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月9日是一个星期天。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清晨，近2万名工人和工人家属从圣彼得堡郊区出发，向市中心行进。35岁的波尔塔瓦省人、毕业于圣彼得堡神学院神父格里高利·加蓬（Grigorii Gapon）引领着这支游行队伍。队伍前列的人抬着一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肖像，还举着教会的旗帜和圣像。人们口中吟唱宗教歌曲，其中还包括为沙皇所做的祷告。工人们希望向沙皇递交一份由加蓬神父起草的请愿书，希望沙皇能保护他们不受雇主的恶劣对待。
圣彼得堡的主要工厂都陷入了罢工，然而工厂主们拒绝满足工人提出的包括引入8小时工作制在内的要求。工人阶级是随工业革命而生的新社会现象，如今他们正请求沙皇承认其基本权利。“我们要求的并不多，我们要求的只是必需的权利，没有它们，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就只是艰苦的劳动和无尽的苦难。”加蓬神父写道。然而请愿中也包括了一些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求选举产生宪法会议。上一次有人向沙皇提出制定宪法的要求还是在1825年12月。那一次政府镇压了后来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军官们的叛乱，还用上了大炮。沙皇和他的政府认为，他们必须再一次展示决心，以免重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覆辙：在他们看来，让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丢掉王冠和性命的，正是他的优柔寡断。
当示威者们接近沙皇的冬宫（如今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所在地）时，军队开火了，当场打死100多人，受伤者超过500人。加蓬神父幸免于难，但他再也不会为沙皇祷告，也不再希望得到沙皇的保护。在当夜写下的控诉中，加蓬将沙皇称为畜生，并呼吁人们进行报复：“同胞们，让我们向那受到人民诅咒的沙皇复仇，向他所有那些拥护帝制的恶毒爪牙复仇，向他的大臣们和不幸的俄罗斯国土上的强盗们复仇！”彻底的复仇要在13年后才会到来——布尔什维克们在1918年7月枪杀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但沙皇宫廷希望避免的革命在此时就爆发了。这场革命将整个帝国，包括乌克兰诸省在内，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平民政治的时代，其特点包括政党的创建、议会选举、男性公民获得普选权，以及政府越来越有赖于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圣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之后3天，革命传播到了乌克兰。在星期三，也就是1905年1月12日，基辅南俄罗斯机械制造厂的工人们开始罢工。卡特琳诺斯拉夫、尤兹夫卡和顿巴斯其他地区的冶金工人们很快也加入了罢工。阶级斗争的火焰席卷了此前15年中的经济繁荣地区。如果说1905年1月之前，工人们只是对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高的报酬和8小时工作制提出恳求的话，此时他们开始用罢工、示威和对当局的公开抵抗来支持自己的诉求。说到抵抗，那些人口过剩的贫穷村庄也并没有落在城市后面太远。农民们开始砍倒属于贵族的森林中的树木，并开始袭击贵族们的庄园。这样的袭击一共发生了超过300起，以第聂伯河左岸地区从前哥萨克国境内的农民最为踊跃。农民们期待沙皇发布诏书，将属于贵族的土地分配到他们手中。这个梦想没能实现。政府没有发出公告，而是派出军队镇压叛乱。1905年12月，政府军在波尔塔瓦省的大索罗钦齐[2]——尼古拉·果戈理（乌克兰语读作米科拉·霍霍里）的出生地——打死了63名农民。而且，大索罗钦齐惨案远非孤例。
1905年夏天，政府开始失去军人们（他们多为农民出身）的无条件支持。这一年6月，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战舰发生哗变。哗变首领和参与者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乌克兰招募的水兵。由于水兵们的“波什”（甜菜汤）[3]中被加入了腐肉，这场原定于10月的哗变提前在6月爆发。根据一些记载，来自日托米尔地区的海军军士赫利霍里·瓦库连丘克（Hryhorii Vakulenchuk）用乌克兰语向他的战友们发出呼吁：“我们还要做多久的奴隶？”在一名高级军官开枪打死瓦库连丘克之后，哗变的领导权传到了来自哈尔基夫地区的26岁水兵奥帕纳斯·马丘申科（Opanas Matiushenko）手中。叛军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升起红旗，从公海航向敖德萨，为正在这座城市举行罢工的工人提供支持。战舰和瓦库连丘克遗体的到来在敖德萨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骚乱和与警察的冲突。
