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苏联军队夺回基辅，成为胜利者和解放者

苏联军队于1943年11月6日从撤退的德军手中夺回了基辅。时年49岁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进入基辅城的部队集群）政治委员尼基塔·赫鲁晓夫中将大喜过望。作为战前乌克兰的共产党首脑，他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十分熟悉，他的进城路线也是战前他往返自己乡间别墅时走的那条路。赫鲁晓夫发现基辅城中的建筑几乎没有变化（与1941年撤退时的苏联人不同，德国人并没有炸掉这些建筑）然而整座城市却完全被遗弃了，因为他在前一天曾下令炮轰这座城市以促使德国人加速撤离。

尽管苏联人在1941年试图炸毁基辅城中心的歌剧院，它却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当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的陪同下走近这座建筑时，他看到一名男子高叫着向他跑来，口中喊着：“我是最后一个犹太人！我是基辅最后一个活着的犹太人！”赫鲁晓夫努力让这名男子平静下来，然后问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妻子是乌克兰人，”男子答道，“她把我藏在阁楼上，给我送来食物并照顾我。”此时人们开始从藏身之处走出。几分钟过后，另一名基辅市民，一名留着大胡子的老人，上前拥抱并亲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中表示当时他“受到极大感动”。在1941年夏天，许多人只希望当局的战士打败仗，然而这些战士在归来时却成了拯救者。幸存者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他们把红军战士不仅当作胜利者也当作解放者来欢迎。这种改变与其说是由于苏联人在归来后做了什么，不如说是由于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做了什么。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包括乌克兰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已经随着德国人离开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红军将会把乌克兰其余领土从德国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然而直到盟军在1945年5月取得对德国的最后胜利，苏联人才真正完全地控制了这些地区。苏联政府将会在1945年6月划出一条新的乌克兰西部边界，不仅并入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中苏联主张的土地，还并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这是一种无情的、典型苏联式的胜利者正义。

从1941年9月让基辅落入德国人之手开始，尼基塔·赫鲁晓夫就一心想着重返这座城市。1942年春天，红军遏制了德国人向莫斯科的进军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力主在乌克兰发动一场旨在夺取乌克兰旧都哈尔基夫的反攻，并向工业中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推进。反攻的号角在1942年5月12日吹响。苏联坦克编队冲破敌军防线，越过哈尔基夫，进入了左岸乌克兰的草原地区。然而，苏军向西南方向继续前进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德国人的圈套。德军的部队已经合拢，形成了前一年里让红军吃尽苦头的那种包围圈。赫鲁晓夫央求斯大林停止进攻，却遭到拒绝。此时无论怎样补救，都已无济于事。在一场持续18天的灾难性作战中，苏军损失了28万人。这些人或阵亡，或失踪，或被俘。当斯大林向赫鲁晓夫问起德国人公开的20万战俘这个数字是不是谎言时，赫鲁晓夫回答说数字大体准确。斯大林将这场失利归罪于他。然而当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的提议，拒绝终止那次无望的作战行动时，正好有别的政治局委员在场。只是因为这一点，赫鲁晓夫才逃脱了可能被处决的厄运。

对乌克兰的争夺漫长而血腥。1943年2月，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击败了上百万人的德军及其盟军，扭转了战争的局势。斯大林格勒战役甫一结束，红军就继续进攻，从德国人手中重夺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和哈尔基夫。然而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泰因^[1]发动了反攻，夺回哈尔基夫和别尔哥罗德，并击溃了苏军52个师的部队。直到1943年8月23日在库尔斯克取胜之后，红军才又一次夺回了哈尔基夫。9月8日，苏军在斯大林城（从前的尤兹夫卡和未来的顿涅茨克）上空升起了红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军夺取了左岸乌克兰的其余地区。他们的战线长度超过1400千米，将希特勒为阻止苏军攻势而在右岸乌克兰建立起来的防线“东墙”撕开了多个缺口。红军在战场上投入了250万兵力，德军则有125万人。战斗的过程异常激烈。根据保守的统计数字，苏联在这次战役中死伤人数超过100万，而德军的损失也超过50万人。平民人口的损失同样惊人，然而没有人去进行统计。

