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乌克兰首个政治组织的形成与乌克兰历史领土变迁

1848年，即俄国当局取缔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之后一年，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乌克兰人在利维夫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政治组织——罗塞尼亚最高议会。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自称罗塞尼亚人或卢森人，也以这样的名字在帝国为人所知。这个议会与1846年至1847年间存在于基辅的兄弟会有很大的差异：兄弟会从事地下活动，只有很少的成员，并被俄罗斯帝国当局摧毁；但最高议会则是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总督的帮助和鼓励下成立的，并拥有为数众多的成员和广泛的公众支持。

尽管这两个组织有各种不同，它们在创立时间上的巧合却暗示了乌克兰文化、民族身份认同和政治行动主义的发展。这一发展沿两条轨道进行：当其中一条轨道上的速度放慢或停滞时，另一条轨道上的运动仍能继续，甚至加速。乌克兰政治活动家们被俄国-奥地利边界分成两部分，却在民族构建过程中有着数不清的联系。19世纪，将乌克兰人分为两部分的边界已不仅是政治边界，也变成了一条宗教边界，将乌克兰（联合教会的）天主教徒与乌克兰东正教徒分开，然而上述的那些联系跨越了它。与两股互相竞争的帝国势力所期待的相反，两个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群体之间的联系不仅没有中断，反而通过多种渠道得到了发展，这让这场运动的两个分支得以孕育一个关于乌克兰未来的共同图景。

这两个乌克兰政治活动家群体被政治边界分开，但在精神和国家理念上则能保持一致。他们之所以能突破自身的局限，得益于一个简单事实：两个帝国的政府对待乌克兰人这一少数民族的政策截然不同。其中最能彰显这种差异的，是两国对待它们从波兰-立陶宛联邦继承而来的联合教会的态度。与俄国当局不同，奥地利政府从未迫害联合教会信徒，也不曾尝试让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母教会”（在奥地利即天主教会）“重新统一”。事实上，他们对联合教会信徒相当尊重，这一点从官方对这些信徒的新称呼——希腊（奉拜占庭仪轨的）天主教徒——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波兰天主教同胞则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徒。奥地利政府还建立了一所神学院（先是在维也纳，后来在利维夫），为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们提供教育。19世纪初，希腊礼天主教会将利维夫主教区升级为都主教区，让自己从留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各联合教会教区中独立出来。由于大多数世俗精英都倾向天主教和波兰文化，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就成了罗塞尼亚社群唯一的领袖群体，并将成为现代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脊梁。

1.《马匹残骸前的奥列格》，维克托·瓦斯涅佐夫（Viktor Vasnetsov）作于1899年。诺夫哥罗德的奥列格（？—912），是古罗斯人（瓦良格人）王公，诺夫哥罗德的第二位大公，也被视为基辅的第一位大公

2.《945年，伊戈尔大公向德列夫里安人索贡》，克拉夫季·列别杰夫（Klavdy Lebedev）作。英格瓦一世（？—945），古斯拉夫语称伊戈尔一世（Igor Ⅰ），奥列格（赫尔吉）之后的诺夫哥罗德王公、基辅大公

3.奥丽哈（约890—969），在古诺斯语中读作“赫尔吉”，基辅大公英格瓦一世的妻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大公的母亲和摄政，俄罗斯东正教会最早追认的圣人之一

4.《斯维亚托斯拉夫从多瑙河回到自己在基辅的家中》，伊万·阿基莫夫（Ivan Akimov）作于1773年。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约942—972），英格瓦一世和奥丽哈之子、基辅大公（945—972年在位），他在10世纪60年代末进攻并消灭了哈扎尔汗国

5.《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维克托·瓦斯涅佐夫作于1890年。弗拉基米尔（约958—1015）击败其兄亚罗波尔克一世后成为基辅大公（980—1015年在位）。拜占庭人满足了弗拉基米尔的联姻要求，作为回报，他同意改宗基督教。他的受洗开启了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新的罗斯政治体不再与拜占庭开战，并开始接受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影响

6.“恶棍”斯维亚托波尔克（1015—1019年在位）。弗拉基米尔在1015年去世后，其众子争夺统治权，有说法认为斯维亚托波尔克杀死弟弟后夺权

7.《罗曼接待教皇的使臣》，尼古拉·涅夫耶夫（Nikolai Nevrev）作于1875年。罗曼·姆斯季斯拉维奇（约1152—1205），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1205年在与波兰人的战斗中身亡。在那之前数年，继承了沃里尼亚公国的罗曼取得了邻国加利西亚的权力，成为基辅以西全部罗斯国土的统治者