俄国的哥萨克部队封锁了从敖德萨城前往港口的通道，其中包括著名的“波将金阶梯”[4]。在谢尔希·爱森斯坦[5]的经典电影《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1925）中，“波将金阶梯”被描述为大规模杀戮和高度戏剧性事件的发生地。没有证据表明有人真的在这道阶梯上丧生，然而在全城范围内，的确有数以百计的人被警察和军队开枪打死。“波将金号”战舰最终离开了敖德萨，避免了与一支忠于政府的舰队遭遇，并航向罗马尼亚。哗变的水兵们在罗马尼亚向当地政府投降。他们的领导者马丘申科在欧洲和美国度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敖德萨，继续革命斗争。他最终遭到逮捕和审判，并在“波将金号”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被处死。马丘申科早已成为革命的象征，却拒绝加入任何政党。他遇难时年仅28岁。
1905年10月，工人们的罢工浪潮达到了顶峰。一场铁路罢工让整个帝国陷入瘫痪。在乌克兰地区，主要铁路枢纽如基辅、哈尔基夫和卡特琳诺斯拉夫等地的铁路工人都停止了工作。产业工人们也很快加入了他们。到了10月中旬，全乌克兰有12万工人罢工，整个帝国的罢工人数则接近200万。于是沙皇尼古拉二世改变了策略，向他的叛逆臣民做出了一个重大让步。在10月17日发布的诏书[6]中，尼古拉二世对基本的公民权利——信仰、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给予了承认。这道谕令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引入了帝国，还规定在举行杜马（第一届俄国议会）选举的过程中将保证全社会所有阶级的代表权。至此，俄国距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仅有一步之遥。自由知识分子们也对尼古拉二世的诏书感到欢欣鼓舞。
诏书发布之后，欢庆的人们涌上乌克兰各大城市街头，其中最为兴奋的是犹太人群体。保守派的皇权支持者将犹太人视为革命的紧密同盟，并指责犹太人是工业化和快速的城市化开始以来本地人群遭遇的一切麻烦的根源。许多乌克兰城市中的欢庆活动最终以对犹太人的迫害（pogrom）告终。在乌克兰，或者在整个犹太人“定居范围”内（包括从前波兰-立陶宛联邦诸省和乌克兰南部），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第一波大规模的迫害浪潮发生在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者刺杀之后，人们将他的死亡归罪于犹太人。1903年发生在今天摩尔多瓦境内的基希讷乌[7]屠杀持续了三天三夜，夺走了49人的生命，在美国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并触发了新一轮犹太移民浪潮。然而与1905年发生的迫害犹太人事件相比，从前的事件都黯然失色：当年10月，数百人在基辅、卡特琳诺斯拉夫和敖德萨发生的迫害犹太人事件中丧生，受伤者达到数千人，遭到毁坏的犹太人房屋和企业则数以万计。
在基辅，对犹太人的迫害在一场示威后爆发。这次示威原本的目的是庆祝胜利，也为斥责沙皇的10月17日诏书不过是当局方面开出的空头支票。示威者们攻打市监狱，释放政治犯，污损基辅大学门前的尼古拉一世纪念碑，摘下将大学主楼正面的帝国国徽，毁坏帝国国旗并代之以红旗，并要求绞死沙皇。保守立场的公众将这一切归罪于犹太人。第二天晚上，由外来工人、东正教狂热信徒和彻头彻尾的罪犯组成的团伙开始袭击犹太人和他们的财产。“来，拿去你们要的自由，拿去你们要的宪法和革命，拿去你们要的皇冠，还有我们沙皇的肖像！”一名袭击者高喊道。27人在袭击中身亡，近300人受伤，约1800座犹太人住宅和商铺被毁。基辅主要街道赫列夏季克大街上的28家犹太人商店中，只有一家幸免于难。
目睹了这起迫害事件后，20世纪最著名的犹太作家之一肖洛姆·阿莱汉姆[8]离开了这座城市，也离开了这个国家，去往遥远的纽约。在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卖牛奶的台维》（Tevye the Dairyman）中，对犹太迫害的预期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他创作的其他一些故事中也十分明显，百老汇经典剧目《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即基于这些作品。在小说《卖牛奶的台维》和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中，基辅的警察都对犹太人抱有同情态度。实际上，一部分警察的确同情犹太人，但其他许多警察在迫害发生之时置身事外，鼓励暴力行为。基辅发生的情况看起来即是如此。到警察对迫害的实施者采取行动时，对犹太人的袭击已经持续了整整三天。
基辅的迫害犹太人事件在许多方面都成为乌克兰其他大城市中发生的情况的缩影。袭击的实施者通常是工人，他们刚从俄罗斯的贫穷村庄中迁移到这些城市。另有少部分是需要与犹太人竞争工作机会的乌克兰人，这些人认为自己受到城市和工厂中的官员和企业主的剥削和歧视。犹太人成为他们最软弱的猎物和“合法”的目标：通过对犹太人的袭击，袭击者可以宣示并捍卫自己的“真正俄罗斯人身份”，以及对帝国的专制政体、东正教信仰和民族性等原则的忠诚。农民们则会加入对位于小城镇和大城市周边的犹太人财产的袭击。这些罪犯肆意地破坏了他们此前无法染指的财产。
暴徒们将革命事件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然而，领导那些庆祝沙皇发布诏书同时又对诏书感到不满的群众的，是来自各种政治组织的活动家，其中只有一部分是犹太人。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9]中的激进派。他们走在了工人罢工和示威队伍的前列，并对沙皇诏书嗤之以鼻。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是通过全帝国范围内的罢工和起义来推翻帝国政府。孟什维克则是同一个党派中的另一个团体，他们反对列宁的发号施令，自行组织其宣传活动。同样非常活跃的还有俄国社会革命党[10]，革命爆发之前，他们就在哈尔基夫、日托米尔、切尔尼戈夫和其他一些乌克兰主要城市建立了分支组织。许多犹太人加入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犹太人也有自己的政党。在1905年的革命事件中最为活跃的党派之一即是犹太劳工同盟，它是一个代表犹太工人和工匠的社会主义党派。
