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19年：彼得留拉的政治生涯与乌克兰的命运变局

1919年1月22日是星期三，基辅迎来了一个晴朗的冬日，还有些霜，但没有下雪。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一个电影摄制组当天正在城里拍摄一次公共活动，这是对这座乌克兰首都的公共活动最早的拍摄之一。此时距“中央拉达”在其第四份通令中宣布乌克兰独立已有整整一年。部分前“中央拉达”领袖利用重新执掌权力的机会发布了另一份重要的公告，宣布将从前的俄属和奥属乌克兰地区统一为一个独立国家。他们选择那座基辅罗斯时代的大教堂^[1]为群众集会、教堂仪式和阅兵式的背景，建起了一座从弗拉基米尔大街通往圣索菲亚广场的凯旋门。这些都是为庆祝统一而精心筹划的活动，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前，在俄奥国界两边的乌克兰地区，统一还不过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头脑中的一个梦想。

当索菲亚大教堂敲响午钟，摄像机的镜头中出现了欢欣的笑容、持花的女子，还有成群身着军装的男子。画面的中心被新的革命政府“指挥部”的成员们占据。他们中为首的是一名留着山羊胡、身穿黑色皮大衣、头戴宽边羊毛帽的高个男子，那是从前“中央拉达”政府的总理、如今的指挥部首脑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行进在他右边的是来自西乌克兰的代表们——从前哈布斯堡家族治下乌克兰地区的公民会议授权他们来完成两个乌克兰人国家的统一事宜。然而吸引摄像师最多关注的，不是维尼琴科，也不是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议会副主席列夫·巴金斯基^[2]。在镜头中停留最久的是一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他和他身边大多数军官一样，头戴一顶羊皮帽。在影片的一个镜头中，他站在维尼琴科身边，口含一支雪茄；另一个镜头里他又在整理自己的腰带和制服。此人名叫西蒙·彼得留拉^[3]，是指挥部军队的最高“俄塔曼”^[4]，也就是总司令。

彼得留拉于1879年生于波尔塔瓦，在这段影片拍摄时年方39岁。与比他大半岁的约瑟夫·斯大林一样，彼得留拉在还是一名神学学校学生时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并从底层逐步晋升，成为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之一。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彼得留拉担任了许多乌克兰语刊物和报纸的编辑——最先是在基辅，后来转至圣彼得堡，从1912年起则在莫斯科。1917年，他先是作为乌克兰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作为“中央拉达”的军事事务总书记，担任俄军编制中乌克兰部队的首脑。后来，这些部队中的一支被分出来交给未来的乌克兰统领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来指挥。

在1919年1月22日拍摄于基辅的这部影片中，彼得留拉站在弗拉基米尔·维尼琴科身边，但两人并无对话。这并不是因为两位政治家的友好关系发生了破裂。两人的对立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时他们都是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维尼琴科有强烈的亲布尔什维克情绪，指责彼得留拉激怒了布尔什维克，导致对方对乌克兰的入侵。1917年12月，入侵发生前夕，彼得留拉被迫从政府辞职。尽管彼得留拉和维尼琴科联手领导了反对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的起义，这两位指挥部成员之间的矛盾仍未消弭。到了1919年3月，仍旧持亲苏维埃和亲布尔什维克态度的维尼琴科将退出指挥部，离开乌克兰，基本上等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彼得留拉则将在1919年5月初被选举为指挥部首脑，并独揽大权。

彼得留拉的崛起有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原因。这一时期，不光是维尼琴科，1917年革命中另一巨头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同样流亡国外。在乌克兰革命从议会阶段进入军事阶段之际，彼得留拉先后担任的政府军事事务主管和总司令这两个职位变得极为重要，从而使他脱颖而出。1919年年初乌克兰再度遭到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时，彼得留拉已是政府中最重要的部长。1919年2月2日，即《统一法案》庆祝活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指挥部被迫撤离了基辅，先是迁往文尼察^[5]，后来又在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落下脚跟，建立了机关。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位于从前的俄奥边境、如今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边界附近。

