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和中欧的地缘政治在18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和原因是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增强。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俄罗斯帝国就走上了成为欧洲超级大国的道路。俄罗斯帝国的首席大臣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他是哥萨克国一个显赫军官家族的后裔——曾在17世纪末对一名年轻人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欧洲每一发炮弹的发射都需要征得俄国的同意。”帝国的边界向西和向南迅猛推进。奥斯曼人不得不从黑海北岸退却,波兰-立陶宛联邦也已解体,并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
许多乌克兰人的积极参与推动了这些巨变的发生。18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别兹博罗德科就是其中之一。别兹博罗德科促成的变化对他家乡的同胞也造成了影响。乌克兰如今成为地缘政治大变革的中心,既从这场变革中受害,也从中受益。此时哥萨克国已从欧洲和俄罗斯帝国的地图上消失。乌克兰境内的两条主要文化边界——东西方基督教分界线和基督教-伊斯兰教分界线——也开始移动。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变化也改变了文化空间。在西方,俄国当局将天主教会和联合教会的扩散阻止在了第聂伯河一线,并将之向后压缩。在南方,草原边界的“消失”成为新的刺激因素,促使乌克兰向黑海和亚速海方向发展。
在研究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历史学家眼中,18世纪首先是一个启蒙的世纪。启蒙时代始于17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其特点是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和理性在政治和哲学领域的兴起,这也是启蒙时代又被称为理性时代的原因。然而“理性”这个词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自由理念与保护个人权利是这一时期各种著作的中心议题,然而理性统治和君主专制同样如此。近代共和制和近代君主制同样深深植根于法国哲学家们的思想中。18世纪欧洲的专制君主和美国的建国者一样,深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前者中包括三位在历史上被称为“启蒙独裁者”的君主——我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2]、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3]和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4]。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第二位使用各自名字的君主,都相信理性的统治、绝对的君主制和自己统治的正当性。除开这些,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参与了对波兰的多次瓜分(1772—1795),由此最终摧毁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在启蒙运动激发下进行的改革尝试。为瓜分波兰欢呼的不是别人,正是伏尔泰。他将对波兰的宰割视为自由主义和宽容的胜利,甚至是理性的胜利。他还给叶卡捷琳娜二世写信,称俄罗斯帝国政府将最终为欧洲的那片地区带来和平。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俄罗斯帝国超过30年。她的构想和改革可以用如下原则来解释:统治者的绝对权力、合理的统治,还有对帝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臣民施行统一的标准。这些原则对哥萨克国来说都不是好兆头——哥萨克国是一个自治的国中之国,其存在的基础正是它在帝国内拥有的特殊地位。关于这一地区,女皇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帝国内部的边界,将哥萨克国完全纳入帝国。“小俄罗斯、利沃尼亚和芬兰都是拥有确定特殊待遇的省份,”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4年写道,“我们应以尽可能和缓的方式,将这些省份和斯摩棱斯克俄罗斯化,以免它们一直像狼一样渴望回到森林。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很简单,选择明智的人担任这些省份的总督即可。一旦小俄罗斯没有了自己的统领,我们不光不应拔擢新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还要全力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关于统领和统领时代的记忆。”
