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的终结与新铁路的建设

1870年，威尔士企业家约翰·詹姆斯·休斯^[1]率领8艘船从英国起航。船上装载着各种冶金机械，乘客有近100人，都是熟练的矿工和冶金工人。大部分工人与休斯一样来自威尔士。他们的目的地则是乌克兰南部、亚速海以北、顿涅茨河沿岸的草原。这支远征队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体系齐全的冶金工厂。“刚启动这些工作时，我一心致力于培训那些将留在这里的俄国工人。”休斯在后来写道。这项工程耗费了数年时间。在非专业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工们的帮助下，休斯和他的部下很快建起了冶铁厂和铁轨厂，还在工厂周围建起了一座小镇。这些工厂和小镇成为尤兹夫卡（今天的顿涅茨克）^[2]的雏形。这座城市直到最近一段时间还拥有超过100万人口，是顿巴斯地区（顿涅茨河工业盆地）的主要中心城市。

休斯的到来标志着乌克兰历史中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人口生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转变源于迅猛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在经济扩张、城市化，以及俄罗斯农民（他们将为城市提供人力，并将成为工业无产阶级主力军）大量流入的过程中，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地区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同样的进程也发生在加利西亚——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石油工业在这里起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普遍特征，而乌克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世代中的乌克兰经济、社会和政治图景都因这些进程而改变。

俄属乌克兰地区的最初变革始于1854年9月英法远征军登陆克里米亚。一年以前，俄法之间因争夺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圣地而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这次入侵正是那场战争的最新行动。此时奥斯曼帝国已日薄西山，它的未来和列强在其广大属地上的影响力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目标。英法联军把俄罗斯帝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看作对它们在地中海地区利益的威胁，将之团团围困。漫长的围城和军事行动给双方都带来了惨重的伤亡（在巴拉克拉瓦战役^[3]中，英军轻骑兵旅的灾难性冲锋震惊了英国公众）。塞瓦斯托波尔最终在1855年9月落入入侵者之手。这成为俄罗斯历史记忆中抹之不去的伤痛和耻辱。双方签署了《巴黎和约》，正式结束了战争。条约禁止俄罗斯帝国在塞瓦斯托波尔或黑海沿岸任何地方拥有海军基地。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在帝国政府和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反思。俄军曾在1814年征服巴黎，40年后竟在自己视为后院的土地上战败！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受到战败的打击，于1855年3月驾崩，在位30年。他的去世让一次政策转向变得几乎不可避免。新君亚历山大二世实施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希望赶上西方的步伐，让俄罗斯实现社会、经济和军事现代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军只能用帆船对阵英法联军的蒸汽军舰，还不得不自沉其黑海舰队的舰只以阻止敌舰进入塞瓦斯托波尔港。现在，俄国无论如何都要拥有一支新式海军。此外它还需要铁路，因为在没有铁路的条件下将兵力、弹药和补给运到距帝国腹地千里之外的克里米亚这样的地方太过困难。令圣彼得堡难堪的是，在克里米亚修筑第一条铁路的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他们在围城期间建成了连接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铁路。

如果俄国还想保住克里米亚，就需要通往这个半岛和其海军基地的铁路。于是当局决定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那是帝国的另一个偏远角落，官员们认为它难以防守，很容易被英国人夺走。但俄国不会放弃克里米亚。此时克里米亚鞑靼人已经在向奥斯曼帝国迁移，俄国的舰队和要塞都已不复存在，但塞瓦斯托波尔成了大众瞻仰的目标，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新圣地。帝国政府批准了连接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途经库尔斯克和哈尔基夫的铁路修筑方案，但问题在于资金的匮乏。国库拿不出这笔钱，而俄国在1863年对波兰叛党的镇压又引发了类似后来的国际制裁的反应。法国政府说服当时法国重要的铁路建设投资者詹姆斯·迈耶·德·罗斯柴尔德^[4]不要借钱给俄国，而打算承担修建工程的英国公司又无法从伦敦金融城获得足够的资金。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被推迟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工，但在乌克兰南部修筑铁路的念头已经深深植入了俄国政府、军队和商界精英的头脑中。