他们除了撤退之外别无他法，因为乌克兰军再一次被击溃了。彼得留拉在1918年年底反抗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时率领的农民部队几乎烟消云散：总共10万名农民战士里只有四分之一留在彼得留拉麾下，其他人则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剩下的事应该交给他们帮助建立起来的政府，于是返回了各自的村庄。留下的人由各个“俄塔曼”指挥。“俄塔曼”一词在哥萨克时代意为“指挥官”，如今则指各路独立的军阀。彼得留拉的头衔“最高俄塔曼”反映出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他所统率的，是一群桀骜不驯的军阀，而非纪律严明的军队。彼得留拉和他的军官们从未成功将这支义军改造成一支正规军。事实证明，乌克兰的政治家们是成功的反叛者，但在创建国家和组建武装力量方面只是三流水平。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可靠部队由加利西亚士兵们组成。他们原是在奥军中服役的乌克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俄军俘虏，并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加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事实证明，他们是这一时期历届乌克兰政府的军队中纪律最为严明的一支队伍。1919年7月，彼得留拉得到了来自加利西亚的新援军：超过5万人的加利西亚乌克兰军渡过曾为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界河的兹布鲁奇河^[6]，加入了彼得留拉在波多里亚的部队。半年前，东西乌克兰在基辅宣告统一，此时似乎终于结出了第一批果实。然而统一所面对的形势无疑十分严峻：彼得留拉的军队和加利西亚军都已处于溃败的边缘，后者正被前进中的波兰军队逐出加利西亚。

这样的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其原因又是什么？尽管西乌克兰政府在1918年11月让利维夫落入波兰人之手，但它仍对东加利西亚大部分乌克兰人地区保持着有效控制。西乌克兰政府创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重新分配土地。这一政策让农民受益，并让整个乌克兰族群动员起来，团结在从波兰独立出来的理念周围。波乌战争的转折点发生在1919年4月：由约瑟夫·哈勒尔·冯·哈伦堡^[7]将军率领的一支6万人的军队进入了加利西亚。哈勒尔的部队组建于法国，由波兰战俘组成（他们先前为奥地利一方作战），并由协约国加以武装，其部分军官还是法国人。这支部队被派往东部前线的目的是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哈勒尔却将它用来对付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军。法国人提出了抗议，并发来质询电报，波兰人则一边向法国人保证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布尔什维克，一边将装备不良的乌克兰军向东驱赶。1919年夏天，加利西亚乌克兰军撤退到兹布鲁奇河，并渡河加入了彼得留拉在波多里亚的部队。

加利西亚军兵力超过5万人，忠于彼得留拉的部队有3.5万人，再加上其他同盟“俄塔曼”部下的1.5万人，乌克兰武装部队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此时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已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而加利西亚人的到来让彼得留拉获得了重夺这些领土的机会。然而，事实证明，东西方乌克兰人的联盟并没有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牢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层持保守立场，难以在目标上与东乌克兰指挥部政府的左翼成员们达成共识。加利西亚指挥官们不能理解东部那些前叛军的松散军纪。在寻找可能的盟友的问题上，双方也无法保持一致。

除了基辅的乌克兰政府，前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府同样抵制布尔什维克1917年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武装起义，尤以波罗的海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为甚。在俄罗斯南部，一些前帝国军官和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们联合起来，组成了白军^[8]，为恢复前布尔什维克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战。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向邓尼金^[9]将军率领的白军提供了支持。1919年初夏，邓尼金在乌克兰开始向布尔什维克发起进攻。邓尼金在南乌克兰地区的出现和他向北发动的攻势向乌克兰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提出了一个难题：他们是应该联合邓尼金进攻布尔什维克，还是回避跟他打交道呢？邓尼金的目标可不光是要取消乌克兰领袖们主张的社会革命，还包括重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国家。