犹太人对革命的投入（他们通常团结在犹太劳工同盟的旗帜下）显示了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团体在逐步开展的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性。然而，那些“全俄罗斯”的主要党派拒绝向帝国其他民族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犹太劳工同盟的领导人曾参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工作，但当列宁对他们这个组织的自主地位及其专属的犹太工人代表权提出质疑后，这些人就退出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都相信工人运动统一而不可分割，正如俄罗斯帝国的统一而不可分割一样。社会革命党人则更为变通，承认文化自治的重要性，并愿意考虑在俄国建立联邦制度。然而这些让步还远远不足以让帝国内的少数民族不去组建他们自己的政党。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俄奥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就都忙于建立自己的党派。此时正是整个欧洲各路政治力量进入党派创建阶段的时代。他们走上街头，努力动员大众支持他们的政治目标。俄属乌克兰的第一个政党建立于1900年，其动员阶段始于哈尔基夫城。这一年，一群不愿加入那些全俄罗斯党派并寻求融合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理念的当地学生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党——革命乌克兰党。活动家们在乌克兰建起组织网络，并来到农民中间开展工作，呼吁他们起来反抗。哈尔基夫律师米科拉·米可诺夫斯基[11]写出了一本题为“独立乌克兰”（Independent Ukraine）的小册子，在加利西亚出版。革命乌克兰党人将这本书中阐述的理想当作他们的纲领。通过这个纲领，俄罗斯帝国境内成立的第一个乌克兰政党宣布：他们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
“一出宏大历史悲剧的第五幕‘民族斗争’已经上演，落幕很快就会到来。”米可诺夫斯基写道。这句话几乎是对不久以后的世界大战将造成的灾难的预言。米可诺夫斯基认为，“那些站起来反抗一切形式的外来统治、并在最近获得自由的民族指明了”一条摆脱列强对抗噩梦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同样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继续写道，随后就宣布了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目标。作为一名律师，他还从法律和历史两方面进行论证，抨击1654年由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达成的俄乌协议。米可诺夫斯基声称赫梅尔尼茨基时代哥萨克军官们得到的权利和特权已被俄国蚕食，因此俄国早已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与从前的哥萨克军官们不同的是，米可诺夫斯基呼吁他的同胞们争取完全的解放，而不是去接受波兰人或瑞典人的保护。
这本小册子标志着俄罗斯帝国境内乌克兰政治思想的一次转折。乌克兰第一个政党将之作为纲领，更加发扬了米可诺夫斯基的理想。然而这个政党很快就因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孰先孰后的问题而分裂了。在接下来的17年中，米可诺夫斯基提出的乌克兰独立论题退居次位，在1918年1月另一场革命的火焰中才重登舞台。而在当下，即1905年革命时期，多数乌克兰政治家追求的都是在一个“自由”的民主联邦制俄国内部实现自治，而非完全独立。“斯比尔卡”（意为“同盟”）[12]的成功正是这种情绪的证明。“斯比尔卡”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脱胎于米可诺夫斯基的革命乌克兰党，但在成员构成上则是多族群的，并与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劳工同盟有着紧密联系。到了1905年4月，“斯比尔卡”已经拥有7000名成员。它是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潮流的一条地方支流，这也是它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