8.加利西亚的丹尼洛（1205—1264），罗曼之子，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他在1253年加冕为罗斯国王

9.《卢布林联合》，扬·马泰伊科（Jan Matejko）作于1859年。14世纪末，乌克兰地区被并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开始决定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1569年，两国达成卢布林联合，波兰-立陶宛联邦由此诞生，大部分乌克兰领土被归于波兰，白俄罗斯地区则留给了立陶宛。这是近代乌克兰版图形成的开端

10.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约1595—1657），哥萨克国首任酋长（1648—1657年在位）他发动反抗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起义。起义导致波兰地主被驱逐，犹太人遭到屠杀，并创造了一个被称为酋长国的哥萨克国家

11.伊凡·马泽帕（1687—1709年在位），彼得大帝时代的左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708年，俄罗斯人侵害哥萨克权利，马泽帕起兵反抗彼得一世，与率军来袭的瑞典国上卡尔十二世结盟。波尔塔瓦战役之后，卡尔十二世和马泽帕被迫逃离乌克兰，前往奥斯曼人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寻求庇护

12.《波尔塔瓦战役》，皮埃尔-德尼·马丁受俄国彼得大帝委托作于1726年，以纪念俄国的胜利。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被视为大北方战争的转折点：一场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的军事冲突在乌克兰战场上一决胜负，结果，瑞典失去了在北欧的霸主地位，俄国踏上跻身欧洲大国之林的道路，哥萨克国的自治权则被削减

13.《尼古拉·果戈理》，亚历山大·伊万诺夫（Alexander Ivanov）作于1847年。尼古拉·果戈理（1809—1852），乌克兰历史和文化的推动者，代表作有《死魂灵》《钦差大臣》等

14.此为2009年果戈里诞辰200周年时俄罗斯发行的纪念邮票

15.《舍甫琴科自画像》，分别作于1841年（左图）和1860年（右图）。塔拉斯·舍甫琴科（1814—1861），艺术家、诗人、作家，常被视为乌克兰民族之父

16.《扎波罗热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回信》，列宾作于1889—1896年

17.《列宾自画像》，作于1920年。伊利亚·列宾（1844—1930），现实主义画家，以其史诗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扎波罗热哥萨克给土耳其苏丹回信》知名

18.1854年10月25日，巴拉克拉瓦战役中的英国轻骑兵冲锋。在这场战役中，由于情报传递失误，英军轻骑兵旅对错误的俄军炮兵阵地发起冲锋，伤亡200多人。这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次战役，战事于1853年因为法、俄争夺巴勒斯坦基督教圣殿的控制权而爆发。其实当时争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以及欧洲列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19.米哈伊洛·赫鲁舍夫斯基（1866—1934），杰出的历史学家，乌克兰革命议会（1917—1918）“中央拉达”主席

20.安德烈·舍普提茨基都主教（罗曼·亚历山大·玛利亚·舍普提茨基）（1865—1944），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首脑（1901—1944）、加利西亚社会领袖。他曾将数以百计的加利西亚犹太人藏在自己的居所和修道院中。1942年2月，他还给党卫队（SS）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写信，抗议德国使用乌克兰治安力量来围捕和灭绝加利西亚犹太人，可惜这封信并没有起到作用

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为何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吊诡的是，他们的理由竟和罗曼诺夫们如出一辙。两个帝国都将正在兴起的波兰民族主义视为心头之患，只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对付它。俄罗斯帝国政府取缔了联合教会，并出于保护帝国的俄罗斯民族不受波兰人“蛊惑”的目的，尽力阻止乌克兰人的民族运动。奥地利当局则不然：他们在国内培植罗塞尼亚民族运动以制约波兰人的宣传。他们从未尝试将罗塞尼亚人改造成日耳曼人，也无意干涉他们成为独特民族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奥地利人还鼓励了这种发展，以使之能与发达而有组织的波兰民族运动相抗衡。

在革命之年——1848年，奥地利当局首先付诸实施的正是上述政策。其时，自由民族主义浪潮正在欧洲兴起，从巴勒莫到巴黎，再到维也纳，概莫能外。这对维也纳会议划定的各种边界和这些地区的政府都形成了挑战。1848年3月，受到巴黎革命鼓舞的匈牙利人提出了从哈布斯堡帝国独立出来的要求。他们将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波兰人紧随其后，先是在克拉科夫，后来又在利维夫掀起波澜，要求得到公民自由和自治权。这些诉求对维也纳政府和至少半数的加利西亚居民来说都难以接受。加利西亚省的450万居民中，大约一半是乌克兰人。波兰人占40%左右，还有近7%是犹太人。在所谓的东加利西亚（传统上的加利西亚地区），乌克兰人占据了绝对多数，而波兰人则在今天被称为西加利西亚、包括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占据多数。犹太人则散居在这个扩大之后的帝国省份各地。在东加利西亚的犹太人中，有约60%居住在城市和较小的市镇上。