彼得一世是第一个废除哥萨克统领的俄国君主。他在1722年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死后就这么做了。彼得一世于1725年去世。两年后哥萨克人选出一名新统领,恢复了哥萨克国的自治。然而这一次复国没能持续多长时间。18世纪30年代中期,帝国政府在哥萨克统领丹尼洛·阿波斯托尔死后禁止举行新的统领选举,哥萨克国再度归于政府机构小俄罗斯管理委员会的管辖之下。1750年,统领制度再度短暂恢复,但权杖并未落到某位哥萨克团长或总参谋部成员手中,而是归于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长,他的名字是基里洛·罗苏莫夫斯基[5],是一名游历甚广、多才多艺的22岁的年轻人。
罗苏莫夫斯基出生于哥萨克国,在哥廷根大学接受教育,最主要的身份是一位帝国朝臣。他的少年得志和辉煌生涯得益于其家族的各种关系。他的哥哥阿列克西[6]是基辅和切尔尼戈夫之间的小城科泽列奇[7]的一名年轻人。他的歌唱天赋让他进入了圣彼得堡的宫廷合唱团,担任歌手和班杜拉[8]琴手。阿列克西在这里遇到了彼得一世的一名孙女、后来的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9]。他们成了恋人,据某些记述说他们还秘密结了婚。无论真相如何,反正哥萨克人阿列克西·罗苏姆变成了俄国伯爵阿列克谢·拉苏莫夫斯基(乌克兰语罗苏莫夫斯基),被一些朝臣称为“夜帝”。在“夜帝”的建议下,伊丽莎白女皇恢复了哥萨克统领职衔,并将它赐给了阿列克西的弟弟。
大罗苏莫夫斯基为伊丽莎白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马功劳(1741年伊丽莎白登基时他是宫廷总管),小罗苏莫夫斯基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女皇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宫廷卫队的支持下通过政变上台,她的丈夫和合法君主彼得三世[10]则在政变过程中被暗杀。除开谋害其夫之外,本名索菲·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冯·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多恩堡(Sophie Friederike Auguste von Anhalt-Zerbst-Dornburg)的叶卡捷琳娜对帝位的继承权也不太站得住脚。将叶卡捷琳娜拥立上台的人认为她因此欠了他们的情。“每名卫士在看到我时都可以说:‘是我让那个女人成了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说。乌克兰的哥萨克统领基里洛·罗苏莫夫斯基就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之一。他希望得到的回报是将统领之位改为世袭,而他在哥萨克国的臣民也想要更多的自治权和本地的立法权。
哥萨克人中的一些爱国者如今也将哥萨克国称为小俄罗斯,但将它视为与被他们叫作大俄罗斯的帝国核心平等的政治体。“我并非臣服于你,而是臣服于你的君主。”谢曼·季沃维奇[11]在其诗歌《大俄罗斯与小俄罗斯的对话》(“A Conversation Between Great and Little Russia”,1762)中写道。这首诗写于叶卡捷琳娜即位后不久,诗中一个拟人化的小俄罗斯向大俄罗斯说出了上面的话。季沃维奇在这句话之后继续写道:“不要以为你是我的主人,你我的君主才是我们的共同统治者。”这种将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的合并视为王朝联合的图景可以追溯到哈佳奇联合的精神。然而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无意统治一个主张特权和优待的政治联合体。她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它将以合理的方式被划分为各个行政单位,而非哥萨克国这样的国中之国。
叶卡捷琳娜二世将统领召回了圣彼得堡,并在1764年秋天整个撤销了哥萨克统领的职衔。希望破灭的不光是罗苏莫夫斯基,还有哥萨克国内的许多爱国者。新任的哥萨克国(如果它还能被称为哥萨克国的话)统治者是彼得·鲁缅采夫[12]将军。鲁缅采夫是俄罗斯人,其职衔是新创设的“小俄罗斯总督”,并统领着这一地区的俄国军队。他统治哥萨克国20多年。农奴制和帝国的税务邮政系统也在这个时期被引入了哥萨克国。18世纪80年代初,他主持取消了哥萨克国的领地自治权,并废除了基于哥萨克军团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哥萨克部队被纳入了帝国常备军。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整个帝国推广的新行政体制,哥萨克国的行政单位被整合成三个帝国省份。
