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深度解析与比较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1918—1939），乌克兰人成了民族问题仍有待解决的最大欧洲民族。乌克兰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其土地分属于欧洲四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中苏维埃乌克兰在1922年成为俄罗斯领导下的苏联的一部分，包括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根据1921年的里加和谈结果，苏维埃乌克兰与波兰的共同边界位于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与罗马尼亚之间则以德涅斯特河为界。前协约国同盟在1920年的巴黎和会中承认了这后一条乌克兰与罗马尼亚的边界，但苏俄当局对它提出了挑战。

每一个控制着乌克兰国土的政府都以各自的方式尝试解决乌克兰问题，使用了从融合到镇压等各自不同的策略。在东欧地区，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的竞争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与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在乌克兰，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相互冲突，也会以民族共产主义这样的杂糅形式来寻求相互妥协。对乌克兰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动员方式各有不同，导致各种旨在替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诉求的乌克兰民族理念浮出了水面。其中两种新理念最具影响力：其一是苏维埃乌克兰（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或乌克兰SSR^[1]）的苏维埃版民族共产主义；其二则是主要植根于波属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激进民族主义。20世纪乌克兰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将由这两种类型的乌克兰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所定义。

1922年12月，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它将在1937年更名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个包括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政治体——与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共和国^[2]正式达成协议，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当时斯大林担任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设立的总书记职务，他希望乌克兰和其他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在联邦内各自保留自治地位。乌克兰的共产主义领袖们对此表示拒绝。这些人中有老一代的布尔什维克，也有那些相信社会革命本身就意味着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相信建立一个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达成这两个目标的最好办法。列宁支持乌克兰方面的立场，因为他的梦想是世界革命，在其蓝图中，中国、印度、德国、法国和美国都将加入联盟。

联盟的创立充分考虑了乌克兰的诉求，直接目的在于接纳乌克兰人，排斥波兰人，并限制俄罗斯人。莫斯科当局认为乌克兰人是其治下最不安分、最叛逆的少数族群——以西蒙·彼得留拉为代表的乌克兰领袖已经被证明拥有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也认为俄罗斯国家主义者的诉求对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威胁。波兰则是毫无疑问的敌人，在西方的支持下很可能对联盟发起另一场进攻，并将乌克兰的一部分从联盟夺走。于是，身处联盟条约所代表的联邦主义和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所代表的集权主义之间，乌克兰享有事实上的自治权，其拥有的特权可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十年间乌克兰主流政治家们乃至1917年革命初期“中央拉达”领导人们所梦想的更多。

在自称“人民专政”的苏维埃当局建立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内，乌克兰将把其民族建构的这一新阶段变成现实。20世纪20年代初，当局试图巩固其对这个被战争、革命和内乱摧毁的国家的控制，允许部分市场元素通过“新经济政策”这道后门重新进入其高度集中的苏维埃经济体系。在政治和文化领域，苏维埃领导人也在寻找各种能让自己保住罗曼诺夫帝国遗产的新方法。对这后一个问题，他们在korenizatsiia（本土化）^[3]政策中找到了临时的解决办法。这种政策重视非俄罗斯的边缘地区的经济建设，以及对本地文化的支持和发展。1923年4月，即苏联成立一年多之后，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4]决定将本土化列入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

培养忠诚的地方精英阶层是莫斯科打算利用本土化政策达成的目标之一。罗曼诺夫王朝曾通过将地方精英阶层纳入帝国体制的办法来开疆拓土。这一手段在革命时代已不再适用。对地方革命精英的笼络始于1920年，即允许前社会革命党中的波罗特巴派^[5]成员加入乌克兰共产党之时。然而这种做法损害了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性，因此未能继续。此外，乌克兰本土的共产主义精英在数量上也不足以保证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稳定性。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维埃乌克兰的总人口数不到3000万，其中乌克兰人约占80%，俄罗斯人不足10%，犹太人约占5.5%。党员的族群构成却与此大相径庭。1922年，在总计约5.5万名乌克兰共产党员中，俄罗斯人以53%的比例占据绝对多数，乌克兰人却几乎不足24%，与其他所有族群代表（这些代表又以犹太人为主）占比差不多。这个新的政权在乌克兰农民眼中与外国统治者没什么两样。莫斯科的共产党当局希望改变这种看法，以建立对乌克兰农民阶层的控制。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中有一派是民族共产主义者。他们将革命视为让俄罗斯统治下的少数民族获得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手段，提出：要弥合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城市与小资产阶级的农村世界之间的鸿沟，党必须接受占乌克兰人口主体的族群的语言和文化，而在乌克兰，这一主体族群就是乌克兰人。由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城市现象，农村在共产主义者对乌克兰化问题的思考中就会被视为一种主要的阻力，正如其在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乌克兰的民族共产主义者主张的策略与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拜占庭的改宗劝导者们的做法相似：通过接受本地语言和文化来实现推广新信仰的目标，只是此时的新信仰变成了共产主义。最终拜占庭策略压倒了坚持所有真信徒都应使用同一种通用语的罗马帝国策略：民族共产主义者们主张的立场变成了党的官方路线。然而这仍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艰难处境。