加利西亚省以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程度低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在瓜分波兰之后，皇帝约瑟夫二世将传统的波兰精英阶层从政府管理岗位上剔除出来，代之以帝国官僚（其中大多是来自波西米亚的日耳曼化捷克人），以建立一套新的行政体系。他还提高了这个省份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并保护农民不受其主人的欺凌。尽管约瑟夫二世剥夺了波兰精英们的政治权力，他刚开始时却没有对犹太人采取措施，任由他们保持自治权，作为他们缴纳所谓“容忍税”^[1]的回报。到了1789年，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容忍法令》（Edict of Toleration），这是犹太人解放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但他同时也解散了犹太人的传统组织，禁止在公文中使用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建起德语学校，还将犹太人纳入了服兵役的范围。当革命浪潮在1848年3月来到利维夫时，许多犹太人自愿加入了波兰人反抗帝国的队伍。不过，随着奥地利军队在俄军的帮助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波兰人恢复联邦的希望和犹太人对平等的期待也破灭了。

加利西亚居民中从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是乌克兰人。他们很可能是对帝国忠诚度最高的人群，也是革命队伍中最不情不愿的参加者。由于波兰人最初的呼吁中没有提到本地乌克兰人和他们的诉求，乌克兰人对加入波兰人的反抗行动并不迫切。1848年4月，乌克兰人社群的领导者们（他们恰好全部都是联合教会的教士）向皇帝请愿，在请愿中宣示了他们的忠诚，要求帝国保护他们不受占统治地位的波兰人侵害，还要求使用罗塞尼亚语的权利。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总督弗朗茨·施塔迪翁^[2]伯爵的许可和支持下，希腊礼天主教会的教士们创立了他们的罗塞尼亚最高议会。利维夫的治安长官利奥波德·冯·扎赫尔^[3]（后来那位作家的父亲）还批准了第一份乌克兰语报纸《加利西亚星报》（Galician Star）的出版。施塔迪翁将新议会的成立视为“抵消波兰影响、在加利西亚恢复奥地利统治的手段”。

在神职人员的领导下，罗塞尼亚最高议会的确成为制衡波兰民族革命的领导组织——波兰民族议会的有效力量。几乎在所有主要议题上，最高议会与波兰民族议会的诉求都不相同。如果说波兰人偏于激进，乌克兰人则高度保守。关于加利西亚的未来问题，波兰人想要的是整个省份的自治权，乌克兰领袖们却希望将之分割，恢复从前那个较小的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在那里占据人口总数的70%。20万人在一份请愿上签名，要求对加利西亚省进行分治。他们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加利西亚仍保持完整。然而乌克兰人在这场革命中登上了舞台：他们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报纸，被空前地动员起来。

最为革命性的进步无疑是农奴制的废除和农民们积极参与选举政治的开始。这两项进展在加利西亚的出现都是为了回应波兰人的革命要求，但其推出者则是奥地利当局。乌克兰人从中受益匪浅，因为这个省份的大多数农民是乌克兰人。在加利西亚的奥地利议会中，25名乌克兰议员中有16名是农民。布科维纳地区选出的5名议会代表更是均为农民出身。乌克兰代表被选入议会的事实给他们的社群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将哈布斯堡帝国中的乌克兰人引入了选举政治的世界，让他们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采取政治行动而不是造反（尽管农民起义仍时有发生）。

革命的结束意味着罗塞尼亚最高议会的终结（它在1851年被政府废除），但在1848年的事件中诞生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并没有结束。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同一个神职人员群体仍然领导着这场运动。他们被称为圣乔治会（St.George Circle，这个名字来自利维夫的希腊礼天主教会主堂）。他们的另一个名字“老罗塞尼亚人”则具有其族群色彩。这些领导着罗塞尼亚民族运动的希腊天主教主教和教士们忠于帝国，在政治和社会观点上都持保守立场，并将自己和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同胞们视为一个独特的罗塞尼亚民族的成员。他们的主要敌人是波兰人，主要盟友则是维也纳。至于那些居住在俄奥国界另一侧的乌克兰同胞，或者说小俄罗斯人，似乎很少引起他们的注意。

