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的旧金山会议[1]承认了乌克兰的联合国成员地位，并将之视为创始成员。这将乌克兰的国际地位提高到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国自治领，乃至比利时和巴西等主权国家比肩的程度。尽管如此，此时乌克兰距离取得国家独立以与其联合国成员地位的要求相称，还有接近半个世纪的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乌克兰为瓦解各个帝国并在帝国的废墟上创立新的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这一进程让全世界的独立国家数量从1945年的70个增加到今天的190多个。
尽管乌克兰拥有了联合国席位，地位也有了提高，但战争结束之际的乌克兰一片凋敝。从地图上看，乌克兰似乎已经跻身于战争的主要受益者之列——其领土增加了超过15%——然而这个共和国实际上却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它失去了多达700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15%还多。在剩下的3600万乌克兰人中，约1000万人流离失所，约700座城镇和2.8万个村庄已成废墟。乌克兰损失了40%的财富和超过80%的工农业设备。1945年，这个共和国的工业品产量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农业产量也不过战前水平的40%。
乌克兰的工业基地已被苏联的焦土战术、德国人的去工业化和去城市化政策以及两军的激烈交战摧毁。在某些地区，乌克兰的建设甚至几乎需要从零开始。西方的顾问们建议说修建新厂比修复旧厂更容易，然而当局决定重建其在30年代曾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工厂。与从前一样，苏联将重工业置于优先地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其他领域都没有那么紧迫。
到了1948年，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战时同盟已经为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冷战取代。与西方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前哨一样，苏联对欧洲中东部地区的控制也变得岌岌可危。由于苏军已经部署在西至德国的地区，乌克兰不再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那样是一个紧邻西方敌人的边境共和国，然而其在整个苏联工农业生产力上的重要性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样巨大。为了应对许多人眼中共产主义东方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乌克兰必须生产武器、食品和士兵。对乌克兰人而言，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枪炮和少得可怜的黄油。到了1950年，乌克兰已经恢复了其经济潜力，但它的农业生产拖了后腿，直到60年代才重新达到战前水平。
重建破碎的经济、重新安置受到震惊和创伤的社会，以及重建党对战争期间一度落入德国人及其盟友之手的地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是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中乌克兰的主旋律。在西乌克兰，也就是那些从前属于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省份，由于德国入侵之前苏维埃的统治只维持了不到两年时间，所谓恢复党的控制事实上是引入党的控制。这段时间里，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模式在整个乌克兰范围内得到（重新）执行。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再热衷于实验——斯大林主义在其晚期显然已经耗尽了革命激情。斯大林及其助手们所做的大部分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受到刚刚结束的战争和针对西方国家的备战（克里姆林宫相信战争很快就会到来）的影响。
扎波罗热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战前苏联工业化的巨制之一，也是被苏联政治金字塔顶层人士赋予高度优先地位的重建项目。苏军在1941年撤退时，曾炸毁扎波罗热水坝的一部分。在1943年，当德国人打算完成苏军的未竟工作时，苏联人却挽救了这座大坝的残留部分——他们的间谍剪断了用来引爆炸药的线路。大坝和水电站的重建成为新任扎波罗热地区共产党首脑、未来的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工作重点。勃列日涅夫在1946年来到扎波罗热，发现这座水电站和那些环绕它修建的工业企业已成为一片瓦砾。“砖块和钢铁的缝隙里长出了青草。野狗的狂吠声从很远之外就能听见。周遭除了废墟一无所有。烧焦的树枝上挂着乌鸦的窝巢。”这是勃列日涅夫对1946年夏天他参观扎波罗热工业基地时的第一印象的回忆，“在内战之后我也曾看到过类似的景象，然而当时最令人恐惧的是那些工厂的死寂，此时它们却已完全化为瓦砾。”
根据一个政府委员会的报告，此时的扎波罗热市没有电力供应，也没有自来水。超过1000栋公寓楼、74所学校、5家电影院、2所大学和239家店铺被彻底摧毁。然而莫斯科将勃列日涅夫派往扎波罗热的主要目的并不于重建城市，而是让那座水电站和被称为扎波罗热斯塔尔的钢铁厂重新运转起来。勃列日涅夫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任务。1947年3月，扎波罗热水电站开始发电。同年9月，钢铁厂生产出第一批钢材。为了奖励勃列日涅夫的功劳，克里姆林宫在1947年11月将勃列日涅夫从扎波罗热召回，提升他为邻近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乌克兰经济的主要引擎之一）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勃列日涅夫离开扎波罗热时，此地已经在生产电力和钢材，然而仍是一片废墟。这就是乌克兰的战后重建模式——工业企业优先。民众的苦难甚至死亡则被置之不理。