最大的阻力来自乌克兰共产党本身——它的大部分党员都不是乌克兰人。根据一份报告，在所有乌克兰公务员中，娴熟掌握乌克兰语者的比例为44%，而在担任公务员的乌共党员中，这一比例仅为18%。以亚历山大·舒姆斯基^[6]为首的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们要求以更强硬的手段来推行乌克兰化。舒姆斯基本人希望让乌克兰裔的乌克兰政府首脑弗拉斯·丘巴尔^[7]担任乌共总书记，取代斯大林的门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8]。后者是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却一直未能熟练掌握乌克兰语。舒姆斯基还要求斯大林在工人中推行语言上的乌克兰化。一开始，乌克兰化政策的推广范围仅限于乌克兰族，而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族群则不在其内——这些族群也自有其本土化方案。因此，乌共十分不情愿在俄罗斯裔或高度俄罗斯化的工人阶级中推行一种很可能受到他们抵制的语言政策。舒姆斯基在这场斗争中完全处于劣势。

斯大林拒绝撤掉卡冈诺维奇，声称这一提议不合时宜。尽管在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正在争夺党的控制权，而作为苏联最大党组织的乌克兰共产党的忠诚对他来说至为重要，他的态度仍十分强硬。对在工人阶级中推行乌克兰化的问题，斯大林同样拒绝让步。“在保持一定速度的条件下，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党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可以而且需要乌克兰化。但是决不能从上面使无产阶级乌克兰化。”斯大林在1926年4月给乌共政治局——乌克兰最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信中写道。对将乌克兰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区别开来的呼声，斯大林的批评态度尤为严厉，并将这种呼声与俄罗斯裔乌克兰作家米科拉·赫维列沃依（原名尼古拉·菲季列夫）^[9]的作品联系起来。“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和他们的共产党都对‘莫斯科’、对这个国际革命运动和列宁主义的堡垒深表同情的时候，正当西欧各国无产者都怀着赞美的心情仰望飘扬在莫斯科的旗帜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员赫维列沃依却号召乌克兰活动家‘尽快地’摆脱‘莫斯科’。”斯大林写道。^[10]

斯大林决意从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中夺回主动权，命令他的亲信卡冈诺维奇亲自领导乌克兰化运动，对舒姆斯基关于乌克兰化步调太慢的焦虑做出回应。卡冈诺维奇遵命而行，将1926年前推行的乌克兰化转变为一种有效得多也全面得多的政策。1927年，卡冈诺维奇成功地在乌共党代会上用乌克兰语做了发言。关于在教育机构以及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宣传工作中使用乌克兰语的问题，他也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卡冈诺维奇在1928年被召回莫斯科。他的波兰裔继任者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11]延续了他的路线。根据官方统计，1926—1927学年乌克兰高等教育机构中使用乌克兰语教学的比例为33%，到了1928—1929学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58%。到了1932年，乌克兰语报纸在全部乌克兰报纸中的比例已从1926年的30%提高到92%。1932年6月，面向矿工发表的演说有75%都使用乌克兰语。

尽管乌克兰化是乌克兰本土化政策的核心，但本土化涉及的并非只有乌克兰族。犹太人、波兰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民族自治地区在乌克兰纷纷建立起来。在这些地区，出版社用民族语言印刷书籍，学校也使用民族语言来对学童进行教育。然而，这一政策的效果大体上仍局限于农村地区。在城市中，少数族裔俄罗斯化的速度比乌克兰化的速度更快。1926年，62%的哈尔基夫乌克兰裔居民将乌克兰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但只有41%的犹太人这样做。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如出生于涅斯托尔·马赫诺的都城胡利艾波勒的格里高利·科尔内尔（赫里茨科·科尔内连科）^[12]——欢迎乌克兰化，并选择使用乌克兰语写作，然而更多人则选择俄语，将之视为更直接的通往现代性的途径。许多人离开乌克兰前往莫斯科，在那里取得了更显赫的成就。分别来自乌克兰两个最著名犹太重镇敖德萨和别尔基切夫^[13]的作家伊利亚·伊利夫（法因兹尔贝格）^[14]和瓦西里·格罗斯曼^[15]选择的就是这条道路。