沙皇的十月诏书为乌克兰的政治舞台带来了更多变化。诏书的发布是沙皇为重夺政治主动权并分化反政府力量的孤注一掷，它将公民权利赋予俄国民众，并引入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为表示对诏书的支持，君主主义党派“十月十七日同盟”[13]成立。10月，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14]也应运而生。紧接着，持国家主义和反犹立场的俄罗斯人民同盟[15]在11月成立。乌克兰的政治光谱如今呈现三种不同色彩：第一种是“斯比尔卡”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全俄罗斯”党派和团体；第二种是自由派的乌克兰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名称颇有误导性的“乌克兰激进民主党”[16]，与俄罗斯立宪民主主义者展开合作；最后一种则是从前的“小俄罗斯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构成了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君主主义组织的核心。
就他们对乌克兰民族问题的关切而言，这三个阵营都植根于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间的乌克兰文化复兴，并都声称塔拉斯·舍甫琴科是他们的先驱。没有一个阵营有兴趣将舍甫琴科视为一名圣彼得堡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有人都将他想象成一个留着哥萨克式髭须、身穿农民式羊皮外套的“人民诗人”。舍甫琴科成了他们与广大农民接触的通行证：而在平民政治的新时代，这完全可能是一张通向胜利的门票。然而，三个阵营中只有一个，即乌克兰自由派，在与民众对话时使用的是舍甫琴科的语言。40多年的禁令之后，1905年革命让他们终于可以这样做。突破性事件发生在1905年2月：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在这个月发布了一份备忘录，呼吁废除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学术界将乌克兰语（小俄罗斯语）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而非仅是一种方言。
1905年10月，在尼古拉二世发布诏书的当天，官方对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禁令也解除了。到了1905年12月，已有两家乌克兰语报纸得以出版，一家在卢布尼[17]，另一家在波尔塔瓦。1906年9月，乌克兰自由派在基辅开始出版第一份乌克兰语日报《拉达》（《会议》）[18]。1907年，他们开始发行第一本乌克兰语杂志。第一本乌克兰语学术期刊在下一年问世。此时总共已有9份乌克兰语报纸，发行量达到2万份。而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几年中，乌克兰语出版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其中最为风靡的形式是配有插图、风格幽默的小册子，在1908年至1913年间总印数达到近85万册，其次是印数为近60万册的诗集。事实证明，乌克兰农民更喜欢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讲笑话和朗诵诗歌。
针对乌克兰民众心灵和头脑的第一场竞争发生在1906年春天，第一届俄国国家杜马选举之际。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选举，自由派得到很高的票数。民主主义者中的激进派与俄国立宪民主派合作，也为其成员和同情者在杜马中获得了数十个席位。来到圣彼得堡后，当选议员们立刻成立了“乌克兰人俱乐部”，以宣传乌克兰的文化和政治目标。95名乌克兰议员中有44人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然而，第一届国家杜马没能存在多久：沙皇发现它过于倾向革命，在两个月后将之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在1907年年初举行。这一次社会民主党人也积极参加进来。斯比尔卡党获得14个席位，在所有乌克兰人党派中仅次于保皇派：后者赢得了近四分之一的民众投票。国家杜马中的乌克兰人组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党团，成员为47人，其目标之一是让乌克兰语进入公立学校。这个党团同样短命：随着帝国内的革命活动逐渐衰退，沙皇得以再度将杜马解散。这届杜马存在于1907年3月到6月，比第一届的寿命只稍长一点。第二届国家杜马的解散成为革命结束的标志。
乌克兰活动家们在1905年至1907年间的行动——无论是组织议会党团，还是建立乌克兰教育和学术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参照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同胞们所取得的成就。奥匈帝国在几十年前就进入了平民政治时代。俄奥之间的国界并未成为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阻碍，反而是一个有利条件：当一方的情况恶化，另一方的活动家就会接过火炬，并向他们的同胞施以援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当第聂伯河地区的乌克兰人因乌克兰语出版禁令而遇到麻烦时，他们总是能得到加利西亚乌克兰爱国者的援助，也向对方提供支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加利西亚人相信帮助第聂伯乌克兰人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0岁的利维夫大学乌克兰史教授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19]是加利西亚经验向第聂伯乌克兰传递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毕业于基辅大学，在1894年来到加利西亚，成为俄奥边界两侧乌克兰学术界的领袖。