虽然1848年革命推动了一个新的乌克兰民族的形成，它却没有回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的问题。罗塞尼亚最高议会领导者们所代表的“罗塞尼亚”选项中包括了各种可能性。于19世纪30年代出现在文学舞台上、被称为“罗塞尼亚三驾马车”的一批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在身份认同上所做的选择则是这些不同可能性的最佳代表。“罗塞尼亚三驾马车”的领军人物是雅基夫·霍洛瓦茨基^[4]、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5]和伊凡·瓦西列维奇^[6]。他们都是利维夫神学院希腊天主教分院的学生。与欧洲其他民族的觉醒者一样，他们四处搜集民间传说，并痴迷于历史。他们的动力来自哈布斯堡帝国中其他斯拉夫民族文化活动，其理念则植根于第聂伯河地区那些乌克兰民族觉醒者的作品：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内伊达》、俄罗斯帝国出版的乌克兰民歌集，还有哈尔基夫的浪漫主义文学。“三驾马车”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年鉴于1836年出版于布达^[7]，题为“卢萨尔卡德涅斯特洛瓦伊亚”［Rusalka dnistrovaia，即《德涅斯特河的水泽仙女》（The Nymph of the Dniester）］。

年鉴出版时，团体的三位领袖还将哈布斯堡帝国内的乌克兰人视为更大的乌克兰民族的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信仰将发生动摇，遭遇竞争。到了今天，三人中只有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被人们尊为加利西亚乌克兰文学的奠基者。沙什科维奇死于1843年，距1848年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和知识界动荡还有一段时间。他的同侪伊凡·瓦西列维奇在1848年加入了亲波兰的罗塞尼亚议会，后来被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们视为叛徒。“三驾马车”中的第三位成员雅基夫·霍洛瓦茨基则在19世纪50年代成为加利西亚亲俄派（这些人把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当作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的领袖之一。因此，用后来的历史学术语来说，“三驾马车”这几位成员选择的道路恰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民族运动中的三种倾向一致：乌克兰路线（沙什科维奇）、亲波兰路线（瓦西列维奇）和亲俄路线（霍洛瓦茨基）。

不同路线的选择与对书写乌克兰文本的字母的选择紧密相关。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字母战争”在乌克兰社群中两次引起了震动。这场“战争”中同样有三条路线：教会斯拉夫语所使用的传统西里尔字母、普通西里尔字母（类似俄罗斯帝国所使用的字母），最后还有拉丁字母。奥地利官方和波兰精英阶层倾向于使用后者，因为它让新生的乌克兰文学更为接近帝国的标准，在文化上也更易于波兰化。然而，政府在1859年试图在乌克兰语文本中引入拉丁字母时遭到了乌克兰人的联合反对。人们很快就发现，在加利西亚逐渐形成的新民族不会采用西里尔字母之外的任何文字。至于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还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或乌克兰民族的一部分，则尚未确定。

1859年发生在加利西亚的“字母战争”在帝国边界的另一边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同一年，俄国当局禁止了用拉丁字母印刷的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文本的出版和进口。这一措施被视为一次反波兰的举动，其发起者是基辅的一名审查官员，名叫诺维茨基（Novytsky）。他在一份备忘录里称：加利西亚的奥地利当局正在试图通过使用拉丁字母，将“俄罗斯人”变成波兰人。他相信在俄罗斯帝国境内使用拉丁文本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当西部省份的农民们在当地遇到用波兰字母印刷的小俄罗斯语书籍，他们自然会更倾向于学习波兰字母而非俄国字母。”诺维茨基写道，而这又将引领他们去读波兰书籍，暴露在波兰的影响下，使他们远离“俄罗斯文学的灵魂和潮流”。他所提倡的禁令几乎立刻就得到了执行。

这位审查者主要关注的是农民群体，当时农民已经快要得到解放。农奴制在俄罗斯帝国境内被真正废除是在1861年，比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解放农奴晚了12年半。这次解放没有引发一次革命，但于1863年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引起了一场波兰人的起义。与归属哈布斯堡王朝的乌克兰农民一样，俄国人统治下的乌克兰农民获得了个人自由，却只得到了很少土地，这使他们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贵族阶层。然而与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乌克兰农民不同的是，被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乌克兰农民既没有得到参与选举政治的权利，也不能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不能获得大学的教席，也不能读到用母语印刷的书籍。更甚的是，帝国政府还禁止用“小俄罗斯方言”出版宗教类和教育类的作品。