斯大林对乌克兰化的支持只是暂时的和战术性的。他相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根本就是同一个民族。苏共在20世纪20年代末决定限制乌克兰人创造一种完全独立文化的野心，因为俄罗斯人是最大的族群，其支持至关重要。

1929年，苏联秘密警察展开了一系列逮捕行动。乌克兰知识分子领袖们成为在哈尔基夫举行的公审的主要目标：他们被控属于所谓“乌克兰解放同盟”。检方指控他们与流亡海外的乌克兰人和波兰政府接触，密谋掀起一次以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为最终目的的起义。排在这份“密谋者”名单前列的，是乌克兰科学院负责学术事务的秘书长、曾任“中央拉达”第二把手的谢尔赫·叶夫列莫夫^[16]，以及曾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弗拉基米尔·切希夫斯基^[17]。后者还是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18]的领袖之一。该教会独立于莫斯科牧首区，被检方认定为密谋者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这些指控均为不实，但被告中则有15人被判处死刑，192人被处以不同形式的监禁，另有87人被判国内流放。这场审判直接打击了站在乌克兰化运动最前沿的知识分子群体，并透露出一个信号：党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它的打击对象不再是俄罗斯霸权沙文主义，而是变成了地方民族主义。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者们，包括颇有影响力的教育部长米科拉·斯克里普尼克^[19]在内，向莫斯科提议针对俄罗斯“霸权沙文主义”进行一次类似的审判，却没有成功。

语言和文化上的乌克兰化运动没能改变共和国东部和南部工业地区的文化。这一状况在乌克兰的新首都哈尔基夫表现得最为明显。从1926年到1939年，哈尔基夫居民中将乌克兰语当作自己母语者的比例仅仅从24%增长到32%。考虑到对这座城市进行乌克兰化的巨大努力，这样的增长微不足道。然而更让人忧虑的是，这段时间内哈尔基夫的人口从41.7万增加到了83.3万，几乎增长了一倍，而其中乌克兰人所占的比例也从39%增长到了49%，将俄语当作自己母语的居民比例却保持不变，仍为64%。实现这座城市的乌克兰化是乌克兰文化事业的需要，然而在做到这一点之前，乌克兰化政策的势头就遭到了遏制。这一失败将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自我认同造成深远的影响。然而，乌克兰化政策也在乌克兰社会中留下了另一道印记：它创造出一种局面，让越来越多的乌克兰城市居民宣称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乌克兰人而非俄罗斯人，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使用俄语。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在说乌克兰语的乌克兰人和说俄语的俄罗斯人之间形成了一条关键的文化纽带。事实上，这三个群体共同拥有一种由乌克兰语和俄语杂糅而成的通用方言——“苏尔日克”（surzhyk）^[20]。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领导人在邻国的乌克兰人群体中积极展开秘密行动，试图动摇并削弱这些多民族的东欧国家。另一方面，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列强则打算将这些国家变成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向欧洲扩散的缓冲区。苏维埃乌克兰的领袖们将自己的共和国描述为一个乌克兰版本的新“皮埃蒙特”^[21]，一个将为暂时处于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之下的乌克兰人带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国家。“皮埃蒙特”这个词源于意大利统一运动时期——在统一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皮埃蒙特地区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波兰人首先将“皮埃蒙特”这个比喻用于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紧随其后——这两个族群都将加利西亚视为各自民族运动的中心。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们再次拾起了这个概念。随着乌克兰化运动的进行，将苏维埃乌克兰描述为乌克兰民族性的灯塔十分容易，因为西方的许多乌克兰人地区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事实上的被占领状态，并在几乎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遭到压迫。

波兰人统治下的加利西亚的政治和文化局势最为艰难。加利西亚的总人口数约为500万，其中乌克兰人有近440万。《凡尔赛和约》《里加和约》以及波兰宪法保证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少数民族享有法律上的平等权，并有权开办自己的学校，在公共领域使用乌克兰语。然而现实的情况与新生的波兰国家承诺尽到的国际义务并不一致。波乌战争的惨痛记忆宛如昨日：波兰当局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关押了近7万名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抵制当局在加利西亚的各种机构，自己开办地下大学，并对当局的1920年普查和1922年选举置若罔闻。然而，1923年3月之后，这些战术不再有效：巴黎和会创立的大使会议^[22]做出决议，承认了波兰对加利西亚的统治。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原本指望来自西方的干涉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这一决议却让他们彻底失望，让他们不得不靠自己的最大努力来适应这种新的政治局势。