在将她心目中那个秩序井然的帝国变成现实的过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无疑是从容不迫的。从废除统领职衔到将哥萨克国在行政上纳入帝国,同化哥萨克国的过程持续了差不多20年。转变以渐进的方式发生,没有引起新的叛乱,也没有制造出为乌克兰自治献身的烈士。这一过程也得益于许多哥萨克人的支持——他们将帝国对哥萨克国的吸纳视为天命。哥萨克国的许多体制和实践似乎都已经过时了,无法应对理性时代的挑战。帝国的整合将哥萨克部队变成了纪律严明的军队,还为哥萨克国带来了学校系统和正式邮政服务等公共设施。当然,整合也带来了农奴制,但几乎没有哥萨克军官对此提出抗议,毕竟他们是农奴劳动的受益者。
哥萨克精英阶层在哥萨克国和斯洛博达乌克兰——从17世纪开始即受俄国直接管辖的哈尔基夫和苏米[13]周边地区——占有统治地位,但占这两个地区人口大多数的则是农民。18世纪中,这些农民发现自己不断失去的不光是土地,还有赫梅尔尼茨基叛乱取得的最大成果——自由。18世纪下半叶,哥萨克国内近90%和斯洛博达乌克兰境内超过一半的农民已经生活在别人的田庄上。田庄的拥有者包括东正教会和如今已成为贵族的哥萨克军官。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3年5月颁布法令,禁止生活在贵族田庄上的近30万农民离开他们的居住地,并强迫他们为地主无偿劳动。这是乌克兰的第三次农奴化浪潮。
一些观点认为:哥萨克国内至少有一个人发出了反对农奴化的声音,这个人就是瓦西里·卡普尼斯特[14]。他是波尔塔瓦地区一个哥萨克军官家族的后裔,写下了叶卡捷琳娜时代最知名的抗议诗篇——《奴隶制颂歌》(“Ode on Slavery”,1783)。部分学者认为卡普尼斯特抗议的是农民的农奴化,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他是在反对哥萨克国体制的废除。事实上,这两者可能都是他反对的目标。它们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发生,由同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推行。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给他的家乡带来的后果,卡普尼斯特没有掩饰他的失望。他用诗句来描述女皇如何对待自己的子民:“而你压迫他们,用锁链束缚那些为你祈祷的手。”
众多乌克兰精英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他们生涯中的大部分时光,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都做出了贡献。卡普尼斯特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的《奴隶制颂歌》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行列。在彼得大帝时代,乌克兰教士们纷纷迁往俄罗斯并加入帝国教会。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大量涌来的则是哥萨克军官的后代和基辅学院的毕业生。这些人更倾向于选择世俗的职业。仅在1754年到1768年间,这所高等学院就有超过300名毕业生选择为帝国服务或前往俄罗斯。他们所受的教育令他们可以轻松地在国外继续学业,之后再回来为帝国工作。整个帝国里乌克兰医生的数量是俄罗斯医生的两倍。在这个世纪的最后20年里,圣彼得堡师范学院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哥萨克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禁止乌克兰教士加入俄罗斯教会(她登基时,大部分俄罗斯主教都已经是乌克兰移民),但乌克兰人流入帝国行政部门和军队的速度并没有慢下来。
新一代哥萨克军官将他们对哥萨克国的忠诚与为帝国服务结合起来。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的生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747年,别兹博罗德科出身于哥萨克国的总书记官家庭,后来在基辅学院接受教育。如果他早出生几十年,这样的背景足以为他在哥萨克国内开始一段辉煌生涯打下很好的基础。但时代已经不同了。别兹博罗德科成了团长,但其上司已经不是哥萨克统领,而是小俄罗斯的帝国总督彼得·鲁缅采夫。年轻的别兹博罗德科参加了一次对奥斯曼人的战争,在许多战斗中展示了自己的勇气,并在担任鲁缅采夫的书记处负责人时表现优异。他在1774年成为团长,下一年就到了圣彼得堡,受女皇亲自差遣。
1768年至1774年间的俄土战争加速了别兹博罗德科的晋升,让他从前哥萨克国来到帝国首都。不光是哥萨克国,整个乌克兰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巨大冲击。战争的导火索是1768年春天发生在右岸乌克兰的一场叛乱。