作为乌克兰被占领区的共产党首脑，赫鲁晓夫深深地涉足德军后方的游击队建设之中。纳粹在占领区的政策激起了人们的怨恨、愤怒，最终导致了反抗，并驱使人们加入抵抗组织的队伍。城市中出现了众多抵抗团体，而乡村则是大规模游击组织的天然庇护所——他们对占领者发动了长期的消耗战争。生态学是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关键因素：草原无法为抵抗战士们提供很好的掩护，因此他们选择基辅以北和切尔尼戈夫地区的林地、沃里尼亚北部的森林和沼泽，以及喀尔巴阡山脉的丘陵地区作战。让这些游击者联合在一起的，除了他们的活动区域之外，还有他们宣传的乌克兰爱国主义和对纳粹占领的仇恨。然而，意识形态以及从前的苏联-波兰分界线又让他们分裂：在这条线以西，游击队组织的领导力量是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则在东部的游击队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

按照常规，共产党游击队的组织者是苏联的秘密警察。他们从一个被称为“乌克兰游击运动参谋部”的机构接受命令和给养。这个机构受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领导，是莫斯科的“游击运动中央参谋部”的组成部分。乌克兰游击者最著名的领袖之一是西迪尔·科夫帕克^[2]，他曾在战前担任一个市政府的长官。科夫帕克早在1918年德国占领乌克兰期间就有游击队指挥官的经历，并毕业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开办的一所专门训练游击战干部的学校。苏联游击队从1942年年初开始活动，在战线后方和占领政府的各个中心地区对德军部队发起攻击。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红军的向西推进，苏联游击队的人数和活动范围也扩大了。如果说1942年只有5000名游击战士，到了1944年，他们的人数已经增长了几乎10倍。

德国人试图对付日渐高涨的游击运动——游击战不仅对德国对乌克兰的控制构成挑战，也扰乱了通信和给养运输。于是他们开始使用恐怖手段对当地人群实施统治，其中包括焚毁那些被占领当局认为受到游击队控制或被怀疑支持游击队的村庄。当德国人自己的人手不足时，他们开始依靠从当地人群中招募的治安部队。治安部队成员很少有人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加入，其中有许多还是寻求免于被占领当局迫害甚至处决的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Komsomol）。对立的两个阵营中都有当地人，因此游击战往往演变成野蛮的仇杀，而游击队员和治安警察的亲属们则为他们亲人的选择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随着战争的天平在1942年向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偏转，越来越多的治安警察转投游击队阵营。有时甚至难以分辨一个人到底是通敌者还是抵抗战士。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许多人在战争期间都发生了角色的转变。

夺回基辅之后，赫鲁晓夫立刻投入了对当地的治理工作，将前苏维埃政权控制的领土重新整合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SSR），并将战前还不受苏维埃政权控制的地盘再次纳入。这是一项冗长而艰巨的任务，将会占据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到了1944年年初，战线已经推进到到第聂伯河以西。3月，苏军已经夺回了右岸乌克兰，并越过战前的国界进入了罗马尼亚。10月，红军翻过喀尔巴阡山脉，夺取了外喀尔巴阡地区。官方宣传将这一胜利誉为重新统一乌克兰国土的最后一步。没有人提到这些土地也许应该归还给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毕竟，在夺取西乌克兰的战斗中，超过50万名红军战士献出了生命。