大使会议认为乌克兰人将会得到某种形式的自治，因而做出了上述决议。然而乌克兰人自治并未变成现实。新生的波兰人国家的民族政策打算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实现对少数族群的同化。波兰于1926年从共和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独裁政权，其当局将少数族群——除了乌克兰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犹太人——视为对波兰政权稳定的最大内部挑战。1924年通过的所谓“格拉布斯基法”（Lex Grabski）即体现出对在加利西亚占多数的乌克兰人的歧视。这条法案得名于波兰教育部长^[23]。他在教育系统内限制乌克兰语的使用，并启动了将乌克兰语学校转变为波兰语-乌克兰语双语学校的政策。

语言成为在文化上对少数族群实行波兰化的政策中的关键因素。1910年，东加利西亚的人口中乌克兰人占65%，波兰人占21%。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这一地区乌克兰人——或者说将乌克兰语视为自己母语的人——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9%，而波兰人比例则上升到29%。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当局鼓励波兰语学校并打压乌克兰语学校的教育政策。1930年，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地区共有58所波兰语高中（gymnasiums），而乌克兰语高中只有6所。尽管乌克兰人创办私立高中，却仍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在同一年，该地区的私立波兰语高中为22所，而私立乌克兰语高中只有14所。新教职几乎都被波兰人获得。在加利西亚的1.2万名教师中，只有不到3000人是乌克兰人，其余则都是波兰人。近600名乌克兰教师因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而被迁移到波兰人聚居地区。

统计数据中波兰人口的增长不仅源于官方对波兰语的支持，也因为政府鼓励波兰人向东加利西亚——如今被称为“小波兰”——地区移民的政策。波兰独立后不久，其领导集团就决定分割大土地拥有者的地产，将之分配给普通农民。在加利西亚和波兰的其他乌克兰人聚居区，这样的改革意味着拥有土地最多的波兰地主遭受损失，而乌克兰农民阶层将从中受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又引入了对迁居到加利西亚的波兰退伍军人和农民的优待政策。同样的政策也在沃里尼亚施行。沃里尼亚从前属于俄罗斯帝国，这里的波兰人口比例向来低于从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地区。然而政府将从土地改革中获得的可分配土地的40%都分给了新来的波兰定居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有近30万波兰人迁移到波兰境内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和帕得拉夏等乌克兰人地区。

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的村庄中占绝对多数，犹太人则在这一地区的小城镇人口中占70%以上，然而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却让他们离开这一地区，甚至离开这个国家。应为这一不断增长的移民浪潮负主要责任的，是经济的停滞不前以及政府对东部边境地区的忽视。加利西亚的石油产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最高点下降了70%，然而除了小规模的林业和农业之外，没有其他产业来填补石油产业的衰落。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地区的工人数量还没有超过4.5万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乌克兰族农民们尝试恢复奥匈帝国时期曾经出现过的合作化运动。奶业联盟是这场运动中最成功的合作组织，其不光在本地竞争中胜出，还将产品出口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几乎所有乌克兰族农民都加入了奶业联盟。然而，合作化组织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缓解乌克兰人聚集的乡村地区的困厄。在城镇中，工作机会仍然极为稀少，而缺少耕地的农民［大约半数农场只拥有不到5英亩（约2公顷）耕地］往往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个国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足有20万名乌克兰农民离开了波兰。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美国。在20年代中期美国关闭移民窗口之后，他们又转投加拿大和阿根廷。大约同样数量的犹太人也离开了波兰，其中许多人（数量约为7.5万）^[24]去了巴勒斯坦，其他人则前往阿根廷和美国。犹太人移民的驱动力来自经济状况的恶化（大部分生活在加利西亚和波兰其他地区的犹太人都处于贫困状态）和日益严重的反犹主义——波兰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店铺的抵制和对犹太社区的攻击即源于这种潮流。波兰国家元首约瑟夫·毕苏茨基曾尝试抑制反犹主义，然而在他去世后，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波兰各地发生了许多骚乱和冲突，导致数十名犹太人死亡和数百名犹太人受伤。波兰政府请求西方列强和这些国家的犹太社群帮助在波兰陷入贫困的犹太人或者接受犹太难民，打算以这样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然而西方各国政府对此根本无动于衷。

20世纪20年代波兰当局在乌克兰人地区实施的经济和文化政策与同一时期苏维埃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好相反。波兰政府没有寻求快速的工业发展，而是以农业为根本；它也没有尝试将乌克兰人纳入国家体制，而是鼓励他们离开，并促使波兰人——不光是波兰管理者，还有波兰定居者——流入这一地区。然而波兰拥有一个苏联从来不曾拥有的条件——基于民主选举原则的政治体系。即使在1926年约瑟夫·毕苏茨基发动政变之后，波兰仍然保留了政治多元主义和宗教宽容等元素，让乌克兰人得以建立自己的政党、教会和文化组织。