加利西亚人和第聂伯乌克兰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西乌克兰人对与反布尔什维克和反波兰的白军结盟没有任何意见，东部人将加利西亚人憎恨的波兰人视为其反布尔什维克和反白军的潜在盟友，而那些“俄塔曼”甚至不反对加入红军。东西乌克兰人在理念和局势的驱使下走到了一起，却仍各自为政。8月，当白军和加利西亚部队同时进入基辅时，加利西亚人大方地撤退了，把这座城市留给了白军。这在彼得留拉与加利西亚军指挥官们之间造成了激烈的冲突。关系的最终破裂发生在1919年11月：一场大规模流行的斑疹伤寒几乎消灭了双方的军队，迫使剩下的加利西亚人加入了白军，而彼得留拉则与波兰人达成了协议。

1919年有一个美好的开始，让两个乌克兰国家都对未来抱有巨大的期望，却在灾难中走向尽头。这一年年底，乌克兰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其国家地位也变成了泡影。东乌克兰人的失败源自他们的政治分裂和糟糕的组织，而加利西亚人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他们的兵力和装备都弱于敌人，同时他们的东部同胞又没有施以援手。两个国家和两支军队的联合更多的是一个军事同盟，而非一个统一的国家或是一支统一的军队。长久以来，他们分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严重地影响了双方精英阶层及各自支持者的政治和军事文化，尽管他们相信彼此属于同一个民族。不过，虽然遭遇了1919年的困厄，东西方乌克兰人仍未打算放弃这一信念。

乌克兰的军队退出了战场，乌克兰独立的梦想似乎也渐行渐远。此时竞逐乌克兰控制权的主要有三股势力：其一是波兰军队，他们控制着加利西亚，并进入了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梦想着重建一个版图尽可能与被瓜分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接近的波兰人国家。其二是以协约国为靠山的白军，他们从南乌克兰地区向北进军，突入俄罗斯境内，其蓝图是重建一个沙皇时代那样的统一且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国家。其三是布尔什维克们，他们的远景理想是世界革命，迫在眉睫的目标则是在军事上自保——正如弗拉基米尔·列宁所公开承认的那样，没有乌克兰提供的煤炭和面包，他们就无法做到任何一点。

1919年在乌克兰厮杀的各路势力和军队中，布尔什维克留下了最深的痕迹，控制基辅的时间也最长——从2月到8月，他们都占据着基辅，12月又再度回到这座城市。然而，控制了首都和乌克兰草原上的各大工业城市并不意味着掌握了整个乌克兰：乡村地区仍在反抗新来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许多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在原则上接受苏维埃权力，但不愿为之牺牲他们建国的梦想。农民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做出的土地分配承诺坚信不疑，到头来却因被迫上缴他们的收成而对布尔什维克不满。1919年12月，在击败邓尼金并重夺基辅之后，布尔什维克们决定从前一年犯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弗拉基米尔·列宁亲自就“1919年教训”对其支持者们做出了阐释。他认为此前布尔什维克忽视了民族问题。于是，布尔什维克军在1919年年末和1920年年初重归乌克兰时，打着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号，与乌克兰人沟通时也使用他们的母语。他们在乌克兰摈弃了“俄罗斯化”，代之以让民族革命适应乌克兰文化的政策。他们将入党的大门向乌克兰左派敞开，这一举动让人想起当年帝国当局吸收地方精英的做法。这些前社会革命党成员早已接受以苏维埃的方式组织未来的乌克兰国家的理念，因其主要刊物《波罗特巴》（Borot'ba，意为“斗争”），被称为“波罗特巴党”^[10]。他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为该党提供了其急需的讲乌克兰语的干部和文化精英。同样，农民们最终也被融合了，并得到了长久以来一直被许诺给他们的土地：1920年春，布尔什维克推迟了在从贵族手中没收得来的地产上建立大型集体农庄的计划，允许农民们分掉他们的前主人的土地。