“在将德国人向西驱赶时，我们遭遇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这一宿敌。”赫鲁晓夫在讲述1944年至1945年间他为将西乌克兰重新纳入苏维埃统治而付出的努力时回忆道。苏维埃当局往往将这些民族主义者统称为“班德拉分子”，因为民族主义反抗行动几乎由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中斯捷潘·班德拉的派别全盘主导。“班德拉分子”逐渐被用来指任何在班德拉支持者控制的乌克兰反抗军（UPA）^[3]中作战的人员。这个称呼在不止一层意义上具有误导性。首先，并非所有乌克兰反抗军战士都认同民族主义理念或属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其次，在1941年夏天被德国人逮捕之后，班德拉从未回到乌克兰，对这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武装力量也没有实质上的控制力。他成了一名象征意义上的领袖和徒有其名的民族之父，然而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身陷德国人的监牢之中，随后又作为一名移民生活在联邦德国。

乌克兰反抗军在1944年夏天的巅峰时期拥有近10万名战士。他们在苏军战线后方作战，扰乱红军的通信，攻击那些远离前线的红军部队。这支军队有一批指挥官，其中最优秀的莫过于曾担任“夜莺”部队长官的罗曼·舒赫维奇^[4]。与舒赫维奇一样，乌克兰反抗军的许多指挥官都在作为辅助警察部队成员时接受过德国人的训练。他们在1943年年初离开了这些部队，却带走了武器。乌克兰反抗军将德国人视为自己的首要敌人，然而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作战对象都是波兰反抗军。在沃里尼亚与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的仇怨由来已久，此时更因对彼此意图的猜疑越来越强而恶化，终于在1943年春天和夏天导致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行动，其中包括焚毁村庄和大批屠杀无辜平民。

苏联在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胜后不久，西迪尔·科夫帕克率领的苏联游击队就进入了沃里尼亚，引发了乌克兰人与波兰人之间的冲突。他们从沃里尼亚的一些波兰定居者那里获得支持，因为后者将苏联人视为共同对抗乌克兰人的潜在盟友。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层是否鼓励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鼓励过乌克兰人对波兰村庄进行攻击，乌克兰和波兰的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争吵不休。可以确信的是，这场种族清洗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波兰人。据估计，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死于波兰人行动的乌克兰人数量大约在1.5万到3万之间，而波兰死难者的数量则在6万到9万之间，是前者的两到三倍。德国人并未积极地参与到乌克兰人与波兰人的冲突中，却煽动双方继续厮杀，有时还向双方战斗人员提供武器——即使他们无法控制乡村地区，至少还可以让敌人保持分裂。此外，德国人还受益于乌克兰反抗军对挺进中的红军的作战。

乌克兰反抗军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是杀死了苏军的重要指挥官尼古拉·瓦图京^[5]将军。1944年2月29日，瓦图京结束了与部下的会议，从曾是纳粹德国乌克兰总督辖区首府的里夫涅返回，在途中遭到乌克兰反抗军战士的伏击并受伤，随后在4月中旬于基辅去世。赫鲁晓夫出席了瓦图京的葬礼，并将他的这位朋友安葬在基辅的政务中心。战后，他为瓦图京的纪念碑想出了一条碑文：“乌克兰人民纪念瓦图京将军。”赫鲁晓夫相信这条碑文会激怒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然而莫斯科的共产党官员们却将之视为同一种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宣言。赫鲁晓夫直接请示了斯大林，后者同意了他继续原来的方案。这条乌克兰语碑文被刻在了1948年竖起的瓦图京纪念碑上。这座纪念碑至今仍伫立在基辅市中心，成为乌克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众多标志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乌克兰人加入的阵营不止一个。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加入了红军一方作战。莫斯科从乌克兰征召的各族士兵总计超过700万人——每5名或6名苏联士兵中就有1名是乌克兰人。战争爆发之初被征召的乌克兰人超过350万名，战争进行期间又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乌克兰人被征入伍。许多在德国人的进攻和囚牢中幸存下来的士兵获得释放，与家人团聚，却在红军重夺他们居住的地区后很快被迫再次入伍。他们逐渐被称为“黑衣军”，这是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征后立刻被投入战场，没有正规的制服，没有接受训练，没有弹药，甚至连武器都没有。由于曾生活在德占区，他们被指挥官们视为叛徒和可牺牲的力量。“黑衣军”中的大部分人在期待已久的“解放”之后不久，就战死在他们家乡的村镇郊外。