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国家于1919年失败之后，希腊礼天主教会重新成为加利西亚地区主要的民族机构，教会领袖安德烈·舍普提茨基^[25]都主教则被普遍承认为民族领袖。前一种状况不是什么新鲜事（至少从1848年革命开始，教会就曾履行过这种职能），然而舍普提茨基成为民族领袖这件事却甚不寻常。他是一个罗塞尼亚贵族世家的后裔，其家族早在18世纪就曾为该教会贡献过一位都主教。在不止一代人之前，他的家族在文化上就已经波兰化，所以舍普提茨基生下来就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他于20世纪初取得希腊礼天主教会主教团中的最高职位后，乌克兰社群中的许多人认为他投身希腊礼天主教会是波兰人企图夺取本地区最后的乌克兰“全国”机构控制权的阴谋。然而舍普提茨基本人却更多地自认为是奥匈帝国的忠诚子民，而非波兰之子。他尽了最大努力保护他的教会及其成员不受新生的波兰国家的波兰化政策影响。由于波兰语越来越普及，而当局又拒绝将民族作为人口普查的一个分类，宗教（在此特指希腊天主教）就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加利西亚乌克兰人身份认同的主要标志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深有根基的党派全国民主同盟^[26]成为加利西亚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其领袖来自奥匈帝国时期的乌克兰全国民主党^[27]。1929年，由叶乌亨·科诺瓦列茨^[28]上校（他在1918年至1919年曾积极参与东乌克兰地区的独立斗争）领导的地下网络“乌克兰军事组织”^[29]被改组为政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30]，令加利西亚政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组织从其前身那里继承了乌克兰独立和民族统一的目标，也继承了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秘密组织方式和恐怖主义战术。它的新特点则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点为那些在1918年至1921年间参加乌克兰独立战争的前辈们所无。这种新的理念唾弃战前那些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们的自由派民族主义立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指责他们将自己的斗争局限于语言问题，培养出一种失败主义文化。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宣称民族优先于一切其他价值，并致力于创造一种“新人”。出生于东乌克兰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德米特罗·东佐夫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他从未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但他的写作塑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新一代领导人和活动家。

在乌克兰政治舞台上，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至多也不过是一支边缘力量，然而它几乎立刻就在这个舞台上表现出一种远超其实际政治分量的影响力。1934年6月，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名声大噪，因为其成员刺杀了波兰内政部长布洛尼斯拉夫·皮尔拉基^[31]，称他在“平乱行动”（Pacification，1930年秋天针对乌克兰激进分子的一系列镇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在皮尔拉基遇刺之前的1933年，作为对1932—1933年间苏维埃乌克兰发生的饥荒的报复，一名苏联外交官也在利维夫遇刺。两次刺杀的策划者是同一个人——利维夫理工学院的25岁学生、于1933年6月成为加利西亚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的斯捷潘·班德拉^[32]。在班德拉被波兰警方逮捕并被起诉后，公众对他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理念有了更多的了解。班德拉因皮尔拉基遇刺事件在华沙受审。对他的第二场审判则于1936年在利维夫举行，这一次是因为利维夫一所高中德高望重的乌克兰校长在1934年7月（班德拉被捕之后）遇刺身亡——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认为这位校长与波兰警方合作。

在利维夫审判的总结陈词中，班德拉解释了为何他和他的同志们不仅不惜夺取他人的生命，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非常珍视其成员的生命，但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理念是如此伟大，为了它的实现，仅仅牺牲个人的生命是不够的，还需要牺牲成百上千人的生命。”班德拉口中的“理念”即是指乌克兰的独立。因为他在皮尔拉基遇刺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班德拉被判处死刑，但在后来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他将在1939年9月重获自由——德国和苏联对波兰的侵略让波兰监狱陷入混乱，也让包括班德拉在内的许多囚犯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明显植根于加利西亚，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它开始渗透到加利西亚之外的乌克兰地区，尤其是从前的俄国省份沃里尼亚。沃里尼亚的族群关系显著不同于加利西亚。根据1931年的普查数据，68%的沃里尼亚人把乌克兰语当作自己的母语，17%的人选择波兰语，另有10%选择意第绪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沃里尼亚曾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温床。当地农民缺乏明显的民族身份意识，还将俄罗斯人民联盟及其兄弟组织的成员选入俄国国家杜马。在被纳入波兰后，这个省份成为波兰集中殖民化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两种乌克兰民族建构路线的擂台。这两条路线都属于乌克兰人，然而前一种成型于加利西亚，有强烈的反波兰色彩，后一种在文化和语言上仍旧是乌克兰的，但在政治上则忠于波兰当局。