新策略奏效了。布尔什维克得以在1920年建立起对乌克兰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控制，将最后一个真正的威胁拒之门外。1920年4月下旬，在彼得留拉残军的支援下，约瑟夫·毕苏茨基的波兰军队从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战线发起了一次向基辅的进军。毕苏茨基的目标是在波兰和苏维埃俄国之间建立起一个能起到缓冲作用的乌克兰国。波军的进攻一开始十分顺利。5月7日，彼得留拉再次作为乌克兰政府首脑进入了基辅。然而这一次他身边没有了加利西亚盟军，这是他为得到波兰人的支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代价本身并无太多实际价值，却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最高统领同意承认波兰人对加利西亚的控制，这成为压垮两个乌克兰国家之间困难重重的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彼得留拉的成功并不长久。苏维埃发起了反击，迫使波乌联军于6月13日退出基辅。在这场战争中苏俄最有名的骑兵指挥官谢苗·布琼尼^[11]的率领下，苏俄的第一骑兵军突破波乌联军的防线，对撤退中的敌军进行了拦截，并在他们阵地后方进行打击。红军在整条战线上——不光是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全面推进，每天向前移动20英里（约32千米），很快迫近了利维夫。时任红军某段前线政委的约瑟夫·斯大林决意攻下利维夫来让自己声名远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是波兰人，乌克兰军——彼得留拉从东乌克兰带来的部队——在面对红军对利维夫的进攻时同样选择了坚守。他们最终成功地守住了利维夫。这一场胜利成为导致苏俄在对波兰的战争中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战争的走向在1920年8月中旬再度发生转折。在获得协约国的援助，并得到英国和法国军官（其中包括后来的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为其担任顾问后，波兰军队在华沙城郊那场被称为“维斯瓦河奇迹”^[12]的战役中击败了红军，遏止了红军的进攻。在苏俄一方，斯大林是需要为这场“奇迹”负责的人之一：他鼓动布琼尼违抗其上级的命令去攻打利维夫，而不是向华沙进军。红军节节败退。到了10月，也就是双方签署停战协议的时候，波兰和苏俄的边界在北段已经深入白俄罗斯，在南段则深入乌克兰境内。波兰人再度控制了乌克兰的沃里尼亚，以及波多里亚的部分地区。不过，虽然取得了以上利益，波兰人建立一个以基辅为首都的乌克兰缓冲国的努力却没能成功，同样落空的还有乌克兰人重获独立国家地位的梦想。此外，“维斯瓦河奇迹”也终结了苏俄将其革命之火传播到欧洲腹地的计划。

波苏战争最有名的记述者莫过于敖德萨出生的俄国犹太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3]。在作为布琼尼第一骑兵军的一员参加战斗的过程中，他坚持记日记，并在后来利用这些日记创作了一部题为《红色骑兵军》（Red Cavalry）的短篇小说集。布琼尼指责这部小说集扭曲了他麾下士兵的英雄形象，因为它描述了战争的残酷、红军骑兵的暴力，以及乌克兰犹太人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在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里，各路军队彼此厮杀，战线如拉锯一般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乌克兰平民还未从灾难中得到一丝喘息之机，就又陷入了新的恐怖和毁灭之中。在所有族群中，犹太人的命运最为悲惨：他们遭到来自所有势力的打击，不论是红军、白军、乌克兰军，还是各路军阀。

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乌克兰乃至整个“定居范围”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此时犹太人需要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迫害者。迫害造成的伤亡急剧增加，仅在乌克兰就超过了3万人。从前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外以下几种原因：掠夺欲、经济冲突、基督教中的反犹太教主义，以及近代的反犹太人潮流，然而现在又多了一种原因：革命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在这种新的视角下，犹太人一方面被视为资本主义剥削者而遭到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宣传家的仇视，在另一阵营又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热情支持者。