与后来连接莫斯科与塞瓦斯托波尔的铁路相比，本地的第一条铁路有些太过简陋。它从克里米亚西北部黑海海滨的敖德萨^[5]通往波多里亚城市巴尔塔。这条新铁路建于1865年，比连接利维夫和普热梅希尔、克拉科夫和维也纳的铁路晚4年。与利维夫铁路不同的是，从敖德萨出发的这条铁路与政治、战略和政府都没什么关系。它存在的理由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因素。在19世纪中期，乌克兰的出口额占整个俄罗斯帝国的75%。帝国以西伯利亚毛皮为主要出口产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西伯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时代尚未到来，因此乌克兰的谷物填补了帝国预算表上的这块空白。波多里亚是帝国境内的主要产粮区之一，而敖德萨这座1794年建于从前诺盖鞑靼人定居点上的城市就成了连接帝国与欧洲市场的主要通道。

财源匮乏的帝国希望增加其出口额，这就需要有一条铁路，而修筑铁路又需要钱。敖德萨总督提议利用俄军中的刑徒营，打破了这个死循环。这不是帝国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用免费劳力解决问题，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设想中，敖德萨-巴尔塔铁路是敖德萨-莫斯科铁路的第一段，应当经过基辅，将充斥着不安分的波兰贵族的第聂伯河右岸地区与帝国腹地连接起来，以此削弱华沙的影响。然而这个计划在经济上毫无意义，因为基辅地区及基辅城北的森林地区没有什么可供出口的产品。因此，梦想着巩固帝国政治统一的战略家们最终输给了追求利益的游说团。从巴尔塔出发的铁路没有经过基辅，而是经过波尔塔瓦和哈尔基夫，并将在哈尔基夫与后来的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连通。后者在长期拖延之后，于1875年竣工。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俄罗斯帝国重新取得了在黑海拥有海军的权利，于是它在塞瓦斯托波尔建设自己的新海军。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铁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其关键的重要性却是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经济方面，这条铁路促进了地区贸易以及东乌克兰和南乌克兰的发展；文化方面，它以从前无法设想的各种方式，将遥远的克里米亚与帝国的核心地区连接起来，推动了俄罗斯对这个半岛的文化殖民过程。到了19世纪末，原来仅是黑海岸边一个小渔村的雅尔塔^[6]已经成了帝国的夏都。皇帝和他的亲眷们在克里米亚海岸上建起华丽的宅邸，并对此地的东正教堂和修道院的建设提供支持。沙皇和皇族之外，为数众多的朝臣、高级和中级官员，以及（最后然而同样重要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在克里米亚消夏。安东·契诃夫^[7]在雅尔塔拥有一所朴素的房子。他在短篇小说《带小狗的女士》（Lady with a Lapdog）中刻画了那些来到这个克里米亚度假胜地的俄国游客的体验。俄国社会上层将克里米亚变成了他们视之为家的广袤帝国的一部分。

1894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8]在雅尔塔附近利瓦季亚^[9]的庄园中死去。人们用马车将他的遗体运到雅尔塔，再用船转运到塞瓦斯托波尔，然而从那里用铁路运回圣彼得堡。到他去世之时，铁路已经在乌克兰大地上纵横交错，将敖德萨、波尔塔瓦、哈尔基夫、基辅，还有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联结起来。从敖德萨坐火车出发，你还可以抵达利维夫，而基辅也与利维夫和华沙连通。第一条敖德萨-巴尔塔铁路长度仅有137英里（约220千米）。到了1914年，乌克兰境内的铁路总长度已经超过1万英里（约16093千米）。铁路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流动性，也打破了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在帝国最新获得的领土乌克兰草原地区，这一变化的影响比在其他地区更为深远。