俄罗斯帝国境内对所有乌克兰语出版物实际上的全面禁止发生在1863年夏天，正值当年1月开始的波兰人起义的中期。乌克兰农民阶层对帝国的忠诚再度面临危险。政府决定，当问题涉及乌克兰语言时，它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巩固帝国的俄罗斯民族统一，而这就要求将农民阶层隔绝于不受帝国欢迎的乌克兰爱国者群体的影响之外。“此前出版的小俄罗斯语著作的目标读者仅仅是南俄罗斯地区的受教育阶层，然而现在那些小俄罗斯民族性的宣传者已经将他们的精力转移到了未受教育的大众身上。以普及读写能力和教育为伪装，那些试图实现政治野心的人已经开始印刷识字课本、字母书、语法课本和地理课本等书籍。”帝国内政大臣彼得·瓦鲁耶夫^[8]在一条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指令中写道。这条禁令不光禁止了拉丁字母版的乌克兰语出版物，西里尔字母版的也未能幸免。瓦鲁耶夫禁令涉及的范围不包括虚构作品，但这类作品当时还非常少见。从1863年到瓦鲁耶夫离开其职位的1868年，乌克兰语出版物的数量从38种减少到仅存一种。(www.xing528.com)

出版禁令最初只是一个临时措施，但在1876年5月变成了永久性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9]在这个月颁布了一条被称为《埃姆斯上谕》（Ems Ukase）的法令（他当时正在德国小镇埃姆斯^[10]享受温泉）。这条法令比瓦鲁耶夫的禁令走得更远，它禁止了所有出版和从国外进口乌克兰语书籍的行为，还禁止了乌克兰语戏剧制作和乌克兰语歌曲的公开演唱。与瓦鲁耶夫禁令一样的是，《埃姆斯上谕》没有对公众公开。禁令在19世纪80年代变得松弛，关于戏剧和歌曲的规定被取消了，然而对出版或从国外进口任何乌克兰语书籍的禁令仍继续存在，直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废止。政府仍坚持那条被归于彼得·瓦鲁耶夫的准则——瓦鲁耶夫曾声称：“任何独特的小俄罗斯语都不存在，不曾存在，也不能存在。”乌克兰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被视为一种对帝国统一的威胁：它威胁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波兰的民族主义。

尽管亚历山大二世签署《埃姆斯上谕》时身处遥远的德国，这条法令的主要提议者和推动者却在基辅。米哈伊尔·尤瑟佛维奇^[11]是来自前哥萨克国波尔塔瓦地区的乌克兰人，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的贵族寄宿学校（高中）。他在青年时代与普希金交好，也是一名诗人，曾担任军官在高加索地区作战并负伤。19世纪40年代，尤瑟佛维奇成为基辅教育界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他取得了基辅教育区的一个领导职位，并积极参与基辅考古委员会的工作，主要负责从文献角度证明右岸乌克兰从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从其政治和文化观点来看，尤瑟佛维奇持典型的“小俄罗斯主义”立场：他热爱乌克兰，认为自己是在为包括第聂伯河两岸的小俄罗斯的利益而工作；他也是温和的平民主义者，相信小俄罗斯农民阶层需要得到保护，以免受波兰贵族、犹太承租人和天主教（联合教会）教士的侵害；最后，他还是俄罗斯民族所有“部族”统一的信仰者。尤瑟佛维奇将帝国视为他所代表的小俄罗斯爱国主义的盟友和保护者，称得上是帝国的忠诚子民，

对那些从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时代起就被官方称为乌克兰爱国者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尤瑟佛维奇既是他们的盟友，也是他们的对手。这种关系依时间和情况的不同而变化。尤瑟佛维奇在兄弟会成员被捕事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其立场却更多地与兄弟会而非当局站在一边。他拒绝接受一名向他揭发兄弟会颠覆活动的学生提交的书面告密材料，后来又向米科拉·科斯托马罗夫发出警察即将前来搜查的提醒，并帮助科斯托马罗夫销毁了那些会被当成罪证的材料。尤瑟佛维奇不相信科斯托马罗夫及其朋友们的活动会对国家造成危害，而是把他们当成对抗在右岸乌克兰和沃里尼亚占统治地位的波兰文化的盟友。在尤瑟佛维奇的积极参与下，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纪念碑得以在基辅城中竖立起来，它也成了尤瑟佛维奇的信念与忠诚的证明。纪念碑上最初的铭文如下：“致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