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德国和奥匈帝国军队进入乌克兰的1918年春天。然而迫害实施者并非挺进中的德国人或“中央拉达”的军队，而是败退的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怀有革命的正义感而非基督徒的狂热，认为自己对诺夫霍罗德-西沃斯基^[14]和赫卢希夫（从前哥萨克国的都城）犹太人的打击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进攻。1919年春，当彼得留拉的军队在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下向西退却时，乌克兰部队同样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普罗斯库里夫（今赫梅尔尼茨基）^[15]，导致近1700名犹太人丧生。这一年晚些时候，心思主要放在劫掠上、对各种口号没有多少兴趣的军阀们又率领他们军纪涣散的部队对犹太人定居点进行了洗劫。到了秋天，邓尼金的军队打着“痛揍犹太人，挽救俄罗斯”的反犹新旗号，也对犹太人展开了屠戮，其中规模最大的行动发生在基辅以南的小城法斯蒂夫^[16]，造成近1000名无辜者的牺牲。总体而言，在所有对犹太人的迫害行动中，约20%系白军所为，红军的比例约为10%，军阀们约占25%，而彼得留拉的部队约占40%。后者在战争期间实施了最多的反犹屠杀。白军则是唯一一支有组织的军队，其士兵对犹太人的屠杀都得到了上级军官的朋确授意。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战士们成为仅有的未参与反犹屠杀的群体。

乌克兰犹太村庄的居民们也组织起自卫部队。他们在抵御军阀势力方面卓有成效，但面对大规模的军队时则无能为力。也有大量犹太年轻人加入了红军。红军的政治领袖列昂·托洛茨基^[17]出生于乌克兰，常被视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象征，然而红军在犹太人中的受欢迎的程度远非托洛茨基一人所能代表。犹太革命家们从前就积极参与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或加入孟什维克^[18]，或加入布尔什维克。此外，就实施反犹屠杀的次数多寡而言，红军似乎是对犹太人最为友好的，因此吸引了许多犹太年轻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伊萨克·巴别尔的经历在敖德萨的犹太年轻人中并不算出奇：他先是在列宁的秘密警察机构契卡^[19]中待了一小段时间，后来又作为一名政委和随军记者加入了布琼尼的骑兵军。

1919年的反犹屠杀终结了革命初期形成的乌克兰人-犹太人同盟，也让西蒙·彼得留拉成为乌克兰反犹主义的恐怖象征。1926年，流亡巴黎的彼得留拉被前红军士兵沙洛姆·施瓦茨巴尔德^[20]枪杀，让他的这一形象更加得到了强化。许多人相信施瓦茨巴尔德是在苏俄秘密警察的指派下刺杀了这位乌克兰移民政治领袖，但施瓦茨巴尔德本人声称刺杀是他的自发行动，是为他那些在乌克兰反犹屠杀中死去的犹太亲属复仇。巴黎的一个法庭无罪开释了这名刺客。

彼得留拉真的应该为那些反犹屠杀负责吗？他在革命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又在左翼的指挥部中担任领导人，无论从其观点还是政治背景来看，彼得留拉都是一名国际主义者。他与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和中央拉达的其他领袖们一样，认为犹太人是乌克兰人反抗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事业中的天然盟友。这一立场在他向其部属发出的命令中也有所体现。“是时候认识到全球的犹太人，包括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妻子，都和我们一样，被剥夺了民族自由，身受奴役之苦了。”彼得留拉在1919年8月签署的一道命令中这样写道，“我们不应让他们与我们疏离——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分享我们的命运和不幸。我在此严正下令：任何煽动你们去迫害犹太人的人，都将被逐出我们的军队，并将被视为祖国的叛徒而接受审判。”