曾经被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地区如今已为士绅阶层所控制，并变成了欧洲的面包篮。此地什么都不缺，只缺有能力来开垦这些处女地的人手。尼古拉·果戈理的经典之作《死魂灵》^[10]中的主角乞乞科夫试图通过将死去农民的“魂灵”卖给政府并将他们“迁”到此地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在现实中，“魂灵”越少而土地越多，就意味着农民阶层越富裕，而在整个帝国境内，南乌克兰地区的农民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农民都过得好。在19、20世纪之交，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及半岛以北草原地带的塔乌里达省^[11]平均每户农民拥有40英亩（约16.2公顷）土地，而在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地区，每户仅有9英亩（约3.6公顷）。

许多世纪以来，定居人口占据的林草混交带和游牧人口占据的南方一直存在差异。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的界线以及奥斯曼-波兰-俄罗斯之间的国界让它变得更加明显。然而这一差异正在缓慢地成为历史。铁路将北方的产粮区与南方黑海沿岸的港口联结起来，也就成为乌克兰腹地与地中海和利润丰厚的欧洲市场之间的纽带。在乌克兰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受到游牧民族威胁的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和顿河商路如今变得安全了，并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复兴贡献着力量。维京人曾围绕第聂伯河-黑海贸易通道建起基辅罗斯国家，此时这条通道开始兑现人们对它的期许。第聂伯河险滩段成为剩下的唯一后勤障碍。

铁路建设还为高速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并因此再度让南方受益。城市的膨胀成为乌克兰各地的普遍现象。到了19、20世纪之交，基辅已经是俄罗斯帝国的第三大城市，人口从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2.5万增加到1900年的25万。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增长，在南方的发展面前也黯然失色：1814年敖德萨同样只有2.5万人，到了1900年却已有45万居民。城市发展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快速的工业化，在这一方面南方仍然走在了前面。尤兹夫卡的人口在1897年之前的10年中就增加了超过5倍，达到接近3万人，并在接下来的20年中又翻了一番还多，在1917年的革命前达到7万人，突出显示了乌克兰东南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尤兹夫卡的故事于1868年在伦敦发端。这一年，53岁的成功商人、发明家和米尔沃尔钢铁公司^[12]经理约翰·詹姆斯·休斯，也就是我们在本章开篇见证其离开英国的那个人，决定选定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遭到克里米亚战争的打击之后，俄国政府正忙于加强对进入帝国的海陆通道的防御。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就曾从波罗的海上炮轰圣彼得堡的屏障——海岛要塞喀琅施塔得^[13]。有意思的是，俄国政府打算为应对来自英国的可能攻击而加强防御，找来的帮手却是米尔沃尔钢铁公司。俄国将军、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英雄爱德华·托特列边^[14]主持了谈判。休斯前往圣彼得堡安排这项工程。俄国人向休斯提供了在他们的帝国领土上修建冶金厂的特许权，而他则接受了这项挑战。

甫一抵达亚速海岸边的草原，这位威尔士人和他的团队就在奥维契（Ovechii）农庄落下了脚跟。奥维契是17世纪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建立的一个小定居点，然而休斯对这一地区的哥萨克历史没什么兴趣。他买下这片土地并来到奥维契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4年前，俄国工程师们已经将此地划为建立冶金厂的理想地点，因为它距离铁矿、煤矿和水道都不远。政府曾试图在这里建起一座工厂，却因为缺少建筑技术和运营冶金厂的经验而没有成功。休斯则在这两方面都是专家。1872年1月，他新建的冶铁厂就生产出了第一块生铁。19世纪70年代中，他又建起了更多的高炉。这些工厂雇用了近1800人，成为帝国最大的金属生产企业。工人们聚居的地方渐渐被称为尤兹夫卡，其名得自创始人的姓氏（“休斯夫卡”）。这座钢铁和矿山之城将在1924年被更名为斯大林，在1961年再度更名为顿涅茨克。