在其首次出版于1978年的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提到了当时城市中的艰难形势，却对乡村的状况不置一词。1946年和1947年，乡村地区再次出现了规模堪比1932年和1933年的饥荒。近100万人在这场饥荒中死去。受灾最重的是乌克兰南部，包括勃列日涅夫领导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地区。毫不意外，由于他自己身处高位，勃列日涅夫对当局这桩导致数十万公民饿死的新罪行缄口不言。另一名高官则拒绝保持沉默，他就是当时勃列日涅夫的上级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回忆录通过地下渠道流入西方，并于70年代在美国出版，然而苏联读者直到80年代晚期才能读到它。（与之相较，勃列日涅夫的回忆录在70年代的印数就达到近1500万册。）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不仅描述了饥荒的景象，还描述了共和国领导层在救助受难者时所表现出的无能——在影响乌克兰人生死的问题上，莫斯科仍是唯一的决策者。
正如他对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做出的解释一样，赫鲁晓夫将这场新的乌克兰饥荒归咎于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他无疑是找对了目标。1946年夏天，乌克兰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然而莫斯科当局仍从被战争和糟糕收成破坏的乌克兰乡村征粮。各个城市的再次工业化和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此时都需要粮食。斯大林向东欧输粮数以百万吨计，以使这些地区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保持运转。为阻止即将到来的灾难，赫鲁晓夫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要求像对城市居民一样给农民发放配给卡。他的请求被置若罔闻。此外更有人开始散布流言，指控赫鲁晓夫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因为他对他的共和国及其民众表现出了过度的保护。赫鲁晓夫很快就失去了斯大林的宠信，并遭到降职。尽管他仍保留了乌克兰政府首脑的职务，却失去了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的位置。他的新上司、乌共党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接任者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20年代乌克兰化政策的推行者和30年代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
卡冈诺维奇将自己在乌克兰的新使命视为加强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新古典主义诗人、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马克西姆·雷利斯基[2]成为卡冈诺维奇的意识形态政治迫害的主要受害人。他在媒体上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并在1947年秋天被撤职。尽管斯大林很快就将卡冈诺维奇召回莫斯科，赫鲁晓夫也夺回了他的党内职务，对乌克兰文化界人物的攻击仍在继续。这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领域负责人安德烈·日丹诺夫[3]发起的全国性运动的一部分。日丹诺夫给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想想不纯”和“向西方献媚”等罪名。日丹诺夫发起的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包括俄罗斯讽刺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4]和乌克兰讽刺作家奥斯塔普·维什尼亚[5]。作家们在作品中只能描述一种冲突：好和更好之间的冲突。这等于捆住了讽刺作家的手脚。对意识形态异见者的搜寻范围从作家群体扩大到音乐家和历史学家群体。在乌克兰，迫害“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在1951年达到顶峰：这一年，《真理报》对杰出诗人弗拉基米尔·索休拉[6]写于1944年的爱国诗歌《热爱乌克兰》（“Love Ukraine”）发动了批判。当局寻求强化对从前德国占领区的控制，因此在战争期间有助于动员乌克兰爱国主义反抗德国侵略的作品如今被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
苏联将1941年到1945年间的苏德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由于苏联政权在战争中没有倒下，并击退了侵略者，因此这场战争为当局赋予了新的合法性。然而战争同样改变了苏联的政治版图，让民众获得了革命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力量。莫斯科重建意识形态统一性及中央集权水平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乌克兰这样的共和国尤其如此。进入50年代之后很长时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仍在继续。西乌克兰（尤其是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在战后多年仍处于事实上的军事占领状态，并受到与乌克兰其他地区不同的对待。
直到20世纪50年代，乌克兰反抗军仍在加利西亚乡间挑战苏维埃的统治，比东欧其他苏占区任何武装反抗力量坚持的时间都长得多。在1947年左右，乌克兰反抗军的指挥官们改变了战术，将大型部队拆分为不超过50人的小部队，后来又进一步拆分为不超过10人的小组。他们避免与人数优势巨大的苏军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保存力量，等待在他们看来随时可能发生的苏联与西方之间的新战争。与此同时，这些小规模反抗军部队仍为苏维埃当局带来麻烦。他们攻击共产党的代表，攻击国家机器，并破坏当局的农业集体化努力和当局通过教育系统实施的对当地的苏维埃化。当局则以镇压手段做出回应，其中包括对数十万被怀疑支持地下组织的乌克兰人的流放。