在彼得留拉的意识中，攻击犹太人等于背叛乌克兰。问题在于，尽管他发出了命令，但他极少或并不急于惩罚那些反犹行为的实施者。“俄塔曼”伊凡·塞米申科（Ivan Semesenko）的部队是1919年2月普罗斯库里夫反犹屠杀的执行者，而彼得留拉在1920年3月才下令对塞米申科进行审判和处决。这一惩处来得太晚，未能在反犹迫害达到高潮时对他的军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由于彼得留拉对其军队的控制力有限，他并不愿意真正执行自己的命令。乌克兰军队参与反犹迫害的理由与其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失败的理由是一样的：这支军队纪律涣散，缺乏组织。彼得留拉这种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乌克兰领导人是在农民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然而从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而言，农民革命来得太早了。在他们的国家陷入革命浪潮、外国干涉和内战之前，乌克兰的活动家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农民大众展开工作，没能在农民中普及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机会在乌克兰进行自由宣传的党派都是小俄罗斯理念的鼓吹者和各种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而反犹主义是他们的理念中的关键元素。右岸乌克兰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堡垒，在1919年也是最骇人听闻的反犹屠杀的发生地。

唯一一个曾经尝试约束部队不去参与反犹屠杀并在自己的农民军队伍中对反犹主义进行了斗争的军阀是涅斯托尔·马赫诺^[21]，而他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马赫诺身材不高，而且很瘦弱，留着唇髭和一头长发。他曾是从前俄罗斯帝国规模最大的“私人”部队的指挥官，富于领袖魅力，其部属在全盛时有4万人。马赫诺出身农家，在政治立场上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乌克兰的各路军阀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他的根据地和活动区域是南乌克兰的胡利艾波勒^[22]，此地位于顿巴斯的煤矿和克里维伊里赫铁矿之间，是典型的农业地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条铁路将上述两个地区连接起来，与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相交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今天的扎波罗热）^[23]，此地正离马赫诺的故乡不远。铁路的位置让马赫诺和他的军队成为争夺的焦点。

马赫诺手下的农民战士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和梦想并不买账，也看不上那群受意识形态驱动而围绕在他们的“巴特科”（bat'ko，即“父亲”，这是他们根据农村的家长制传统对马赫诺的称呼）身边的无政府主义者。农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控制（这种态度正吸引了马赫诺身边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并希望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与早期近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们一样，在从前的哥萨克-鞑靼人边境地区活动的马赫诺军与北方的各个乌克兰政府保持着距离，并经常与他们作战。尽管绝大多数马赫诺的战士都是乌克兰族，而马赫诺对乌克兰民族解放的目标也并不陌生（他那个做教师的妻子就是这一目标的积极宣传者），这位军阀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理想大体上仍旧是国际主义的。

在对乌克兰展开争夺的所有势力中，被马赫诺视为潜在盟友的只有布尔什维克。马赫诺帮助布尔什维克击败了他们的大敌——彼得·弗兰格尔^[24]将军率领的白军，让克里米亚成为后者残部的最后阵地，然而布尔什维克却立刻对马赫诺反戈一击。弗兰格尔政权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克里米亚地区的第八个政府——第一个则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在1917年12月25日成立的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在两次大规模向奥斯曼帝国移民的浪潮之后，鞑靼人还占克里米亚半岛总人口的近30%（其余人口则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代表）。鞑靼人的共和国是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世俗国家的最早尝试之一，这是上一代克里米亚鞑靼人中的活动家们开展的各种文化和教育活动的结果。这些活动家以伊斯梅尔·伽斯皮拉里^[25]为首，他也被称为现代克里米亚鞑靼民族之父。然而，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很快就夭折了。1918年1月，半岛的控制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他们宣布成立独立的陶里达（克里米亚）共和国，不过很快又被乌克兰军和德军侵占。

在德国占领时期，克里米亚保持了对乌克兰的独立地位，但统领斯科罗帕德斯基在1918年9月宣布对克里米亚半岛实施经济封锁，迫使克里米亚政府作为自治地区加入了乌克兰。这一状态也未能持续多久：随着德国人的撤军，以出身犹太教伽来特派^[26]的自由主义政治家所罗门·克里姆^[27]为首的新政府上了台。克里姆政府的司法部长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28]，正是那位著名作家的父亲。然而此时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进军途中。1918年7月，他们在乌拉尔山中处死了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1919年4月7日，罗曼诺夫皇族的幸存者们逃离他们位于雅尔塔附近的庄园，搭乘英国的无畏级战舰“马尔伯勒号”前往西方避难。从1919年6月开始，克里米亚就落入了白军之手，先是由邓尼金将军掌管，在邓尼金于1920年4月辞职后，又成为弗兰格尔将军的地盘。