休斯是极少数亲身迁居乌克兰的西方企业家中的一个，但从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前往乌克兰草原的熟练工人则成百上千。数以百万计的法郎和英镑从他们的祖国流向此地，他们则追随而至。为改造乌克兰南部地区提供金融资本的主要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银行家。在20世纪初，乌克兰超过50%的钢材、超过60%的生铁、70%的煤炭和所有的机械都由外国公司生产。俄国企业的资本和技术都相对有限，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投入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工业潜力的挖掘中。

帝国有一样几乎可以无限量供应的资源：非熟练工人。卫生条件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让更多的婴儿存活下来，而活下来的人的寿命也变得更长了。一个村庄中的人口越多，就意味着每户人家拥有的土地越少。人口的相对过剩在农奴解放之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乌克兰和俄罗斯村庄中的一大问题。在帝国姗姗来迟的工业革命意味着“过剩”的人口从此可以流向膨胀中的城市。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乌克兰南部勃兴的工业城镇就成了吸引数以十万计农民离开贫穷村庄的磁铁。大多数来到这里的人都来自俄罗斯的南方省份，因为那里的土壤远比乌克兰贫瘠，对土地的渴望也更加强烈。

尤兹夫卡提供的工作相当危险，但以当时的标准而言报酬甚为丰厚，吸引了许多俄罗斯农民来到此地。年轻的尼基塔·赫鲁晓夫^[15]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908年，14岁的赫鲁晓夫离开俄罗斯小村庄卡里诺夫卡［Kalinovka，位于从前哥萨克国的首府赫卢希夫东北面约40英里（约65千米）处］来到尤兹夫卡和他的家人会合。在将全家人搬到这里之前，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希是尤兹夫卡地区一条铁路上的季节工，后来又成了全职的矿工。谢尔希从未放弃攒够了钱之后买上一匹马回到卡里诺夫卡的梦想，他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梦想。赫鲁晓夫热爱城市生活，成了一名矿山机械师。他在1917年革命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从此开始他辉煌的政治生涯。1957年斯普特尼克1号^[16]发射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苏联的领导人都是赫鲁晓夫。

在未来的苏联领导人中，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是唯一一个举家迁离某个俄罗斯村庄并受益于南乌克兰地区工业繁荣的。在赫鲁晓夫一家迁居之前几年，伊利亚·勃列日涅夫（Ilia Brezhnev）就来到了乌克兰工业城市卡缅斯克（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17]。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8]于1906年出生在这座钢铁之城。他曾是赫鲁晓夫的得意门生，并最终继承了苏联的最高权力。赫鲁晓夫一家和勃列日涅夫一家都是俄罗斯农民向南乌克兰的大迁移的参加者。这场迁移运动是这一地区城市中乌克兰裔人口比例下降的原因之一。1897年，俄罗斯帝国进行了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人口普查。此时帝国乌克兰诸省的乌克兰人数量为1700万，俄罗斯人数量为300万，比例接近6∶1。然而在城市中，两个族群的人口数势均力敌——俄罗斯人略多于100万，乌克兰人略少于100万。俄罗斯人在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占据多数：他们在哈尔基夫超过60%，在基辅超过50%，在敖德萨则约为50%。

跻身于企业主阶层的乌克兰人不多，其中大多数又居住在乌克兰中部地区。19世纪下半叶，有赖于当地甜菜种植的糖业得到发展，让一些乌克兰企业主发了财。谢梅连科家族是这群人中的翘楚。这个家族的成员之一普拉东·谢梅连科^[19]给从流放地归来的塔拉斯·舍甫琴科提供了帮助，并资助出版了舍甫琴科的作品《科布扎尔》的一个版本。（今天这个家族主要以雷内特·谢梅连科苹果为人所知。普拉东的儿子列夫是这种苹果的培植者，并以父亲的名字为它命名。）谢梅连科家族的出现并非常例，而是一个异数。在企业家群体中，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都远多于乌克兰人。