他开始写作其多卷本的《乌克兰-罗斯史》。这是从学术上构建一个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版本的乌克兰历史叙事的开山之作。赫鲁舍夫斯基还担任了位于利维夫的舍甫琴科学会主席，并将其改造成一个等同于国家科学院的机构——此时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尚付阙如。当他得知乌克兰人俱乐部在第一届国家杜马期间组成时，赫鲁舍夫斯基立刻离开了他在利维夫的学生们，前往圣彼得堡，为这个俱乐部编辑刊物，并担任乌克兰议员们的顾问。接下来几年中，赫鲁舍夫斯基将他在利维夫编辑的刊物《文学和学术先驱报》（Literaturno-naukovyi visnyk）迁往基辅，并仿照利维夫的舍甫琴科学会，在基辅创建了乌克兰学会。
“俄罗斯的解放”是革命前夕在俄罗斯帝国出现的泛自由派联盟的目标，但赫鲁舍夫斯基声称没有乌克兰的“解放”，这个目标就不会实现。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存在于民主化的联邦制俄罗斯国家内部、民主而自治的乌克兰。赫鲁舍夫斯基呼吁乌克兰知识分子加入乌克兰人自己的政党，不要为实现那些“全俄罗斯”的政治目标而牺牲自己的民族诉求。他还尝试阻止俄罗斯自由派与波兰民族主义者可能结成的联盟——这一联盟将以牺牲乌克兰的政治和文化目标为代价。他提出：民族问题上不应有私相授受，所有民族都应受到平等对待。他的担忧在于：一旦俄国人和波兰人就将波兰语引入前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学校的问题达成一致，会导致乌克兰语被这一地区的学校系统排斥在外，然后，在帝国西部省份，乌克兰乡村地区的俄罗斯化就会被乌克兰农民群体的波兰化取代。不过，随后发生的情况表明，这种威胁并没有变成现实。
赫鲁舍夫斯基在加利西亚的经历很好地解释了他的焦虑。在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政治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乌克兰民族民主党[20]，于1899年在赫鲁舍夫斯基和他的亲密盟友伊凡·弗兰科（加利西亚乌克兰人中最著名的作家）[21]帮助下成立。乌克兰民族民主党联合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持乌克兰爱国主义的平民主义者，宣称其最高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比米可诺夫斯基的革命乌克兰党提出这一口号更早）。他们的短期目标则包括将加利西亚分为乌克兰和波兰两部分，以及实现帝国内部各个族群的平等。这两项主张都令各个波兰人政党感到不快。罗曼·德莫夫斯基[22]领导的波兰民族民主党追求将乌克兰人融合到波兰文化之中，而未来的独立波兰国家的元首约瑟夫·毕苏茨基[23]领导下的波兰社会主义者则主张以联邦的方式解决乌克兰人问题。在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对加利西亚的不同设想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
在1907年的帝国和加利西亚议会选举（奥匈帝国第一次基于男性普选权原则举行的选举）中，波兰人与乌克兰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乌克兰人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表现不错，却未能打破波兰人对加利西亚立法机构的控制：选举法本身就有利于波兰上层阶级，又受到波兰官员的操纵。选举的结果是乌克兰人的失败，以及双方之间导致数人死亡的暴力冲突。在大学校园里，分属两个民族社群的学生之间也严重对立，以至于赫鲁舍夫斯基感到去教授晚间课程时有带上一把手枪的必要。1908年4月，在一名乌克兰学生刺杀了波兰裔的加利西亚总督后，波兰人-乌克兰人关系更是降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乌克兰民族民主党人未能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分割加利西亚省，并在奥匈帝国内部取得乌克兰人的自治权，但在落实他们的教育和文化目标方面做得不错。在19世纪90年代，乌克兰爱国者和波兰权力集团之间曾实现过一次短暂的和解。在此期间，乌克兰语被作为一种教学语言引入了加利西亚的学校。尽管在20世纪的头10年中波兰人-乌克兰人关系恶化了，乌克兰语的这一地位仍然得以保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已经有2500所学校使用乌克兰语教学。因此，对第一代普遍接受教育的加利西亚乌克兰人来说，用乌克兰语了解国际局势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在加利西亚，这一简单事实将在未来的世代中成为一种强烈的乌克兰身份认同的基础。
在这场学校课表争夺战中，致力于推广某种形式的俄语的亲俄主义者们失败了。在对选票的争夺中他们同样一无所获。在1907年的选举中，乌克兰政治家们与犹太候选人结成了同盟（至少有两名犹太代表在乌克兰选民的支持下得以进入奥匈帝国议会）。波兰人试图帮助亲俄主义者，却没能成功。乌克兰人党派在帝国议会中斩获了22个席位，亲俄主义者只得到2个。在加利西亚，亲俄主义运动对乌克兰平民主义潮流已不再构成威胁。