弗兰格尔声称自己是南俄罗斯地区政府的长官，然而他实际控制的区域只有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半岛以北的一小片草原。他与他的部长们希望光复整个俄罗斯帝国，然而这个目标在嘴上说起来比实现起来容易得多。尽管他背后有协约国的支持，弗兰格尔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争中仍节节败退。1920年11月8日，红军及其盟友马赫诺的部队从大陆开始了对克里米亚的攻势。他们冒着严寒涉过锡瓦什潟湖^[29]的浅水，对白军位于彼列科普地峡［宽4英里（约6千米），是连接半岛与大陆的桥梁］^[30]的工事发起猛攻。11月17日，他们进入了雅尔塔城。弗兰格尔将军将其残部撤退到伊斯坦布尔。被遗弃在前线的近5万名军官和士兵惨遭屠戮，这也是这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屠杀行动。然而，这并不是这场血腥的革命战争中最后一次屠杀，而只是一支序曲，预示着布尔什维克对这个广袤国家的统治的来临。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1921年3月，俄罗斯联邦^[31]、苏维埃乌克兰^[32]和波兰三方在拉脱维亚的里加签署和约，确定了一条新的波兰-苏俄边界。根据这份和约，波兰不仅保有加利西亚，还取得了从前归属于俄国的沃里尼亚。此时的乌克兰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只分属于两个国家，而是被四国瓜分：1918年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布科维纳仍在布加勒斯特手中，而战败的匈牙利不得不把外喀尔巴阡地区交给新成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人西面的邻居——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此时都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国家。然而，除了在一个由俄罗斯领导的政治体内的自治权外，为创建自己的国家不断努力的乌克兰人几无所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那些更强大、侵略成性又声称对乌克兰土地拥有主权的邻国的存在，然而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成熟，以及独立国家理念在分属于哈布斯堡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的乌克兰地区的姗姗来迟。尽管乌克兰身份认同和全俄罗斯身份认同之间的分歧在1918年的奥属加利西亚已不存在，在第聂伯乌克兰地区，这种分歧却贯穿了整个战争和革命。地方主义是乌克兰各地不同历史轨迹的产物，也是存在于奥属乌克兰和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一大障碍：在奥属乌克兰，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的民族建构机制各不相同；在第聂伯乌克兰，乌克兰国家理念在前哥萨克国和波属右岸乌克兰地区受到的支持远较东部和南部的草原地区为多。城市地区，尤其是有大量非乌克兰人口居住的大城市，均不属于乌克兰人的独立追求所能涵盖的范围——这种追求几乎完全依赖于农民群体的支持。

考虑到乌克兰民族解放事业所背负的各种限制，我们需要回答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一民族运动尚处于襁褓之中，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第一次形成独立的政治目标，迟至1918年才真正认同这个目标，那么，在这片被从前的帝国势力和其他更发达的民族运动主宰的政治版图上，乌克兰民族运动何以能走得这么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两个帝国的崩溃带来的革命性冲击为1917年和1918年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创造了意想不到的机遇，而乌克兰民族运动也充分利用了这些机遇。乌克兰人的民族解放事业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旋涡之中，诞生于远比从前更成熟的独立斗争之中。尽管它没能在奥属乌克兰和第聂伯乌克兰大地上成功建立一个能有效运转的国家，却已让独立统一国家的理想成为新乌克兰信念的核心。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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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圣索菲亚大教堂。

[2]Lev Bachynsky（1872—1930），加利西亚乌克兰政治家、律师，曾任奥地利议会议员和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拉达副主席。