在将乌克兰人征召入伍并送上战场这个问题上，苏联人从无疑虑，德国人却长期拒绝从被自己征服的领土上补充常备军兵员。不过德国人欢迎他们成为辅助力量，即Hilfswillige（志愿者），简称Hiwis。约有100万苏联公民加入了德国人的志愿者辅助部队，其中乌克兰裔和乌克兰居民约占四分之一。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人开始遭遇人员短缺，开始改变上述政策。新组建的非德国人部队直接受海因里希·希姆莱监督，成为希姆莱的野蛮治安力量党卫队（SS）中军事部门党卫军^[6]的一部分。党卫军中包含了几乎所有欧洲民族成员组成的部队，有法国人、瑞典人、俄罗斯人，也有乌克兰人。战争期间，近2万名乌克兰人在被称为“加利西亚师”的党卫军第十四掷弹兵师中服役。

加利西亚地区的德国总督奥托·冯·瓦赫特^[7]是建立加利西亚师计划的推动者。作为一名维也纳人，他使用了从前奥地利人支持乌克兰人打击波兰人的伎俩。在他统治期间，加利西亚的乌克兰语学校数量出现了增长。其德意志政权在当地禁止政治组织，搜捕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但对乌克兰人的福利、文化乃至学术机构表现出了宽容。这一点与乌克兰其他所有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瓦赫特相信乌克兰人足够忠诚，可以被委以武器。然而在柏林有许多人对他们的忠诚度和种族性质持怀疑态度。最终，德国领导层决定将这个师称为“加利西亚师”，而非乌克兰师，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加利西亚人是从前奥地利的臣民，较之广义的乌克兰人，是一个更“文明”、更可靠的族群。柏林不仅用从前的俄奥分界线来划分乌克兰人，还沿用从前奥地利人的方式来执行对乌克兰不同地区的政策。加利西亚师只能由加利西亚人组成，其代号和标志都与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无关。

加利西亚师征召志愿者的计划在1943年4月被宣布，并立刻在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中造成了分裂：班德拉派激烈反对加入加利西亚师，然而班德拉的对手安德里·梅尔尼克上校的支持者们却对之表示支持。包括天主教会主教们在内的主流乌克兰政治领袖们也陷入了分裂。支持成立加利西亚师的人与决定创建它的德国人一样，考虑到的是加利西亚在奥地利人统治期间的历史。在1918年，奥军中的乌克兰军团让乌克兰人得以训练自己的干部，并得到他们后来在独立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乌克兰社群中许多人认为历史将会重演。他们中很少有人喜欢德国人对乌克兰人的统治，支持纳粹理念的人则更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还对德国人统治下的未来抱有信心的人更是一个也没有。除了出于实际的算计之外，让乌克兰政治家和德国当局走到一起的，就只剩下他们共同的反共产主义立场。

加入加利西亚师受到乌克兰主流政治家的支持，并且为乌克兰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逃往森林地区加入班德拉派抵抗组织和坐等即将到来的苏联占领之外的选择，因此在将自己的儿子送进这支部队的父母眼中成为一个不那么糟糕的选择。现实很快就会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后悔。加利西亚师在德国人手中受训，并受德国人指挥。1944年7月，他们在加利西亚城镇布罗德首次经历了战火的考验。这是一次洗礼，也是一次葬礼。加利西亚师与另外7个德国师一起陷入了苏军的包围。德军的损失高达近3.8万人，其中1.7万人被俘。加利西亚师原有近1.1万人，在这一战中几乎被完全消灭，只有约1500人逃出。布罗迪之战标志着加利西亚师作为一支战斗部队的终结。当年晚些时候，在补充了新的兵员之后，加利西亚师先是被调往斯洛伐克，随后又被调往南斯拉夫同游击队作战。历史的确重演了，然而却是以一场闹剧（如果不是悲剧的话）的形式：1918年身着奥地利军服的乌克兰部队帮助乌克兰获得独立的故事已成为记忆中的陈迹，在1944年让位给乌克兰人佩戴纳粹党标志镇压其斯拉夫同胞的解放运动这一现实。