直到1950年春天，苏联安全部门才追查到乌克兰反抗军总司令罗曼·舒赫维奇的下落，并将他杀死。另一名指挥官接替了舒赫维奇的位置，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有组织的抵抗运动遭到大面积摧毁，而小股的地下部队彼此之间也失去了联系。一些反抗队伍设法穿过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境来到西方，在联邦德国加入斯捷潘·班德拉领导下的流亡民族主义者群体。1951年，为了搜集情报，英国和美国开始将班德拉组织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空投回乌克兰。作为回应，苏联加强了对班德拉和其他在德国的乌克兰流亡者领袖的暗杀努力，并在1959年秋天取得成功：一名苏联间谍用一支填充了氰化物的喷枪杀死了班德拉。刺客于1961年叛逃到西方，承认了其刺杀班德拉和在1957年刺杀另一名乌克兰流亡者领袖的行为。他在联邦德国法庭上的证词充分证明：杀害流亡者领袖的命令出自苏联政府的最高层。
在斯大林时代的最后几年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无论是真正的还是仅仅只是受到怀疑的——并非苏联宣传机构和秘密警察的唯一打击目标。就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犹太人在苏联的敌人名单上进入了前列。在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清洗行动中，犹太人就是受害者之一，然而直到40年代晚期，他们才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打击目标。这一转折与冷战的开始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同步发生。此时苏联的犹太公民开始被怀疑为两面派，与西方站在一边反对他们的苏维埃祖国。
1948年1月，苏联犹太人领袖之一、著名演员和艺术指导所罗门·米霍埃尔斯[7]被杀害。当年年底时，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8]被投入了监狱。热姆丘任娜出生于乌克兰南部，是米霍埃尔斯的积极支持者。苏联媒体向所谓“世界主义者”（“犹太人”的隐语）宣战，将许多犹太人从党的机构和安全机构驱逐出去。乌克兰犹太人成为这场歧视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1952年，随着许多犹太医生的被捕，这场反犹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些犹太医生与他们的斯拉夫同事们一样，被控谋害包括安德烈·日丹诺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而事实上日丹诺夫在1948年死于自然原因。直到斯大林去世，这场反犹运动才被终结。苏联领导层为这场运动踩了刹车，并从监狱里释放了那些幸存下来的医生。然而，反犹主义仍在莫斯科、基辅和其他苏联中心城市的权力机关中阴魂不散。
约瑟夫·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他的去世宣告了苏联历史上最恐怖的年代的终结。他推行的政策将在接下来数代人的时间内对其继任者们和他们领导下的国家产生影响。反犹运动正是这些政策的诸多方面之一。去斯大林化将成为斯大林的继承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主政时期的重要特征。然而，这位乌克兰共产党前领导人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掌握党和国家的权力，进而开辟其反斯大林主义的路线。
尼基塔·赫鲁晓夫登上苏联权力之巅的历程始于1949年12月。当时斯大林将正在利维夫与民族主义地下组织作战的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并将他此前担任过的莫斯科地区共产党首脑职务交还给他。盛大的斯大林七十周年诞辰庆祝活动在赫鲁晓夫抵达莫斯科之后几天举行。在官方庆典上，斯大林让赫鲁晓夫坐在自己身边，而另一边则安排了从中国来访的贵宾毛泽东。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很快成为4名最有权力的苏联领导人之一。1953年6月，他策划了对其最危险的竞争者、安全机构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9]的逮捕行动。1955年2月，他除掉了贝利亚曾经的盟友、苏联政府首脑格奥尔基·马林科夫[10]。1957年6月，他又粉碎了斯大林的前助手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反抗。1958年3月，赫鲁晓夫成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首脑。他的成功离不开他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帮助：由于俄罗斯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党组织[11]，乌克兰共产党就成了全苏联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以人口计），因此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拥有最多的票数。