波兰政府竭尽全力将沃里尼亚隔离在加利西亚民族主义的“有害”影响之外。它建立了所谓的“索卡尔^[33]边界”（其名得自加利西亚与沃里尼亚边界上的一个小镇）以限制加利西亚乌克兰人组织的活动超出其边界。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也被禁止向沃里尼亚、波利西亚、帕得拉夏或霍尔姆地区派遣代表，因为这些地方的希腊天主教徒从属于波兰罗马天主教会。在索卡尔边界以北，政府禁止普罗斯维塔协会开展活动，也限制来自加利西亚的文学作品的流传。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在沃里尼亚发展其网络的活动更是被政府严加禁止。

索卡尔边界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行者之一是亨里克·约瑟夫斯基^[34]。他曾担任波兰政府内政部长，并在1928年到1938年间担任沃里尼亚总督。他是波兰人，却出生于基辅，在基辅接受教育，并在西蒙·彼得留拉的乌克兰政府中出任内政部副部长。1921年，约瑟夫斯基成为彼得留拉-毕苏茨基联盟的支持者。作为毕苏茨基的总统办公厅首脑和内政部长，他还主导了波兰-乌克兰融合计划——他认为：只要将沃里尼亚屏蔽于加利西亚的“有害”影响之外，这样的融合就能变成现实。约瑟夫斯基与所谓“好乌克兰人”密切合作——这些人是彼得留拉流亡政府在波兰的代表，也是他在第聂伯乌克兰时的战友——在沃里尼亚培植出一种忠于波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版本。他支持一个独立于莫斯科、归属于华沙都主教区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乌克兰东正教会，也在选举中支持那些立场温和的乌克兰政治家，其中包括彼得留拉的外甥斯捷潘·斯克里普尼克^[35]。斯克里普尼克曾担任波兰议会议员，在后来成为一名东正教主教，并将在1991年乌克兰独立之后被选为独立于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36]的牧首。

沃里尼亚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反波兰思潮不仅来自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也来自苏维埃乌克兰的那些西乌克兰共产党（CPWU）^[37]的追随者。后者人数远多于前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CPWU拥有约1600名成员，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只有800人。两个群体都向乌克兰农民们兜售一种杂糅了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意识形态产品。到了30年代末期，当局同时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镇压。自然被捕的共产主义者也远比民族主义者为多：警方逮捕了近3000名共产主义组织的支持者，却只逮捕了约700名民族主义者。尽管苏联在30年代大肆实行政治清洗，在1939年9月苏联入侵波兰前夕，沃里尼亚青年们仍然收听苏联广播，并对苏维埃乌克兰充满憧憬。

约瑟夫斯基对苏联的影响进行了反击。他尝试封锁布尔什维克对波苏边境的渗透，并镇压了沃里尼亚亲苏农民的暴动。他还从苏联的乌克兰化政策中得到启发，打算将沃里尼亚变成一个乌克兰的“皮埃蒙特”。约瑟夫斯基支持在沃里尼亚创办乌克兰语学校，这与波兰政府在加利西亚实行的教育政策截然不同。他还推动乌克兰语成为波兰-乌克兰双语学校中的必修课程。随着约瑟夫斯基在1938年辞去总督职务以及1935年毕苏茨基死后波兰官方对少数族群的态度普遍趋于强硬，沃里尼亚的实验终结了。尽管约瑟夫斯基做出了种种努力，他仍然未能阻止民族主义思潮在沃里尼亚的扩散。这个省份在1914年前深受俄罗斯帝国主义潮流影响，约瑟夫斯基对乌克兰语言和身份认同的宽容反而帮助它变成了一座有着强烈反波兰色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堡垒。

无论是国内（比如波兰境内的索卡尔边界）还是国际的（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国界为代表）障碍都被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们打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罗马尼亚境内乌克兰人的状况即证明了这两个群体无视国际边界的能力。这段时期有近100万乌克兰人生活在罗马尼亚北部的布科维纳、南部的比萨拉比亚^[38]和马拉穆列什^[39]等地区。与同时期的波兰一样，罗马尼亚对不同的乌克兰人群体也采取了不同政策。

罗马尼亚政府对从前在彼得留拉军中服役的老兵表示欢迎，还允许前俄属乌克兰地区（尤其是比萨拉比亚南部）创办乌克兰语学校。然而针对前奥属乌克兰地区的官方政策就完全不同，因为这些地方的族群动员程度要高得多。在从前属于奥匈帝国的北布科维纳，独裁倾向日趋严重的罗马尼亚当局对乌克兰人文化和政治活动的限制较之波兰政府在加利西亚实施的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实行以牺牲乌克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鼓励罗马尼亚人到当地定居的农业改革外，当局还对乌克兰人进行大规模的罗马尼亚化，将他们当作忘记了自己母语的罗马尼亚人来对待。罗马尼亚语成为北布科维纳唯一的公务和教育用语，就连东正教的祷文（东正教在本地占统治地位）也被要求使用罗马尼亚语而非教会斯拉夫语。