1944年7月27日，红军重夺了利维夫。夺取这座城市和西乌克兰地区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层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对利维夫的最大担忧是这里可能出现一个向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效忠的波兰市政府。赫鲁晓夫匆匆赶往这座被撤退的德国人抛弃的城市。“我们担心一些地方组织可能在此崛起，并反对苏维埃的统治，”他在后来回忆道，“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让我们的人掌管这座城市。这也正是我们做到的。”在1944年，利维夫是一座以波兰人为主的城市，处于以乌克兰人为主的乡村地区的包围之中。它成了斯大林与受到西方同盟国支持的波兰流亡政府之间争夺的焦点。赫鲁晓夫在利维夫建立起苏维埃行政机构，意味着斯大林不打算满足波兰人保有这座城市的希望。

夺取利维夫之前两天，斯大林就已经强迫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一个由苏联人创建的候补共产党政府，旨在代替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们同意了将来的波兰国家边界。这条边界大致基于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将利维夫划入了苏联一侧。此前几天赫鲁晓夫寄来的一封信为斯大林的这一努力提供了帮助。那位乌克兰共产党首脑不仅希望将利维夫和其他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移动的地区纳入他的共和国，还想取得霍尔姆城（波兰语作海乌姆）。这座城市位于一个乌克兰人占主导地位的区域，赫鲁晓夫的妻子尼娜·彼得雷芙娜·库哈尔丘克^[8]即来自这一地区。斯大林用赫鲁晓夫的要求对他的波兰傀儡发出威胁，让对方明白如果不同意放弃利维夫，他就进而索求霍尔姆。波兰人屈服了，留下了霍尔姆，放弃了他们对加利西亚首府的要求。红军在1944年7月23日夺取了霍尔姆，这是苏联人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以西攻下的第一座城市，也成为附庸于莫斯科的波兰政府的第一个政府所在地。

9月，共产党人主导的波兰政府和赫鲁晓夫领导的苏维埃乌克兰政府签署了关于新边界和人口交换（以使新的国界不仅成为政治边界，也成为族群边界）的协议。这一协议背后的想法很简单：波兰人应该去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以西地区，而乌克兰人应该到边界的东面来。为了让未来的边界安定，为了去掉那些少数民族，从而杜绝苏联境内任何民族统一运动的可能性，斯大林不仅急于移动国界，也急于对人群进行迁移。尽管民族主义者们也打算让战前的国界与族群边界变得一致，斯大林却比他们走得更远：他调整族群边界来适应自己用武力建立起来的国界。(www.xing528.com)

1945年2月，当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到雅尔塔同斯大林商谈战后世界的未来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坚持要求沿着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分界线建立苏联与波兰之间的新边界。两位西方领导人同意了，给业已在进行之中的人口迁移补上了合法性。斯大林还确保拥有新的西部边界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成员，使新的苏联边界变得更加合法。在击败德国并终结欧洲的敌对状态之后，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们又于1945年夏天参加了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将从前属于德国的西方土地划归波兰，以补偿波兰在东方的领土损失。莫斯科将超过750万德意志人从新成立的波兰国家领土上驱逐出去，腾出土地让东部来的波兰人定居。早在红军夺取德国东部土地之前，苏联就开始了将波兰人向西输送的工作。正因如此，在1944年9月，那些居住在利维夫、原本要前往布雷斯劳（波兰语作弗罗茨瓦夫）的波兰公民才会被临时“安置”在卢布林附近的前马伊达内克^[9]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到达位于前德国领土的最终目的地。

