏书之盛况。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一些著名藏书家还根据他们的实践经验提出并总结了一些系统的鉴别古书的经验和皮藏、编目等藏书理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内涵。这其中，山阴藏书家祁承㸁及其《澹生堂藏书约》更是功不可没。

消代是我国私家藏书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它承继明代的遗风，讲求宋元旧刻、明刻精印及精校精抄本，并逐步形成地区的群体。20世纪初杨守敬在《藏书绝句序》中总结说：“其收藏之地，于吴则苏、虞、昆诸一剧邑，于浙则嘉、湖、杭、宁、绍诸大郡，大都一出一人，此散彼收，朱玺红泥，灿然罗列。”^[3]除苏、浙两地外，北京则是北方藏书家的荟萃之地。山东、福建等地也是藏书家集中之地。其时，藏书家有按藏书目的、藏书特色而形成的赏鉴家、校勘家的区别。藏书家的数量及其藏书规模，均超过任何一代。他们在学术研究、文化发展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耍的作用。(www.xing528.com)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私家藏书开始由盛转衰，其原因有二：一是近代社会新的文化机构“图书馆”的出现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封建私家藏书的衰落；二是由于私家藏书赖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经济之支撑、馆舍之建造、藏书之补充等均有所削弱，并促使其逐步解体。其时私家藏书的变化，莫过于藏书的散出。这种情况是私家藏书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方面由于政局的更迭、战争的毁坏，藏书家家道中落，无力支持家中藏书，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私藏的延续。另一方面，则由于沿海通商，财富积累迅速，出现了一大批富商豪贾；中兴将帅更是权大势大；他们通过让购、掠夺取得旧刻名抄，马上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兴藏书家。

对于历代私人藏书的现象，明清学者多有论述。如明代胡应麟将藏书家划为好事家和赏鉴家两类，清代洪亮吉则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类，而叶德辉则分为著述家（考订、校雠家之合称）、校勘家、收藏家、赏鉴家四类。

1.寺院藏书

佛教寺院藏书起源于东汉末年，那时的白马寺等寺院已有藏书形态出现，并具备了一定数址的藏书。相传佛典《四十二卷经》流入中国后，便收藏在兰台石室。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右了很大的发展，印度和西域僧人大量进入中国，在中原内地广泛传教，大量译经，中国信佛和出家人成倍增长，全国各地广建寺院，历代统治者不仅实行扶持佛教政策，而且还专门设立僧官制度，置专地皮藏佛教典籍。在此背景下，寺院藏书事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在东晋时期，我国南方地区已形成了庐山东林寺和建康道场寺两大寺院藏书中心，并产生了专门的佛典目录——《众经目录》和《综理众经目录》。

的唐时期是寺院藏书的极盛时期，无论是藏书的数量，还是藏书的品种和规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籍会通二》中曰：“凡释氏之书，始于汉，盛于梁，极于隋唐。”其时，各地寺院都或多或少收藏有官写及民间所抄的佛经典籍，其中一些像庐山东林寺这样大的寺院往往收藏量在万卷以上。其中手写的大藏是这一时期寺院藏书的主体，另外还有少量的雕版印刷的佛经。与此同时，寺院藏书制度也趋于完善、成熟。如庐山东林寺在义彤主持经藏院时，从采集到分类、编目、排架等工作，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藏书工作程序，与现代图书馆的业务流程几乎无二，这表明经藏制度在唐代已经确立。

宋、辽、金、西夏、元数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对佛教的扶持，故这一时期的寺院藏书虽不及隋唐之盛，但也比较发达。一些大的寺院往往藏书达万卷上下。当然这些寺院藏书绝大多数为佛教经卷，但也有少数为历朝君主所赐的御书、御札和僧人所作的语录及诗词、散文等。其藏书特色除传统的手抄本外，大量的为雕版印刷品。

明清时期的寺院藏书沿袭唐宋以来的传统，藏书内容仍以《大藏经》为主。但在寺院和道观藏书的藏书楼建设及图书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消嘉庆十四年、嘉庆十八年，著名学者阮元曾分别为杭州灵隐寺和镇江焦山寺撰写了《书藏条例》。

2.道观藏书

道观藏书的起源时间要比寺院藏书稍迟一些，开始于西晋。与此同时，西晋时期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道书目录——葛洪《抱朴子·遐览篇》。至南北朝时期，道观藏书经过充实与完善有了较快的发展，个别道教道观已收藏有近万卷经书，并出现了分类体系比较完备的道经专门目录——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隋唐时期是道观藏书的繁荣时期，其时一些大的道教宫观藏书量往往在万卷左右；其内容涉及道家诸子、道教经典、科仪、类书、论著、诗词及变文等，而且大多还编有目录。此后，道观藏书随着道教的不断发展而日臻完善，成为我国古代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从整体上说，中国历史上的道观藏书不及寺院藏书发展得快，也不如佛教藏书地位高。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宗教藏书绝不止佛教和道教两种，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机构也收藏有或多或少的图书，如近代耶稣会土就在上海设有徐家汇藏书楼、尚贤堂藏书楼等，但它们的地位和影响远不及佛教和道教寺观藏书。

书院藏书是我国古代四大藏书系统中最后形成的一个藏书系统。它始于唐代，如清光绪《江西通志》卷八二云：”乐林书院在德安县，唐义门陈袁建，聚书千卷，以资学者。”至宋元时期为中国古代书院的兴盛期，书院藏书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宋代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的藏书之富自不必说，即使是普通之书院，其藏书也很丰富，有的甚至超过国家藏书。如魏了翁《鹤山书院始末记》曰：“堂之后为阁，家故有藏书，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4]这些书院藏书为帅，生提供研习之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元代的书院藏书在宋代的基础上又大大进了一步，以藏书规模而言，成都草堂书院石室贮藏了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刻本、手抄木、拓本、手稿本书竟达“廿有七万”卷之多，远远超过宋代鹤山书院十万卷之数。其时书院藏书事业之盛，于此可见一斑。此外，书院的藏书建设至元代也已进入了正规化、制度化阶段，已设置专人管理书院的藏书，并形成图书借阅制度。同时，元代书院的藏书刊播、藏书利用及藏书特色等方面也都有可纪之处。^[5]其时，像杭州的西湖书院已承担了国家图书出版的主要任务，支持着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还利用书院中的藏书编写了许多院藏图书目录和学术著作。明清时期，书院的藏书事业没有达到宋元时期水平，但这一时期的书院藏书仍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如藏书楼建设、院藏书目的编制以及图书管理制度的规范化等。

书院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以下几处：一是朝廷敕赐；二是官吏向各官书局征集；三是官吏捐置；四是私人捐赠。

书院藏书的出借有一定的规定，不得随意出借，有的甚至还有比较严格的规章制度。如《白鹿书院志》卷一。、卷——便载有这方面的内容。同时，有的书院还往往编制书院藏书目录。

书院藏书具有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它供书院的师生借阅，这是它与私家藏书楼的最大区别。师生正是利用丰富的书院藏书，研究学术，从而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