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出现，同样的族群比例也体现在产业工人阶层中。他们大都是俄罗斯人。犹太工匠们离开了从前归属波兰的乌克兰地区，来到东部和南部的中心城市，并在手工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东部的哈尔基夫不在犹太人的“定居范围”（帝国允许犹太人定居的地区）之内，但乌克兰其他地方，包括敖德萨和卡特琳诺斯拉夫（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20]，都允许犹太人定居。沃里尼亚、波多里亚和南乌克兰地区的总人口中，犹太人的比例为12%到14%之间，但他们在小城镇中占据了多数。在大城市中，犹太人虽然不占多数，却也不可忽视：他们在敖德萨居民中占37%，在卡特琳诺斯拉夫则是第三大族群。

乌克兰人占据了乌克兰居民中的大半，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没有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这是为什么？在此，赫鲁晓夫一家和勃列日涅夫一家的故事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状况。两个家庭都是从俄罗斯的库尔斯克省迁往乌克兰东南地区的。在19世纪下半叶，库尔斯克省农民户均拥有的土地不超过7英亩（约2.8公顷）。他们来到的地方属于卡特琳诺斯拉夫省，这里的农民户均拥有土地是25英亩（约10.1公顷），而且都是所谓的黑土，比库尔斯克地区的肥沃得多。如前所述，本地的农民生活状况远远好于俄罗斯帝国任何其他地区。这些农民倾向于留在家乡，而且通常也能负担得起。如果迫不得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选择到帝国东部的偏远草原地区重新定居，而不是到邻近的钢铁工业和矿业城镇去忍受20世纪早期工业的恶劣条件。

乌克兰中部和北部诸省的农民尤为符合上述情况。切尔尼戈夫省即是一例。这里的农民户均拥有土地不超过17英亩（约6.9公顷），且都相当贫瘠。另一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1]的家族故事让我们得以一窥乌克兰人迁徙史中的这一面。20世纪早期，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潘捷列伊蒙·霍普卡洛（Panteleimon Hopkalo）从切尔尼戈夫省来到斯塔夫罗波尔^[22]地区的草原上。1931年，戈尔巴乔夫在这里降生。以当时的情况而言，斯塔夫罗波尔及北高加索地区与乌克兰的环境相似程度几乎超过人们的想象。许多不愿迁往城市、希望寻找免费土地的乌克兰农民迁移到了更远的地方，直至俄罗斯的远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年中，超过150万乌克兰人来到俄罗斯南部和东部边境定居，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些地方获得土地。

农民迁徙浪潮受对土地的渴望驱动，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全乌克兰范围内都在发生的现象。在俄罗斯帝国之外的奥属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这种现象更加显著。20世纪初，东加利西亚的户均拥有土地数量仅为6英亩（约2.4公顷），比俄属乌克兰人口最为过剩的沃里尼亚省的户均数量还少3英亩（约1.2公顷）。此外，喀尔巴阡山脉中的土地通常比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的土地还要瘠薄得多。该地区的农民大量流失。“这片土地无法承载如此多的人口，也无法经受如此的贫困。”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作家瓦西里·斯泰法尼克^[23]在其短篇小说《石头十字架》（The Stone Cross）中写道。这篇小说创作于1899年，灵感正来自加利西亚农民大批迁居北美的浪潮。仅在斯泰法尼克出生的那个村庄，就有500名农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

在1914年之前，约有60万乌克兰人离开了奥匈帝国。他们来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那里的矿山和工厂雇用乌克兰移民；他们来到加拿大的马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阿尔伯塔诸省，在那里农民们可以得到土地，在牧场上定居下来。乌克兰人不是唯一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北美的族群。来自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小镇的犹太人通常比他们来得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十年中，约有35万犹太人离开加利西亚来到美国。原因很简单：与农民一样，奥匈帝国东部省份那些陷入贫困的小镇居民在经济上看不到希望。来自各族群和各宗教团体的移民为他们的新祖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好莱坞明星和娱乐圈名人的祖上都是从加利西亚迁往美国的移民，比如杰克·帕兰斯（帕兰纽克）^[24]的乌克兰父母，还有芭芭拉·史翠珊^[25]的犹太祖父母。在1990年至1995年间担任加拿大总督的拉蒙（·罗曼）·纳蒂欣^[26]的父母来自布科维纳，而安迪·沃霍尔^[27]的父母则来自兰科^[28]地区。