乌克兰人与波兰人的地下组织之间的战斗已经公开化，种族清洗现象也随之出现。因此，许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对离开家乡没什么意见——就算不能保住财产，至少还能保住性命。仍有一些人拒绝离开，不过这不要紧，斯大林和他的波兰代理人已经迫不及待要用上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争期间取得的大规模人口驱逐经验，来达成他们创造“无少数民族”国家的目标。苏联官员把驱逐行动称为“遣返”。然而“被遣返者”却是虚构出来的——许多遭到驱逐的人不是返回家乡，而是从家乡被赶走。仅在乌克兰，就有约78万波兰人被“遣返”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以西。从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被迁移到新生波兰国家境内的人口大约也是这个数目。被驱逐者中包括近10万名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苏联犹太人。这些人大多数被重新安置在斯大林取得西方领导人勉强同意后划给波兰的前德国领土上。

波兰人和犹太人向西而去，乌克兰人则向东而来。从1944年到1946年两年间有近50万乌克兰人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边界以西被驱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里，由于与民族主义地下组织同谋或仅仅是有嫌疑，西乌克兰地区有超过18万乌克兰人遭到逮捕，被送往西伯利亚和苏联内陆地区。另有7.6万乌克兰人在1947年10月也遭到流放。流放行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乌克兰民族主义抵抗力量。战争结束之后很长时间里，这些抵抗者仍在西乌克兰坚持斗争。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曾声称斯大林已经准备好将所有乌克兰人迁往东方，然而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然而，全体驱逐对波兰的共产党政权来说是个可行的选项，只是在规模上要小一些。1947年，在一次代号“维斯瓦河”的行动中，波兰人从自己的东部边境地区赶走了仍留在波兰境内的所有当地乌克兰男女和儿童，共计14万人，并用波兰人取代了他们。他们把这些被驱逐者从家乡赶走，安置到波兰西部和北部的前德国领土上。由于当地人口混杂的族群和宗教状况，波兰-乌克兰的边界一度错综复杂，此时却开始变成一条清晰的苏联-波兰边界，一侧是波兰人，另一侧是乌克兰人。由于犹太人遭到灭绝，波兰人和德意志人遭到驱逐，在其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多族群地区的乌克兰也开始成为一个乌克兰族和俄罗斯族共享主导地位的国家。

斯大林实行人口大迁移的目的不是要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而是要打击民族主义，并强化自己对边境地区的控制。他封锁苏联边界的手段不仅是设立新的界线和边防哨兵，还有针对资本主义西方的漫长对抗。他把乌克兰通往欧洲的大门关得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更紧，甚至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紧。纳粹占领期间的现实已经粉碎了乌克兰知识分子群体加入欧洲的梦想。德国人带到乌克兰的欧洲以殖民帝国的面目出现，驱动这个帝国在乌克兰的代理人的则是种族、剥削和灭绝“低劣人种”（Untermenschen）等概念。苏联人对这种新近的对西方的失望加以利用，为冷战期间的宣传添砖加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会不断将乌克兰抵抗者称为“德意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以将乌克兰民族主义与德国法西斯绑定在一起。

为抹杀由来已久的文化边界，苏联当局同样投入了大量精力。1946年3月，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其代理人召集了一次乌克兰天主教会特别会议。与会者被迫解散教会，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这次会议没有主教出席，因为主教们早在一年前就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苏联就做出了摧毁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决定，并在三巨头会议所确定的国界内实施。由于此时外喀尔巴阡地区尚未正式成为苏维埃乌克兰的一部分，乌克兰天主教会得以在那里继续存在了3年时间，直到1949年冷战开始时才被取缔。苏联怀疑天主教会在整体上都受梵蒂冈和西方势力的指使。一切体制上、宗教上和文化上与西方的联系都必须被切断，由此造成这个长久以来一直充当天主教西方和东正教东方之间桥梁的团体的毁灭。短短几年之内，超过500万名乌克兰天主教徒成了名义上的东正教徒。