1905年革命之后，俄罗斯帝国内的各乌克兰人党派面对的情况完全不同。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在乌克兰人群体中，这些党派的影响也在逐渐丧失。乌克兰语从未被允许进入学校，而随着革命的落幕，当局也开始对各种乌克兰人组织实施封杀，并骚扰甚至关闭乌克兰语出版物。与此相对，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却可以不受约束地在乌克兰农民中进行自己的宣传。
通过对俄罗斯国家主义激进派进行动员，俄国保守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24]的政府在帝国西部边境地区逐步赢得政治支持。国家主义倾向的候选人也在新选举法的帮助下赢得选举。与在帝国其他地区一样，俄罗斯国家主义组织在乌克兰也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教和神父们结成同盟，在乌克兰农民和城市居民中散布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俄罗斯帝国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审判“贝里斯案”[25]就发生在基辅。此案中，一名犹太人被指控将一名基督徒男孩杀死献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月中，沃里尼亚的波查伊夫修道院[26]成为俄罗斯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温床，而俄罗斯人民同盟在整个帝国的最大分支组织也以沃里尼亚为基地。该同盟和其他类似组织的成员宣称自己是在保护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则是指小俄罗斯人）不受波兰人和犹太人等“外国”剥削者的压迫。在他们的宣传中，这些“外国人”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吸血鬼和激进的革命者。
第三届国家杜马（1907—1912）的乌克兰选举结果证明了帝国俄罗斯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在乌克兰的41名胜选者中，36人被认为是“真俄罗斯人”——这是当时用来定义俄罗斯国家主义者的名词。1911年9月，彼得·斯托雷平在基辅遭一名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刺杀，但这并未让帝国政治有所改变。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罗斯国家主义党派在乌克兰获得了70%的选票。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因为乌克兰人口中俄罗斯族的比例不超过13%。不光是选民中的大部分，就连以俄罗斯国家主义者身份赢得选举的人中的大部分也都是乌克兰族。俄罗斯国家主义者基辅俱乐部的创始人、第四届国家杜马高级成员阿纳托利·萨文科[27]就是一例。另一名乌克兰人季米特里·皮赫诺[28]则是俄罗斯人民同盟基辅支部的首脑。皮赫诺担任编辑的基辅报纸《基辅人》（Kievlianin）则成为这些国家主义组织的传声筒。小俄罗斯身份认同宣传者群体中的乌克兰独特性本已所剩无几，到了1905年革命期间，这种独特性更是在事实上已被激进的俄罗斯国家主义取代。
在不止一种意义上，1905年革命都是半途而废的，然而它仍是俄罗斯帝国内部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乌克兰的活动家们第一次成功地将他们的理念传递到民众之中，第一次让自己的力量和受欢迎程度经受考验。这是他们史上第一次被允许用乌克兰方言向大众传达信息，并利用媒体传播自己的想法。他们在乌克兰全国各地组织乌克兰人俱乐部，创建普洛斯维塔协会。这种进入公众生活的突破是老一代乌克兰爱国者们难以想象的。这些活动家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革命的结束，以及随后出现的、受到激进俄罗斯国家主义派别支持的官方政策倒退，让各个乌克兰人党派陷入了混乱和幻灭之中。在奥属乌克兰地区，乌克兰爱国者们击败了“全俄罗斯”理念的主张者们，却未能打破波兰人党派对加利西亚政治的垄断。两个帝国中的乌克兰活动家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独立。然而，如果不发生一些足以动摇帝国统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的事件，他们连地方自治这样的成就都无法取得。乌克兰独立（甚至自治）梦想的实现需要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作为前提。这场地震的第一轮震波发生于1914年8月。(www.xing528.com)
【注释】
[1]Hermitage Museum，亦译作隐士庐博物馆，位于圣彼得堡的涅瓦河河畔，冬宫是这座博物馆的主要建筑。
[2]Velyki Sorochyntsi，今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州城镇。
[3]Borshch，即罗宋汤，是发源于乌克兰的一种浓菜汤。在东中欧地区，罗宋汤多以甜菜为主料。
[4]Potemkin Stairs，亦被称为“敖德萨阶梯”，位于敖德萨市内，通向黑海岸边，共192级。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爱森斯坦运用这道阶梯表现其电影蒙太奇理论，成功再现了1905年1月5日的“流血星期日”和波将金号起义两起历史事件。