赫鲁晓夫慷慨地回报了他的乌克兰代理人，将他们召回了莫斯科。第一个回到莫斯科的是阿列克谢·基里琴科[12]。他是革命之后第一个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把手的乌克兰人。1957年，基里琴科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苏联权力第二大的人。赫鲁晓夫的门生们还包括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前党委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他成了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就是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乌克兰党组织的另一个贡献是尼古拉·波德戈尔尼（乌克兰语作米科拉·皮德霍尔尼）[13]。他曾经担任乌共中央的第一书记，在1963年被赫鲁晓夫提拔进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以上这些人以及赫鲁晓夫的其他几十名门生也都将自己的代理人从乌克兰提拔到中央。斯大林在其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依赖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干部，赫鲁晓夫依赖的则是从乌克兰来的人。通过将乌克兰共产党的干部提拔到莫斯科的实权岗位上，赫鲁晓夫让乌克兰共产党精英阶层成为俄罗斯共产党[14]的新搭档以及管理苏联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政府首脑。这个阶层的成员们取得了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力，也在乌克兰内部事务的决策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
从1954年1月的全苏联佩列亚斯拉夫会议（1654）[15]300周年庆典开始，乌克兰逐步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序列中取得了仅次于俄罗斯的光荣地位。这次会议批准将哥萨克国置于莫斯科沙皇的保护之下。党的官方宣传机构将它歌颂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重新统一”。这一口号植根于19世纪俄罗斯帝国那套“罗斯的重新统一”话语——它需要专制的俄罗斯国家的努力和保护才能实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一份特别文件——《关于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的决议》（“Theses on the Tercentenary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Ukraine with Russia”），对这一口号在新形势下的意义做出了解释。这份文件以将俄罗斯人视为“苏联所有民族的领导力量”（这是1945年5月斯大林在庆祝苏德战争结束的宴会上祝酒时创造的说法）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为基础。它将乌克兰人提升为苏联第二重要的民族。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不同的民族，却因为历史和文化的缘故紧密联系在一起。
苏联当局下令为该纪念日建造一批纪念碑，并用“乌克兰与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这些冗长而别扭的字眼为许多机构命名，其中包括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一所大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所大学由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在1918年创建，其时俄军已被赶走，乌克兰正处于德国控制之下。最为大方的象征性姿态则是俄罗斯联邦管辖的克里米亚半岛在1954年2月被移交给了乌克兰。此前10年，克里米亚鞑靼人由于被指控全体与德国人合作，被迁出了克里米亚。尽管官方宣传机构竭力把克里米亚半岛的移交描述为两个民族兄弟情谊的证明，这一行动的真实原因却没有那么浪漫。关键的原因在于地理因素。克里米亚半岛与俄罗斯之间被刻赤海峡隔开，却通过交通线与乌克兰本土连接在一起。战争、德国的占领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被驱逐等事件破坏了克里米亚半岛的经济，其重建需要来自乌克兰的帮助。
克里米亚在1950年向国家上缴的粮食、烟草和葡萄数量分别只有1940年的五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从俄罗斯联邦来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定居者们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对当地经济的重建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当赫鲁晓夫在1953年访问这个半岛时，沮丧的定居者们将他的轿车团团围住，要求得到援助。赫鲁晓夫从克里米亚直奔基辅，开始关于将克里米亚移交给乌克兰的谈判——他认为乌克兰有责任帮助这个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地区，也相信乌克兰的农业专家们知道该如何对付干旱和在干草原地区种出粮食。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代理人和莫斯科的同僚向他提供了支持。到了1954年2月，乌克兰、俄罗斯和全苏联的最高苏维埃已经签署了移交协议。
克里米亚成了乌克兰的一部分。这是乌克兰领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基于地理和经济考虑而非出于族群因素的扩张。在克里米亚的120万居民中，俄罗斯人占了71%，乌克兰人只有22%。新的安排以及来自乌克兰政府的投资和技术对这个半岛不无裨益。从1953年到1956年，克里米亚的葡萄酒产量增长了一倍，发电量则增长了近60%。不过，克里米亚经济的主要增长发生在下一个10年中，其原因是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修建——这条运河的第一期工程在1963年完成。随着工程在接下来的年头里继续推进，这条运河让第聂伯河总水量的30%得以进入克里米亚，灌溉了超过6000平方千米的农业用地。此外运河还成为费奥多西亚、刻赤和苏达克的用水来源。