到了1945年，通过武力手段获胜的苏联将其边界深深推进到欧洲中东部腹地。苏联人剽窃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蓝图，将名义上的乌克兰共和国加以扩展，囊括原属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各个乌克兰人传统聚居地区。

这些领土要求对乌克兰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了新的挑战。1917年革命之后，通过承认乌克兰对往往为俄罗斯人所聚居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工业中心的主张，苏联当局已经将第聂伯乌克兰与苏联绑定在一起。在夺取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归于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奥匈帝国乌克兰人聚居地区之后，斯大林又将发展成熟的自治、议会民主、社群和民族自组织传统带进了乌克兰，而这些传统在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并不存在。此外，乌克兰的苏维埃当局还要面临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威胁——激进民族主义。这种潮流以拥有良好政治组织和自己的游击武装的乌克兰反抗军为代表。

苏维埃乌克兰和苏联对上述新领土的完全纳入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整合，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莫斯科还需要将民族主义反抗组织驱入地下，最终消灭他们，才能平定这些地区。仅这一过程就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地区要实现完全苏维埃化，还必须经历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此外还必须向这些地区的年轻人灌输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然而，即使在很长时间之后，苏联新获得的这些领土与欧洲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历史联系仍未断绝。苏联边界的西进让那些此前不属于苏联的乌克兰地区变成了国内的边境。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当局在这些地方实施的政策都与乌克兰其他地区的政策不同。

苏联使用乌克兰这张牌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其对这一地区的占有合法化，还在于在这里实现苏维埃化。莫斯科重拾其20年代的乌克兰化政策，允许这一地区在政治和文化上实现乌克兰化后加入苏联社会。然而，由于对当地骨干群体不抱信任，当局对他们的吸纳进展相当缓慢，因此不得不从乌克兰的中东部地区调来乌克兰人。这拖延了整个地区的完全融合。同时，以乌克兰文化换取政治忠诚的做法也让乌克兰其他地区的俄罗斯化进程慢了下来。这种勉强的乌克兰化，以及前奥匈帝国（以及后来的波兰）境内高度发达的民族动员历史传统，再加上对民族主义反抗运动的记忆，让西乌克兰（尤其是加利西亚）在后来的整个苏联时期都成为乌克兰民族文化和政治运动的中心。

【注释】

[1]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德国陆军元帅，纳粹德国国防军中最著名的指挥官之一。

[2]Sydir Kovpak（1887—1967），苏德战争时期乌克兰抵抗力量的杰出领袖。

[3]Ukrainian Insurgent Arny，存在于1942年至1956年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准军事组织，后来成为游击队，曾与纳粹德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各方作战。

[4]Roman Shukhevych（1907—1950），乌克兰政治家、军事领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与纳粹合作的“夜莺”部队指挥官，后成为乌克兰反抗军最高司令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袖之一。1950年，他在利维夫附近遭到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工逮捕时开枪自杀。

[5]Nikolai Vatutin（1901—1944），苏联红军大将，曾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和西南方面军司令，曾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会战、第聂伯河战役和基辅战役等。他于1944年2月29日在前线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伏击，重伤去世。

[6]Waffen-SS，纳粹德国党卫队下属的准军事部队，是希姆莱的精锐力量。

[7]Otto von Wächter（1901—1949），奥地利律师、纳粹德国政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担任克拉科夫地区总督和加利西亚地区总督，后被任命为法西斯意大利的德国军事政府首脑。

[8]Nina Petrivna Kukharehuk（1900—1984），赫鲁晓夫的第三任妻子尼娜·彼得雷芙娜·赫鲁晓娃的原名。

[9]Majdanek，今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附近的村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纳粹集中营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