[5]Sergei Eisenstein（1893—1948），苏联导演、电影理论家、电影学中蒙太奇理论奠基人之一。
[6]即“十月诏书”，其正式名称为“对国家秩序的改善宣言”。
[7]Chişinǎu，今摩尔多瓦首都。
[8]Sholem Aleichem（1859—1916），原名肖洛姆·瑙莫维奇·拉比诺维奇（Solomon Naumovich Rabinovich），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作家，1906年后定居美国。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斯杰姆别纽》《莺喉伊奥谢列》等。
[9]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亦称俄罗斯社会民主工人党或俄罗斯社会民主党，1898年成立于明斯克，是俄罗斯帝国国内许多革命组织的联合体。它在后来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
[10]Russian Part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20世纪初俄国的主要政党之一。1917年11月，该党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中赢得了多数。
[11]Mykola Mikhnovsky（1873—1924），乌克兰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克兰独立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参与了多个乌克兰党派的创建与领导工作。
[12]Spilka，即1904年成立的乌克兰社会民主同盟。
[13]Union of October 17，又称十月党，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非革命中间派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末。该党坚定拥护君主立宪制，受到自由派贵族、商人和部分官员的支持。
[14]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地方自治局人士组成，主张在俄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15]Union of the Russian People，右翼民族主义保皇党派，是俄国保皇派武装组织“黑色百人团”的重要成员。
[16]Ukrainian Radical Democratic Party，1904年成立于基辅，主张废除专制，实行立宪，追求在乌克兰设立自己的议会，并推广乌克兰语。
[17]Lubny，乌克兰中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8]Rada，乌克兰语作Рада，意为会议、委员会、议会。
[19]见本书导言注。
[20]Ukrainian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亦称罗塞尼亚民族民主党，1899年成立于利维夫，是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1918—1939）最大的乌克兰人党派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的前身。
[21]Ivan Franko（1856—1916），乌克兰诗人、作家、翻译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语写作侦探小说和现代主义诗歌的作者。
[22]Roman Dmowski（1864—1939），波兰政治家，波兰民族民主政治运动的开创者之一，曾担任波兰外交部长。他与下文中的约瑟夫·毕苏茨基并称为波兰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23]Józef Pilsudski（1867—1935），波兰政治家、波兰第二共和国国家元首（1918—1922年在任）和独裁者（1926—1935年在任）。
[24]Petr Stolypin（1862—1911），俄罗斯帝国首相（1906—1911年在任），以镇压革命势力和实行土地改革著称。
[25]Beilis affair，对被控杀死一名基督徒男孩的犹太人梅纳赫姆·门德尔·贝里斯（Menahem Mendel Beilis，1874—1934）的审判，于1913年在基辅举行。贝里斯最终被判无罪，但审判之前的两年中，该案在俄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诋毁犹太人群体的潮流，并导致俄国的反犹政策在国际上广受批评。
[26]Pochaiv monastery，位于今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州的波查伊夫，在历史上一直是乌克兰西部各东正教派的意识形态中心。
[27]Anatolii Savenko（1874—1922），俄国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律师、作家、记者。
[28]Dmitrii Pikhno（1853—1913），俄国经济学家、记者、民族主义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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