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于1956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秘密讲话为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的命运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这位新领导人抨击约瑟夫·斯大林掀起的对党员的清洗运动违反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他并没有提到数百万非党员所受到的迫害，没有提到1932年和1933年的大饥荒，也没有提到对许多民族进行的整体人口迁移。随着赫鲁晓夫讲话启动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不断推进，许多乌克兰前领导人——如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弗拉斯·丘巴尔和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都获得了政治平反。乌克兰的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联秘密警察机构的新名字）和乌克兰总检察院重新审查了近100万件政治恐怖受害者的案件，平反了近30万人。被控持乌克兰民族主义立场、参加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和与德国人合作等罪名的人所受的起诉和判决则仍然有效。不过，仍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成员从古拉格系统中被释放出来，那些幸存在世的乌克兰天主教会主教和神父们也同样获释。这些人一经获释，克格勃就对他们中的大多数实施了监控。
赫鲁晓夫本人也是一名信徒——他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公开向他的人民和全世界宣布：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将在接下来的20年中奠定。用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来说，这就意味着生产大量消费品的能力，而当时苏联正处于消费品供应短缺之中。赫鲁晓夫还在党内通过了一份新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对这一确定了共产主义天堂降临日期的世俗宗教的推动与对传统宗教进行的斗争同步进行。战后在去斯大林化过程中，赫鲁晓夫对宗教团体实施了新的压迫政策，承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消灭宗教，还保证会在不远的将来在电视上播出最后一名宗教信仰者的镜头。20年代和30年代的反宗教运动得以复兴，成千上万的东正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和祈祷所遭到关闭。从1960年到1965年，乌克兰的东正教会数量从8207个下降到4565个，减少了接近一半。乌克兰东部和中部的宗教组织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当局在加利西亚则更谨慎，不想因为关闭太多教会而驱使新改宗的东正教信徒们转投处于地下状态的乌克兰天主教会。
许多人都明白对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预言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段，然而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结束、某些类别的政治犯的获释以及揭露斯大林执政时期阴暗面的作品得以出版（其中包括曾在1945年至1953年间沦为古拉格囚犯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6]的作品）等现象都制造出一种被称为“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自由的气氛。在乌克兰，“赫鲁晓夫解冻”的标志是在斯大林统治晚期作品被禁的一批作家和艺术家重归公众视野，其中包括乌克兰最著名的电影制作人亚历山大·多夫任科[17]——他终于得以结束自己在莫斯科的流放状态，回到家乡重新开始工作。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遭到批判的诗人马克西姆·雷利斯基和弗拉基米尔·索休拉也重新活跃起来。他们促进了新一代乌克兰诗人的成长，其中包括伊凡·德拉奇[18]、维塔利·科罗迪奇[19]和莉娜·科斯坚科[20]等“60年代”诗人中的领军人物。这一代诗人不断寻求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化的限制。
面对那些感到焦虑的干部，党的新路线则被包装成向“列宁主义原则”的回归。这意味着许多东西，其中包括终结对党政机关的清洗和某种程度上的权力去中心化。这两项转变都令各地区和各共和国精英阶层的力量得到增强。乌克兰的干部们非常欢迎这样的新机遇。各地建立了负责经济发展的地方委员会（另一项向20年代政策的回归），这让乌克兰的当权者掌握了位于本国境内企业的90%以及全部农业设施。较之他们的前任，此时的当权者们独立于中央的程度大大提高了。从50年代初开始，乌克兰的管理者们就变成了当地官员，几乎不再有来自俄罗斯或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党政官员流入。地方干部们互相之间连接成一种裙带网络，而党机关第一把手的位置则由他（当时的党机关中很少有女性身影）对其上级的个人忠诚决定。乌克兰共产党的这张网络一直延伸到克里姆林宫，由此变得比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中的网络更加稳定和独立。