纪念碑揭幕在1888年揭幕，此时尤瑟佛维奇已不相信乌克兰爱国者是一个无害的群体。1875年，他写了一份题为“关于所谓的乌克兰爱国者运动”（“On the So-Called Ukrainophile Movement”）的备忘录，并将之提交给帝国当局。在这份备忘录中，那些来自乌克兰爱国者阵营、与他观点对立的人被他冠以图谋将乌克兰从俄罗斯分裂出去的罪名。尤瑟佛维奇声称：瓦鲁耶夫禁令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只是让俄罗斯帝国内部和奥属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爱国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紧密，而后者正是波兰人的代言人，因此俄国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措施来制止乌克兰爱国者们的破坏活动。尽管包括基辅总督在内的本地官员们认为尤瑟佛维奇的控诉过于夸张，圣彼得堡当局却认同他的论证和逻辑——他们担心帝国统一受到威胁，也担心来自波兰人还有哈布斯堡王朝的各种可能阴谋。于是皇帝签署了那道上谕，不仅禁止了乌克兰语书籍的出版和进口，还为一份加利西亚报纸提供了补贴，因为这份报纸被视为一座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抵抗乌克兰爱国主义的堡垒。

被尤瑟佛维奇认为对帝国构成严重威胁的这些乌克兰爱国者是何许人呢？他们中有乌克兰国歌《乌克兰还没有灭亡》的词作者帕夫洛·楚宾斯基^[12]，也有基辅大学的古代史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13]。以上两人都是基辅知识分子团体“基辅赫洛马达”（“基辅社团”）的成员。这个团体的兴趣基本都集中于文化领域。楚宾斯基和德拉霍玛诺夫都不曾主张乌克兰应该脱离俄罗斯帝国，也没有亲波兰倾向。然而他们都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老一代小俄罗斯主义者领袖群体不满，因为那一代人未能推翻瓦鲁耶夫禁令。更重要的是，德拉霍玛诺夫和他的支持者将尤瑟佛维奇从基辅学术活动重镇基辅地理学会的领导位置上赶了下来，这是《埃姆斯上谕》出台的原因之一：尤瑟佛维奇进行了反击，并造成了纷争之初谁也没能预料到的后果。

《埃姆斯上谕》让乌克兰爱国者们变得更加激进，使得乌克兰爱国者和小俄罗斯主义理念支持者之间的代际矛盾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对米哈伊洛·德拉霍玛诺夫而言尤其如此——他的大学教授资格被剥夺，随后离开俄罗斯帝国前往瑞士，定居于日内瓦。他在这里写下的一批作品使他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乌克兰政治思想家。德拉霍玛诺夫也是第一个接受社会主义理念的人。在19世纪80年代，他为乌克兰民族的独特性大声疾呼，并宣扬一个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欧洲联邦的理念。这一理念可以上溯到科斯托马罗夫的《乌克兰人民的起源之书》中的观点，但德拉霍玛诺夫心目中的联邦并不限于斯拉夫民族，而是包括整个欧洲。通过德拉霍玛诺夫的著作，乌克兰民族运动从圣西里尔和美多德兄弟会被摧毁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开始重新思考其政治目标和其文化活动的含义。

德拉霍玛诺夫也是第一个以其观点对奥属乌克兰的局势造成巨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尽管尤瑟佛维奇对乌克兰爱国者群体的指控大部分不属实，但其中也有符合事实的部分：这些人与加利西亚之间联系紧密，而瓦鲁耶夫禁令只起到了加强这种联系的作用。由于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用乌克兰语出版著作完全没有可能，乌克兰爱国者充分利用了在加利西亚存在的机会。《埃姆斯上谕》在尤瑟佛维奇的检举启发下出台后，加利西亚对实现用乌克兰语出版著作的目标变得更具吸引力了。由于俄属乌克兰地区的文学出版遭到禁止，乌克兰最有名的文学家，包括作家伊凡·涅崔-列维茨基^[14]和剧作家米哈伊洛·斯塔利茨基^[15]在内，都在加利西亚出版他们的作品。《埃姆斯上谕》未能阻止乌克兰文学的发展，却造成了一种局面：大部分最杰出的作者身处俄罗斯帝国境内，他们的读者却在边界另一边的奥地利。这些作家无法与他们的读者直接接触，反之亦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局面竟帮助推动了一种共同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在帝国边界两侧的发展。

在东部乌克兰人发现加利西亚这个可以自由表达思想的地方和出版市场的时候，加利西亚本地的乌克兰人事实上已经分裂为两个相互竞争的群体：亲俄派和乌克兰爱国者派。1867年哈布斯堡帝国的宪法改革之后，这道裂痕变得十分明显。在输掉对意大利和普鲁士这两个新兴民族国家的战争之后，奥地利当局决定向帝国最好战的成员匈牙利人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帝国的延续。“奥匈折中方案”^[16]创造了一个被称为奥匈帝国的二元帝国。匈牙利王国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更大的自治权，与帝国其他部分的关系仅系于皇帝个人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然而匈牙利人并非哈布斯堡帝国中唯一受惠于折中方案的民族：波兰人和克罗地亚人也取得了自治权。令乌克兰人恐慌的是，他们成了波兰人自治权的牺牲品——维也纳将加利西亚省的统治权交给了本地的传统波兰的精英阶层。