加利西亚是奥匈帝国最贫穷的省份。波兰商人、帝国议会和省议会成员斯坦尼斯拉夫·斯捷潘诺夫斯基^[29]在其著作《加利西亚的悲惨状况》（Galician Misery，1888）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谴责。他在将加利西亚的劳动生产率和消费状况与欧洲其他地区比较时写道：“每个加利西亚居民只能完成四分之一个人的工作，只能得到半个人的口粮。”工业化并未完全抛弃加利西亚，但它并未显著地增强这一地区的经济运势，也没能为本地人的生计带来多大改善。自古以来，在德罗霍贝奇^[30]和鲍里斯拉夫^[31]等城镇附近汩汩冒出地面的石油为当地居民带来的只有麻烦。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令人恶心的黑色物质才第一次为当地的药剂师们所用——他们知道如何从中提取煤油。这一新发现的首批受益者中即包括利维夫综合医院的医生和病人们：1853年，这所医院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全部用煤油灯照明的公共建筑。

斯捷潘诺夫斯基是第一批采用蒸汽钻探的方法从加利西亚的石油中获得财富的企业家之一。他的工人们多为波兰裔移民。作为一名秉持波兰民族建构信念的理想主义者，斯捷潘诺夫斯基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并尝试改善他们的境遇，最后却破了产。在奥属加利西亚，生意和民族建构并不总是能协调一致。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英国、比利时和德国公司都来到这里。它们采用的是加拿大工程师和企业家威廉·亨利·麦加维^[32]首创的深钻技术。新的管理层取代了多为犹太人的小企业主。乌克兰和波兰农民（前者约占本地劳工人数的一半，后者约占三分之一）的非技术劳动力也不再受欢迎。到了1910年，本地的石油产量已经达到200万吨，占全球产量的4%。当时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则是美国和俄罗斯帝国。

石油为当地带来了更多的财富，也带来了更多教育机会。一所矿工学校在鲍里斯拉夫开办起来。那个年代修建的许多城市建筑至今尚存，让参观者回想起那段“过去的好时光”。然而就整体而言，石油繁荣对当地经济状况的影响甚为有限。作为这一繁荣进程的中心城市，鲍里斯拉夫的人口在19世纪下半叶增长了两倍，达到1.25万人。整个油田区的人口也是如此，在19世纪最后10年达到41.2万人。但在整个加利西亚范围内，这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地区首府利维夫的人口在1870年至1910年间从5万人增长到超过20万人。这个数字看似惊人，但若与经济发展给第聂伯乌克兰诸城市带来的影响相比，就不值一提。冶金繁荣的中心卡特琳诺斯拉夫的人口在5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增长了11倍，到1914年达到22万人。乌克兰最大的城市是敖德萨，人口为67万。基辅紧随其后，拥有63万居民：这一数字差不多是19世纪中叶基辅人口的10倍。

尽管俄属乌克兰诸省和奥匈帝国治下乌克兰诸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不同，但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这两个乌克兰地区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资本、商品和人口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观念和信息也同样如此，这标志着现代社会的诞生。新的劳动分工改变了传统社会群体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并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尤其是产业工人阶级，这导致一些地区的经济振兴，另一些地区却陷入衰退。乌克兰南部地区是变革的受益者之一：通过黑海诸港，其国际贸易额不断增长，而其工业基地也在迅速发展之中。

一条新的经济和文化分界线出现了，取代了那条划分乌克兰中北部农业地带和南部游牧民族地带的旧有边界。南方如今已是乌克兰工业和农业的动力之源。这里的农业人口仍记得扎波罗热哥萨克时代的光景，几乎没有经历过农奴制，并且比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要好。铁矿和煤矿的发现又把这一地区变成了勃兴的工业地带。乌克兰南方在俄罗斯帝国的行政管理下逐渐成熟起来。无论是族群意义上还是宗教意义上，这里的人口构成都比更北地区的更加多样化。此外，南方的城市化程度也是全乌克兰最高的。因此，在20世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乱象中，南方将成为整个乌克兰的先驱。