赫鲁晓夫的改革促进了苏联工业的惊人发展，也让苏联社会的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他提出的五层廉价公寓（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公寓）建设计划改变了每一座苏联城市的天际线，让数以十万计的市民得以从临时居所和狭小的社区公寓搬进配备了暖气、自来水和室内厕所的独立公寓。在赫鲁晓夫时代，尽管大部分国家资源都流向了对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和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开发，乌克兰仍是新的工业增长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之一。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第聂伯河上又出现了三座新的水电站，改变了自然的河水流向，形成了巨大的人工湖，淹没农田和附近的矿山，并永久性地改变了当地的生态。为生产农业杀虫剂和大众消费品而建起的化工项目增强了乌克兰的经济实力，却也增加了乌克兰生态系统的压力。乌克兰还深深地参与到苏联的核计划和太空计划中。这两项计划都是伴随了几乎整个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的产物。铀矿在1648年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与波兰王室军队之间的第一次战役发生地附近的城镇若夫季沃季被发现并得到开采。欧洲最大的导弹工厂则兴建于附近的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乌克兰对苏联实现进入太空的突破同样贡献巨大。作为对这一贡献和乌克兰在苏联加盟共和国序列中象征性地位的认可，第一名搭乘苏联火箭进入太空的非俄罗斯宇航员就是乌克兰人。这名宇航员名叫帕夫洛·波波维奇[21]，出生于基辅地区。他在1962年首次进入太空，并在1974年再次实现太空之旅。
可以预见，苏联的太空计划发展和军工项目并未为民众带来多少福利，反而让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濒临饥荒。这次食品短缺的直接原因是苏联农业生产遭遇了一系列旱灾。这一次，政府不再像1932—1933年间和1946—1947年间那样继续出口粮食，而是决定从国外进口粮食，从而避免了重复上述时期的灾难。这一举动成为与斯大林时代分道扬镳的标志。通过大幅提高农业产品的收购价（其中粮食价格提高了7倍），赫鲁晓夫努力减轻农民们的困境，增加集体农庄的生产效率。他还将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们的自留地削减了一半，认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免于家中的额外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集体农庄的耕作。
然而赫鲁晓夫出于善意的政策没能带来他期待的结果。他继续保留着集体农庄应该种植什么作物以及如何种植的决定权，努力推动玉米产量的增长，然而玉米无法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官僚们所选定的地区生长，最终也没能长出来。赫鲁晓夫试图让农民获得更多休息时间，却因此削弱了自留地上的农业产出。从1958年到1962年，农民们个人拥有的家畜数量从2200万头下降到1000万头，减少了一半多。旨在增加生产力、提高乡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改革反而让城市中的农业产品价格飞涨：黄油的价格增长了50%，肉类价格则增长了25%。50年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记忆中失去的天堂，而农民们则更喜欢60年代。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身边小圈子的成员们（包括他来自乌克兰的门生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尼在内）通过一场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赫鲁晓夫为苏联带来改革，却没有多少苏联公民为他说好话。他们反而充分利用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提供的机会，公开对这位被推翻的领袖和他的经济政策提出抱怨，因为他的经济政策让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让农业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苏联的新领导人们发动政变的部分原因在于担心赫鲁晓夫会将经济困境归咎于他们，并剥夺他们的权力。他们决定放慢脚步，废除了地区经济委员会，在莫斯科重建全国性的政府部门，将之作为苏联经济的主要管理机构，从而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不过他们并未触动处于高位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由此将农业从斯大林时代的收入来源变成了一个不断需要新补贴的经济黑洞。集体农庄中的农民们的生活从来不易，此时也有了小小的改善，然而他们的生产效率并未能提高。此外，新领导人们一直没有恢复农民的自留地份额，而是继续压制农业领域中个人的积极性。与赫鲁晓夫一样，他们将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官方目标，却又担心私有财产和个人积极性带来的威胁。
赫鲁晓夫下台了，接替他成为党的第一把手的是缺乏理想主义色彩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使得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明天”宣传运动逐渐降温，斯大林时代那种对公共讨论的管制也得以恢复，高压政治卷土重来。作为转变的信号，新的领导层逮捕了两名在西方出版作品的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22]和尤里·丹尼尔[23]，并以从事反苏活动的罪名起诉他们。逮捕发生在1965年秋，即赫鲁晓夫被解职之后一年。1966年年初，这两名知识分子被分别判处7年和5年苦役。这场审判意味着“赫鲁晓夫解冻”寿终正寝。