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袖们感到自己遭遇了背叛：哈布斯堡家族惩罚了他们的忠诚，却奖励了那些不安分的民族。1867年的妥协方案为教会主教团和“老罗塞尼亚人”的主导地位敲响了丧钟，并使亲俄运动的力量得到增强。亲俄派的领袖们，包括希腊礼天主教会牧师伊凡·纳乌莫维奇^[17]在内，宣称罗塞尼亚人的忠诚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而如果他们还想抵抗波兰化，就不得不改变对当局的态度。纳乌莫维奇还抨击了试图创造一个独特的罗塞尼亚民族的努力——在波兰人的强大政治和文化攻势下，这个民族事实上毫无获胜的可能性。在纳乌莫维奇看来，奥地利的罗塞尼亚人是更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他的支持者们将自己视为小俄罗斯人，声称俄罗斯书面语言其实是小俄罗斯语的一个翻版，一个“小俄罗斯人”在一个小时内就能学会它。然而这个目标被证明远没有那么容易达成：在尝试掌握俄语的过程中，亲俄运动的领导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俄语和教会斯拉夫语的混合体，并尝试将它用于彼此交流和写作。

19世纪60年代晚期，亲俄派掌握了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大部分乌克兰人组织的控制权。在外喀尔巴阡地区，刚刚获得权力的匈牙利人实施积极的马扎尔化^[18]政策，遏制了一切本地文化的发展。俄国政府则通过津贴和奖学金等方式支持亲俄派的活动，自然也引起了维也纳的疑虑。1882年，纳乌莫维奇被奥地利当局逮捕，被控叛国罪：他发起了一场农民请愿运动，要求在一个拥有希腊天主教传统的村庄建立东正教教区，这被视为一次亲俄宣传的尝试。加利西亚和外喀尔巴阡地区亲俄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也与纳乌莫维奇一样遭到当局审判。他们最终被判定犯下了各种反对国家的罪行，并被送进监狱。此后，包括纳乌莫维奇本人在内的许多被诉者都迁往俄罗斯帝国。

1882年的审判之后还发生了其他针对亲俄派活动家的起诉。一方面，俄罗斯帝国当局四处追索那些对乌克兰人是大俄罗斯民族一部分的观点持异议者，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却对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进行迫害。奥地利官方对亲俄行为的镇压削弱了亲俄派运动，另一群活动家借机出现在加利西亚政治舞台的中心。这群人被称为平民主义者或乌克兰爱国者。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罗塞尼亚三驾马车”及其主要理论家马尔基安·沙什科维奇，然而其直接传承则来自“普洛斯维塔协会”^[19]（“启蒙会”）。该会成立于1868年，即奥匈折中方案之后一年。与亲俄派一样，乌克兰爱国者们相信从前那种倒向帝国政府的罗塞尼亚民族运动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老罗塞尼亚人”推崇的民族构建模式也没有出路。然而乌克兰爱国者们主张的前进方向与他们的对手有很大区别：他们提出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罗塞尼亚人事实上是一个更大民族的一部分，但这个更大的民族并非帝国化的俄罗斯民族，而是就居住在国界另一边的乌克兰民族。这些乌克兰爱国者与罗塞尼亚民族运动的传统领导者——教士中的精英阶层——发生了分歧，并将自己描述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也是他们被称为“平民主义者”的原因。

加利西亚的平民主义者和他们的出版物成为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的天然盟友。1873年，在哥萨克统领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的后代伊丽莎白·米洛拉多维奇^[20]的资助下，加利西亚的平民主义者们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学会。为了强调它与俄属乌克兰的联系和它对联合所有乌克兰人的关注和追求，这个学会在后来以塔拉斯·舍甫琴科的名字命名。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还帮助加利西亚的同人成立了为东西两个乌克兰人群体服务的乌克兰语报纸和杂志。在来自东方的援助下，加利西亚的乌克兰爱国者以一点一滴的方式，在与亲俄派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夺取了布科维纳的罗塞尼亚人组织的控制权。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这两个奥地利省份，来自俄属乌克兰的智力支持被证明是乌克兰爱国者运动兴起的关键因素。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两个分支相互依存，以各自的方式受益于双方的合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将基辅的乌克兰爱国者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激进，让一个独立于泛俄罗斯帝国蓝图之外的乌克兰民族进入了他们的想象。