罗马尼亚当局在乌克兰人中极不受欢迎。他们开始寻找更能代表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如果说南比萨拉比亚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态度更为开放，北布科维纳则成了适合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土壤。北布科维纳最大的乌克兰政党全国民主党竭尽所能地发展各种文化组织，并在议会中维护乌克兰族群的利益。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大部分时候都无法改变政府的决策。这导致立场更为激进的群体的出现，其中就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成员群体——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于1934年在布科维纳建立了其第一个分支机构。民族主义者们大部分都是学生。他们很快就在比萨拉比亚和马拉穆列什积极活动起来，出版了广受欢迎的报纸《自由报》（Svoboda）。在其于1937年被罗马尼亚当局禁止之前，这份报纸的订户数已经达到7000。这一年，官方的镇压措施让民族主义者们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的地下组织仍然存在。

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早期，在对另一个欧洲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国界的渗透上，共产主义者的成绩比民族主义者更加出色。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让约50万生活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奥匈帝国中匈牙利的一部分）的乌克兰人来不及决定自己是要做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另一个独立的族群罗塞尼亚人。他们与19世纪下半叶的加利西亚罗塞尼亚人面临相同的选择，但他们的选择过程更为漫长，也更为艰难。1919年，这一地区自愿加入了新成立的泛斯拉夫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并从此被称为下喀尔巴阡罗斯（Subcarpathian Rus'）。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度在民族身份问题上保持中立，但逐渐也开始支持发展一种政治中立的罗塞尼亚身份认同。较之奥匈帝国时期企图对当地人口进行“马扎尔化”的布达佩斯当局，这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布拉格当局还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一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停滞不前，在制造业产出方面仅占全国的2%。然而，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政府一样，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把大部分管理职位都交给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不是乌克兰人，并且也在这里推行再定居计划，把许多土地都留给外来的定居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唯一一个不仅在口头尊奉民主价值，也在现实中践行民主价值的国家。在外喀尔巴阡地区问题上，这就意味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由于本地艰难的经济状况、农民手中土地的匮乏，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矛盾，从布拉格当局赋予的民主自由上获益最多的是持共产主义立场的激进左翼党派：1924年，共产主义者获得了40%的选票。外喀尔巴阡地区的民族建构者们则陷入了令人绝望的分裂境地。亲俄、亲乌和罗塞尼亚这三种不同的乌克兰民族身份的支持者们相互竞争，其中最强大的是亲俄派和亲乌派。亲乌的普罗维斯塔协会在这一地区建立了96个阅读室，而亲俄的杜赫诺维奇协会^[40]则有192个阅读室。亲俄派把持了东正教会，而亲乌派则渗透到传统上由亲匈牙利群体控制的希腊东正教会。现代乌克兰身份认同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属于后来者，但在20世纪20年代已成为当地最为活跃的政治力量。它将外喀尔巴阡地区与其他乌克兰人地区联系起来，团结到各有特色却又紧密相连的现代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占据着部分乌克兰土地的所有政权里，只有莫斯科的共产党当局允许乌克兰民族事业拥有某种形式上的国家地位，并对乌克兰文化的发展给予支持。共产党的乌克兰民族建构事业不仅在苏维埃乌克兰，也在周边拥有大规模乌克兰族群的东欧国家中拥有广泛的吸引力。然而，民族共产主义这种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手段在执行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东欧地区，共产主义乌克兰的支持者需要跨越各种各样的障碍：各国政府的反共和反乌克兰政策、来自寻求与现政权和平共处的主流乌克兰人党派的反对，还有来自崛起中的激进乌克兰民族主义理念的竞争。不过，民族共产主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戏剧性政策变化。这些变化将原本被想象为共产主义“皮埃蒙特”的苏维埃乌克兰变成了共产主义“庞贝”^[41]：斯大林主义的火山喷发之时，乌克兰民族建构者们对莫斯科的革命政权曾经抱有的憧憬灰飞烟灭。

【注释】

[1]Ukrain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简称Ukrainian SSR，以区别于苏联（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的简称USSR。

[2]即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是苏联的第四个加盟共和国，存在于1922年至1936年间，后分裂为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加盟共和国。(www.xing528.com)

[3]亦作korenization，俄语为коренизация，意为“本土化”。

[4]指1923年4月17日至25日举行的俄罗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原文作第十三次，疑有误。

[5]见本书第19章。

[6]Oleksandr Shumsky（1890—1946），乌克兰民族共产主义领袖，曾为波罗特巴党左翼领导人。

[7]Vlas Chuhar（1891—1939），乌克兰共产主义革命家、苏联政治家、1932—1933年间乌克兰大饥荒的责任人之一。他在1939年的“大清洗”中被处决。