在乌克兰，逮捕行动始于1965年夏天，比上述事件还要早上几个月。基辅和利维夫的年轻知识分子在“解冻”时期开始进行文学和文化活动，如今却成为克格勃的目标。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早期活动家叶乌亨·斯维尔斯丘克[24]在后来将他们的活动定性为一场为“年轻的理想主义……对真理和正直的寻觅……以及对官方文学的拒斥、抵抗和反对”所驱动、主要发生在文化领域的运动。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关注乌克兰民族及其文化的命运，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进行论争，不断挑战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和“重归列宁主义”运动所设定的限制。这一点在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第一批“萨姆维达夫”（samvydav，俄语读作samizdat，意为“自行出版”）作品之一《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篇文章写于1965年针对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的第一次逮捕行动之后不久，作者是年轻的文学批评家伊凡·久巴[25]。文章认为斯大林主义的苏维埃民族政策已经脱离了列宁主义方向，成为国际主义的敌人，并为俄罗斯沙文主义所绑架。(www.xing528.com)
当局在政治上越来越僵化，对各种形式的反对也越来越不能容忍。然而，在乌克兰，“赫鲁晓夫解冻”却并未随着第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被捕而结束，并在某些方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点至少在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的复兴上体现得十分明确。这场复兴运动拥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乌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彼得罗·谢列斯特[26]。谢列斯特出身于乌克兰东部哈尔基夫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20年代加入共产党。与同时代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们（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获得平反，还在60年代的乌克兰受到纪念）一样，谢列斯特相信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是听从莫斯科的命令，而是推进乌克兰的经济发展，并支持乌克兰的文化。此时俄语给乌克兰语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开始，乌克兰语学校的学生数量就不断下降，而俄语学校学生所占的比例却从1939年的14%升高到1955年的25%，在1962年更是超过了30%。
这样的数据让彼得罗·谢列斯特感到不安。他主导了一场新的乌克兰身份认同建构运动。这种身份认同以乌克兰在击败德国侵略中做出的贡献和其在苏联中提高的地位为傲，将对社会主义实验的忠诚、乌克兰本土爱国主义和对乌克兰历史文化的推崇融为一体，堪称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苏维埃身份认同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罗马尼亚乃至外喀尔巴阡地区形成的民族认同的结合。尽管苏维埃元素在这种身份认同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却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在文化上变得比在别的情况下更有乌克兰色彩，变得更加自信。
这一时期莫斯科的政治局势与20年代颇有相似之处，让谢列斯特得以回归民族共产主义理念，并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仍长期保有实践这种理念的能力。与20年代一样，60年代有许多政治派系参与到对党和政府的控制权的争夺中，来自乌克兰共产党干部的支持在莫斯科变得十分重要。当时勃列日涅夫集团正面临以克格勃前首脑亚历山大·谢列平[27]为首的干部集团的竞争，谢列斯特乐意以向勃列日涅夫提供支持来为乌克兰换取有限的政治和文化自治权。这一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在1972年走向终点。其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将谢列平边缘化，决定开始对付谢列斯特。后者在1972年被调往莫斯科。尽管谢列斯特仍是位于莫斯科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因他的著作《啊，乌克兰，我们的苏维埃故乡》（O Ukraine，Our Soviet Land）而被批判为倒向民族主义，因为这本书充满了对乌克兰历史和乌克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的骄傲之情。
勃列日涅夫以他的忠实党羽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28]替代了谢列斯特。谢尔比茨基来自勃列日涅夫的家乡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派在莫斯科和基辅排挤了其他乌克兰干部，对党和国家机器的控制越来越牢固。随着谢列斯特离开乌克兰，他的追随者遭到清洗，而乌克兰知识分子群体也受到攻击。“民族共产主义”作品《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的作者伊凡·久巴由于他在1965年的这篇作品，被判5年劳改外加5年国内流放。米哈伊洛·布莱切夫斯基[29]和其他许多研究1917年之前的乌克兰历史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哥萨克时期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被逐出了乌克兰科学院等机构。克格勃补上了它在彼得罗·谢列斯特掌管乌克兰时无力完成的任务。然而，高压措施所能做的仅限于此，并且总会结束。下一次，当乌克兰共产党精英阶层和乌克兰知识分子建立起反抗莫斯科的共同阵线时，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团结在重归列宁主义理想的口号之下。
【注释】
[1]San Franeisco Conference，指1945年4月到6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起草《联合国宪章》。
[2]Maksym Rylsky（1895—1964），乌克兰诗人，曾获列宁奖和斯大林奖。