事实上,有两场叛乱同时发生:第一场是一次暴动,或者用当时当地的话来说,是(波兰的和波兰化的)天主教贵族的反抗“同盟”,针对的则是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授予宗教异见者(尤其是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同等权利的决议。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自己的使节迫使议会中的天主教代表们通过了这一决议——俄国使节威胁说他将调遣俄国军队来达成目标。对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言,这是证明她有资格代表俄国和东正教立场的方式。叛乱者们拒绝服从议会决议,将之解读为一个不仅会破坏他们的宗教,也会侵害他们的国家主权的俄国阴谋。这次贵族起义在波多里亚小城巴尔爆发,因此得名“巴尔同盟”。
巴尔同盟的成员们在右岸乌克兰地区追捕剩下的东正教徒。这种行为激起了另一场叛乱,其参加者是信仰东正教的哥萨克人、市民和农民。他们受俄国政府和教会官员的鼓动,起来反抗天主教贵族,在人们心中激起对1648年(赫梅尔尼茨基叛乱的第一年)那种规模的屠杀再度出现的恐惧。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再一次与那些曾听命于当局的哥萨克人携起手来。前者的领袖是马克西姆·萨利兹尼亚克[15],后者则以伊凡·贡塔[16]为首。在乌克兰民粹主义者眼中和后来的苏联历史叙事中,这两名哥萨克领袖都将成为英雄。与1648年一样,叛乱的受害者是波兰贵族、天主教会和联合教会牧师,还有犹太人。18世纪,犹太人已经回到了右岸乌克兰,重建了他们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他们中许多人追随拉比以色列·巴尔·谢姆·托夫[17]。这位拉比于18世纪40年代在波多里亚城市梅德日比日[18]传授哈西迪[19]教义。天主教叛乱者想要得到一个不被俄国插手的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徒想要的则是受俄国人管辖的哥萨克国;犹太人则希望不受干涉。他们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1768年夏天,俄国军队跨过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第聂伯河边界,对巴尔同盟的天主教徒和信仰东正教的哥萨克人和农民同时发起进攻。这一行动尤其出乎后者意料,因为他们将沙皇的军队看作自己的解放者。然而帝国有自己的逻辑。两场叛乱都威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也都遭到镇压。然而在叛乱被平定之前,一支自称归属俄国的哥萨克部队从巴尔塔[20]踏出波兰边界,进入了克里米亚汗国的领土。奥斯曼人和法国人都对俄国在这一地区日益膨胀的影响力感到担忧,遂利用这次事件对俄罗斯帝国宣战。俄国接受了挑战。
小俄罗斯总督彼得·鲁缅采夫率领一支帝国军队和一支哥萨克部队进入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俄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别兹博罗德科在拉尔加和卡古尔的战斗[21]中表现突出),取得了对这两个公国的控制,连同其各自首都雅西[22]和布加勒斯特在内。俄军还攻下了奥斯曼帝国位于多瑙河畔的要塞伊斯梅尔[23]和基里亚[24],今天这两座城市都位于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也落入俄军之手,导致几乎整个南乌克兰都被俄国人控制。奥斯曼人兵败如山倒。在地中海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也被得到英国顾问帮助的俄国舰队摧毁。
就俄国人在黑海地区的野心而言,1774年签署的《库楚克凯纳尔杰条约》[25]似乎是一种倒退。帝国军队不得不离开多瑙河河畔的摩尔达维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公国。此外圣彼得堡还必须将其部队撤离克里米亚。原因很简单:许多欧洲强国不愿看到俄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突然膨胀。然而条约在其他方面补偿了俄罗斯帝国。它实际上将奥斯曼人从黑海北岸地区和克里米亚赶了出去。俄国得以在亚速海和黑海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前哨。克里米亚汗国也宣布成为独立国家。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克里米亚半岛虽然从伊斯坦布尔手中独立出来,却成为圣彼得堡的附庸。