【注释】

[1]John James Hughes（1814—1889），威尔士工程师、商人、顿涅茨克的开创者。

[2]Yuzivka，亦作尤佐夫卡（Yuzovka），今乌克兰顿涅茨克市的原名。(www.xing528.com)

[3]Battle of Balaklava，1854年10月25日发生在克里米亚城市巴拉克拉瓦（今塞瓦斯托波尔的一部分）的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由于情报传递失误，英军轻骑兵旅对错误的俄军炮兵阵地发起冲锋，伤亡200多人。

[4]James Mayer de Rothschild（1792—1868），德裔法国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国分支的创始人。

[5]Odesa，或Odessa，今乌克兰南部海港城市、敖德萨州首府。

[6]Yalta，克里米亚半岛南岸城市，是黑海沿岸的疗养胜地，也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举办地。

[7]Anton Chekhov（1860--1904），俄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戏剧家。

[8]Alexander Ⅲ（1845—1894），俄国沙皇（1881—1894年在位）、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他在位期间俄国没有发生国内战争且和平稳定，是俄罗斯帝国后期最繁荣的时期。

[9]Livadia，今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城镇，位于雅尔塔以西3千米处。

[10]Dead Souls，书中“魂灵”（俄语дýши）一词既可表示“灵魂”，也是用于人口的量词。乞乞科夫的生财之道是收购已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即“死魂灵”，并将他们作为活农奴抵押给政府，骗取押金。

[11]Tavrida gubernia，即陶里达省（Taurida Province），见本书第13章注。

[12]Millwall Iron Works Company，1824年创建于英国伦敦的一家钢铁制品公司，曾为英国海军舰船制造装甲和其他装备。

[13]Kronstadt，今俄罗斯港口城市，位于圣彼得堡以西30千米处的科特林岛（Kotlin Island）上。

[14]Eduard Totleben（1818—1884），德裔俄国陆军将军、军事工程师。

[15]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年在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年在任）。

[16]Sputnik，世界上第一颗进入地球轨道的人造卫星，由苏联于1957年10月4日在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发射。

[17]Kamenske，今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Dniprodzerzhynsk），位于今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18]Leonid Brezhnev（1906—1982），继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1966年在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66—1982年在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1964、1977—1982年在任）。

[19]Platon Symyrenko，乌克兰著名企业家和慈善家。

[20]Katerynoslav，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乌克兰中南部第聂伯罗夫斯克州首府。

[21]Mikhail Gorbachev（1931年生），苏联政治家、苏共中央总书记（1985—1991年在任）、苏联总统（1990—1991年在任）。

[22]Stravropol，今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首府。

[23]Vasyl Stefanyk（1871—1936），乌克兰散文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为奥地利议会成员。

[24]Jack Palance（1919—2006），原名弗拉基米尔·帕兰纽克，美国演员、歌手，在1992年获得奥斯卡奖男配角奖。

[25]Barbara Streisand（1942年生），美国女歌手、演员、制片人。她是美国历史上唱片销量最大的音乐人之一，并曾两次获得奥斯卡奖。

[26]Ramon（Roman）Hnatyshyn（1934—2002），通常被称为雷·纳蒂欣，加拿大政治家。

[27]Andy Warhol（1928—1987），美国艺术家，波普艺术代表人物。

[28]Lemko，即Lemkovina，位于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今波兰、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交界地带。在这里聚居的族群被称为兰科人。

[29]Stanislaw Szczepanowski（1846—1900），波兰经济学家、工程师、企业家。

[30]Drohobych，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市。

[31]Boryslav，今乌克兰西部利维夫州城市，以石油为主要产业。

[32]William Henry McGarvey（1843—1914），加章大石油大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