[3]Andrei Zhdanov（1896—1948），斯大林时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苏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曾被斯大林属意为其继承人。
[4]Mikhail Zoshchenko（1894—1958），苏联讽刺作家。他对社会现象的讽刺使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广受欢迎，但自1946年日丹诺夫批判后，他的作品不能出版，只能从事翻译工作。
[5]Ostap Vyshnia（1889—1956），原名帕夫洛·胡本科，乌克兰讽刺作家。
[6]Volodyrnyr Sosiura（1898—1965），乌克兰抒情诗人。
[7]Solomon Mikhoels（1890—1948），苏联犹太演员、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的艺术指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在1948年被斯大林下令暗杀。
[8]Polina Zhemchuzhina（1897—1970），苏联犹太裔女政治家，莫洛托夫之妻。
[9]Lavrentii Beria（1899—1953），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长期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他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失败，遭到撤职并被秘密处决。
[10]Georgii Malenkov（1902—1988），苏联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短时间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并于1953年3月5日至1955年2月8日期间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在1957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1961年被开除党籍。
[11]990年之前，俄罗斯没有独立的共产党组织，其地区党务由苏共中央直接负责。
[12]Oleksii kyryehenko（1908—1975），苏联政治家，在1957年至1960年间担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13]Nikolai Podgorny（Mykola Pidhorny，1903—1983），乌克兰裔苏联政治家，曾在1957年到1963年间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65年至1977年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4]此即苏共。
[15]见本书第10章。
[16]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苏联-俄罗斯著名作家、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其作品有《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
[17]Oleksandr Dovzhenko（1894—1956），苏联电影编剧、制片人和导演，被视为苏联早期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人之一和苏联电影蒙太奇理论的先驱之一。
[18]Ivan Drach（1936年生），乌克兰诗人、编剧、文学评论家和政治家，乌克兰人民运动的创立者之一。
[19]Vitalii Korotych（1936年生），乌克兰作家、记者。
[20]Lina Kostenko（1930年生），乌克兰女作家、诗人，1987年舍甫琴科奖获得者。
[21]Pavlo Popovych（1930—2009），苏联宇航员。他是苏联第四位和全球第八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
[22]Andrei Siniavsky（1925—1997），俄罗斯作家，苏联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者。
[23]Yulii Daniel（1925—1988），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持不同政见者。
[24]Yevhen Sverstiuk（1928—2014），乌克兰文学和社会批评家，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
[25]Ivan Dziuba（1931年生），乌克兰文学批评家、社会活动家，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曾任乌克兰文化部长（1992—1994年在任）。
[26]Petro Shelest（1908—1996），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63—1972年在任）、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1964—1973年在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72—1973年在任）。
[27]Aleksandr Shelepin（1918—1994），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克格勃首脑（1958—1961年在任）。
[28]Volodymyr Sheherbytsky（1918—1990），苏联时期的乌克兰政治家，曾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65—1972年在任）和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72—1989年在任）。
[29]Mykhailo Braichevsky（1924—2001），乌克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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