[8]Lazar Kaganovich（1893—1991），苏联政治家、斯大林的门生。他在1961年因反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而被开除出党。

[9]Mykola Khvyliovy（1893—1933），乌克兰作家、诗人。他在1933年因反对斯大林的乌克兰政策而自杀。

[10]本段两处引文出自《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4年）第136—138页。

[11]Stanislav Kosior（1889—1939），波兰裔苏联政治家，曾担任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苏联副总理、苏共政治局委员等职务，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他被认为是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12]Grigorii Kerner（1863—？），亦作Hrylsko Kernerenko，乌克兰最早的用乌克兰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之一。

[13]Berdychiv，今乌克兰北部日托米尔州首城市。

[14]Ilia Ilf（1897—1937），苏联犹太作家阿诺尔多维奇·法因兹尔贝格的笔名。

[15]VasiliiGrossman（1905—1964），苏联犹太作家。

[16]Serhii Yefremov（1876—1939），乌克兰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历史学者。他原姓奥赫里缅科（Okhrimenko），叶夫列莫夫为其笔名。他于1939年死于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

[17]Volodymyr Chekhivsky（1876—1937），乌克兰政治家，曾任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总理和俄罗斯国家杜马成员。他于1937年在狱中被枪决。

[18]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乌克兰三大东正教会之一，由受1917年二月革命和随后乌克兰独立影响而脱离乌克兰正教会的部分人士在1921年成立。

[19]Mykola Skrypnyk（1872—1933），乌克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乌克兰教育委员会主席。他是苏维埃乌克兰时期文化领域乌克兰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1933年7月开枪自杀。

[20]Surzhyk，在乌克兰部分地区及其周边使用的各种乌-俄混合语的统称。

[21]Piedmont，今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大区。皮埃蒙特在18世纪成为撒丁王国（亦称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的一部分，并在后来成为1859年至1861年间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发祥地。

[22]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是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盟国间组织，由法国外交部长和英国、意大利、日本驻法国大使组成，后被纳入国际联盟。

[23]指斯坦尼斯拉夫·格拉布斯基（Stanislaw Grahski，1871—1949），波兰经济学家，曾在20世纪20年代两度担任波兰教育部部长。

[24]原文作“其中大部分人”（most of them），与前述20万人的规模不符，疑有误。

[25]Andrey Sheptytsky（1865—1944），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都主教（1901—1944）。他出身于罗马天主教家庭，但在青年时期加入了希腊礼天主教会。

[26]指乌克兰全国民主联盟（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1918—1939）最大的乌克兰人政党，存在于1925年至1939年间。

[27]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奥匈帝国时期至波乌战争时期西乌克兰的主要乌克兰人政党。

[28]Yevhen Konovalets（1891—1938），奥匈帝国和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人、乌克兰民族运动领袖之一。他在1938年在鹿特丹被苏联间谍暗杀。

[29]Ukrainian Military Organization，1920年至1929年间活动于波兰东部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人抵抗组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争取乌克兰独立。

[30]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1929年建立于维也纳，活动于波属西乌克兰地区的右翼乌克兰人政党，在1940年分裂。至今乌克兰仍有许多政党声称是该党的继承者。

[31]Bronislaw Pieracki（1895—1934），波兰军人、政治家、内政部长（1931—1934年在任）。

[32]Stepan Bandera（1909—1959），乌克兰政治家，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与纳粹德国关系密切。1959年，班德拉在慕尼黑被克格勃间谍刺杀身亡。

[33]Sokal，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小城。

[34]Henryk Józewski（1892—1981），波兰政治家、艺术家，曾在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波兰第二共和国担任职务。

[35]Stepan Skrypnyk（1898—1993），乌克兰东正教会主教。他在1990年被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牧首推选为第一任基辅及全乌克兰牧首，称姆斯季斯拉夫一世。

[36]此即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

[37]Communisty Party of Western Ukraine，缩写为CPWU。

[38]Bessarabia，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之间的三角地带，今分属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

[39]Maramures，东欧地理，历史和民族地区，位于喀尔巴阡山脉东北部蒂萨河沿岸，今分属于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40]Dukhnovich Society，得名自奥匈帝国卢森（Rusyn）牧师、作家、社会活动家亚历山大·杜赫诺维奇（Alexander Dukhnovich，1803—1865）。杜赫诺维奇被视为卢森民族的启蒙者。

[41]Pompeii，古罗马城市，在公元79年8月24日维苏威火山喷发时被摧毁。此处与前文中意大利统一运动发祥地皮埃蒙特相对，代表两种相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