19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到来之际，乌克兰仍被奥地利-俄罗斯之间的边界分为两部分，与一个世纪之前波兰被瓜分时代的情况一样。然而此时的乌克兰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这个新的联合并非源于教会的统一：东正教会与联合教会之间的分裂仍然存在，在俄国对其治下的联合教会信徒进行“重新统一”之后，这条分界线恰与帝国的边界重合。新的联合来自新的民族观念。那个认同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信仰希腊天主教的独特罗塞尼亚民族概念尽管在1848年的革命运动中得到加强，却只延续了20年，没能挺过哈布斯堡帝国向二元帝国的转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哈布斯堡帝国内部的民族运动就摆脱了宗教意义上的排他色彩。亲俄派和乌克兰爱国者派都与边界另一边的东正教同胞建立了联系。在这两个阵营中，人们都不怀疑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罗塞尼亚人与罗曼诺夫王朝治下的小俄罗斯人是同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分歧只在于他们到底是哪个民族的组成部分，是泛俄罗斯民族还是泛乌克兰民族。

身处俄罗斯一侧的乌克兰活动家们同样分为两派：泛俄罗斯派和泛乌克兰派。他们也同样尝试回答奥匈帝国境内同胞们所面临的问题。在19世纪最后一段时间出现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政治舞台上的那一代民族活动家将会给出他们的回答。这将是一个工业进步、城市化、读写能力普及和平民政治得到迅猛发展的时代。

【注释】

[1]Toleration tax，奥匈帝国对犹太人征收的一种税项，指犹太人需要缴税才能换来对他们的“容忍”。

[2]Franz Stadion（1806—1853），19世纪中叶的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加利西亚总督、内政大臣和教育大臣等职。

[3]Leopold von Sacher（1797—1874），奥地利官员、博物学者。他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穿裘皮的维纳斯》的作者利奥波德·冯·扎赫尔-马索克（Leopold von Zacher-Masoch，1836—1895）之父。“马索克”是扎赫尔的妻子夏洛特·冯-马索克的姓氏。原文此处作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疑为误将扎赫尔之子的名字与他本人的名字混淆了。

[4]Yakiv Holovatsky（1814—1888），出生于加利西亚的著名乌克兰历史学家、民族志学者、语言学家、诗人。

[5]Markian Shashkevych（1811—1843），出生于加利西亚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牧师、诗人、翻译家。

[6]Ivan Vahylevych（1811—1866），出生于加利西亚的浪漫主义诗人、语文学家和民族志学者。

[7]Buda，前匈牙利王国首都，今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位于多瑙河西岸的部分。

[8]Petr Valuev（1815—1890），俄罗斯帝国政治家、作家。他在1861年至1868年间担任俄罗斯帝国内政大臣，从1862年开始兼管出版审查，在1863年7月13日向时任教育大臣发出了一条关于禁止乌克兰语出版物的秘密指令，但他本人并未担任过教育大臣。此处原文为“教育大臣”，与本书所附大事年表中对瓦鲁耶夫的职务也不符，有误。

[9]Alexander Ⅱ（1818—1881），俄国沙皇（1855—1881年在位）。他是尼古拉一世的长子，在位期间实施了废除农奴制等重大变革。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13日遇刺身亡。

[10]Ems，即今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城市巴德埃姆斯（Bad Ems）。

[11]Mikhail Yuzefovich（1802—1889），基辅教育区副总监、基辅考古委员会主席。他以其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立场闻名。

[12]Pavlo Chubynsky（1839—1884），19世纪乌克兰诗人、民族志学者。

[13]Mykhailo Drahomanov（1841—1895），19世纪乌克兰政治理论、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民族志学者。

[14]Ivan Nechui-Levytsky（1838—1918），乌克兰著名作家，被视为乌克兰现实主义叙事的奠基者。

[15]Mykhailo Starytsky（1840—1904），乌克兰作家、诗人、剧作家。

[16]Austro-Hungarian Compromise，1867年奥地利帝国在其国际地位下降之际为避免帝国分裂而与匈牙利达成的妥协，其结果是奥匈帝国的产生。

[17]Ivan Naumovych（1826—1891），加利西亚乌克兰牧师、议员，19世纪西乌克兰亲俄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18]Magyarization，即“匈牙利化”。马扎尔人为匈牙利人的别称。

[19]Prosvita，乌克兰语为просвiта，1868年创建于加利西亚的利维夫，成员来自多个知识分子群体，宗旨为对抗当时的反乌克兰的殖民主义和亲俄主义潮流。到1913年年底，普罗斯维塔协会已经拥有77个分会。

[20]Yelyzaveta Myloradovych（1832—1890），俄国女伯爵、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