[3]Symon Petliura（1879—1926），乌克兰政治和军事人物、民族主义者，他同时也是一名作家和记者。十月革命之后，彼得留拉组织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与红军和白军双方作战，试图维持乌克兰的独立。他在失败后流亡欧洲，于1926年5月25日在巴黎被暗杀身亡。

[4]Otaman（乌克兰语作отаман）一词原指哥萨克军团的指挥官。

[5]Vinnytsia，今乌克兰中西部文尼察州首府。

[6]Zbruch River，今乌克兰西部河流，为德涅斯特河的左支流，全长244千米。

[7]Józef Haller von Hallenhurg（1873—1960），波兰陆军中将。

[8]The White Army，1917年至1922年俄国内战期间的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军事联盟。

[9]Anton Denikin（1872—1947），俄罗斯帝国将领、白军前期领袖，在失败后流亡海外。

[10]Borotbists，亦作“斗争党”，存在于1918年至1920年间的乌克兰左翼民族主义政党。波罗特巴党于1920年3月解散，其成员多被吸收入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11]Semen Budenny（1883—1973），苏联军人，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内战、波苏战争、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布琼尼在1935年成为苏联最早的五名元帅之一。

[12]Miracle on the Vistnla，即1920年8月中旬至下旬的华沙战役。

[13]Isaac Babel（1894—1940），苏联犹太小说家、戏剧家和翻译家，以短篇小说集《红色骑兵军》知名。他于1939年被诬为间谍，次年被秘密处决。

[14]Novhorod-Silversky，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古城。

[15]Proskuriv，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首府赫梅尔尼茨基（Khmelnytskyi）。

[16]Fastiv，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位于基辅以南63千米处。

[17]Leon Trotsky（1879—1940），即列夫·托洛茨基，俄罗斯帝国-苏俄-苏联时代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十月革命指挥者和苏联红军缔造者之一。他在列宁去世后逐渐失势，后流亡海外，并于1940年被苏联特工刺杀于墨西哥。

[18]Menshevik，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派别，意为“少数派”，与布尔什维克的意思相对。1921年，苏俄政府宣布孟什维克非法。

[19]Cheka，苏俄时期的情报机构，创建于1917年12月20日。契卡于1922年被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

[20]Sholom Schwartzhard（1886—1938），俄裔法国犹太诗人，以在1926年刺杀彼得留拉闻名。

[21]Nestor Makhno（1888—1934），俄国内战期间的乌克兰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和游击武装领导人。他于1921年流亡海外，于1934年死于巴黎。

[22]Huliaipole，亦作古利艾波列（俄语发音），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城市。

[23]Aleksandrovsk，今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首府扎波罗热。

[24]Petr Wrangel（1878—1928），俄罗斯帝国军官，俄国内战后期担任俄罗斯南部白军指挥官，后流亡法国。

[25]Ismail Gaspirali（亦作Ismail Gasprinski，1851—1914），克里米亚鞑靼教育家、政治家，被视为俄罗斯帝国最早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之一。

[26]Karaite Judaism或Karaism，犹太教教派之一，以《塔纳赫》（《希伯来圣经》）为本，不承认任何口传的律法如《塔木德》等经籍。

[27]Solomon Krym（1864—1936），克里米亚政治家、农学家。

[28]Vladimir Nabokov（1870—1922），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俄国记者、犯罪学家、政治家，俄裔美国著名作家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纳博科夫之父，于1922年在柏林被一名右翼君主主义者刺杀。

[29]Syvash lagoon，也被称为腐臭之海、腐海或懒海，位于克里米亚半岛东北部、亚速海西岸，由一系列浅湾组成。

[30]Perekop isthmus，连接欧亚大陆和克里米亚半岛的窄长陆地，宽5至7千米。

[31]Russian Federation，全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的第一个加盟共和国。

[32]Soviet Ukraine，即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1937年改名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苏联的第三个加盟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