1783年,克里米亚正式并入俄罗斯帝国。一支俄国军队进入半岛,将最后一位克里米亚可汗流放到俄罗斯中部地区。此时已经是俄国外交政策主导者的别兹博罗德科在这一进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还是所谓“希腊方案”(Greek Project)的始作俑者。这一方案旨在瓦解奥斯曼帝国,建立一个受俄国控制的新拜占庭帝国,并在多瑙河河畔建立由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而成的新国家达西亚(Dacia)。这个方案无果而终,但从帝国当局给克里米亚城市起的希腊式名字中仍可以发现它的遗响。这些城市包括辛菲罗波尔[26]、叶夫帕托里亚[27]和最有名的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归于俄国之后两年,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建立了海军基地。
178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前往克里米亚视察。受到这个消息和“希腊方案”传言的刺激,奥斯曼人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意在夺回黑海北岸的控制权。然而他们再一次失败了,这一次输给了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结成的同盟。根据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1792年在雅西签署的和约,俄罗斯帝国将其地盘扩大到整个南乌克兰地区。奥斯曼人承认克里米亚和刻赤海峡对岸的库班地区[28]为俄国领土。随着别兹博罗德科的笔尖落在和约上,乌克兰草原这条边界从此被俄罗斯帝国抹去。然而文化意义上的边界依旧存在,只不过被纳入了帝国内部。
军事手段取消了草原上的边界,同时使它向受帝国鼓励和主导的殖民化敞开。这一地区不再需要哥萨克人。事实上,帝国当局认为哥萨克人易于引起叛乱和冲突,还容易带来与邻国的矛盾,因此希望他们离开。俄罗斯哥萨克人参加了1773—1774年间的普加乔夫起义[29],让政府更加确信这一点。下一年,从摩尔达维亚前线返回的俄罗斯帝国军队包围了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将哥萨克人驱散。被驱散的哥萨克人中的一部分被招入新建的哥萨克编伍,其中包括黑海哥萨克人——他们在后来被送往毗邻动荡不安的北高加索地区的库班半岛。其他哥萨克人留了下来,却不再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存在。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7年来到克里米亚时,她的宠臣格里高利·波将金[30]向她展示了这些哥萨克人的定居点。“波将金村”的说法就来自这次展示——它之所以虚假,并不是因为这些村庄不存在,而是因为这些村庄早就在那里了,基本不是波将金努力的成果。
乌克兰南部草原地区的大规模垦殖在其还处于哥萨克人控制下时就开始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自己就曾邀请避难的农民来到这里。在从哥萨克人手中夺来的土地上,政府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新定居点。逃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塞尔维亚难民来到叶利萨维特格勒(今基洛沃格勒)[31]和巴克赫穆特(今顿涅茨克州的阿尔乔莫夫斯克)[32]以北地区。他们定居的两个地区分别被称为新塞尔维亚和斯拉夫塞尔维亚。随着俄国人的堡垒向南扩散,随着帝国从俄土战争和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中取得新的领土,整个扎波罗热哥萨克地区如今成了被称为“新俄罗斯”的帝国省份的一部分。(这个省份的边界随时间而变迁,有时包括顿涅茨河地区和克里米亚,有时又将它们排除在外,但它从未如那些在2014年主张分裂乌克兰的俄国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包括过斯洛博达乌克兰的哈尔基夫地区。)新俄罗斯以从前属于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地区为中心,在18世纪最后数十年间成为国内外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从1789年到1790年,为逃避强制兵役,第一批门诺派[33]教徒从普鲁士迁入这一地区,在紧邻第聂伯河险滩南面的霍尔蒂恰岛[34]上定居下来。更多来自他们故乡、与他们同属一个教派的人很快也将来到这里,一起到来的还有德意志新教徒和来自中欧的天主教殖民者。然而,“外国人”中的大部分却来自奥斯曼帝国,包括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摩尔达维亚人。俄罗斯帝国当局对农民和工匠的需求早有确证。它鼓励这些人迁入,并向他们提供土地、税收减免以及各种俄国臣民梦寐以求的福利。
帝国上层对定居者的多族群构成感到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这可以证明帝国及其统治者的伟大。“摩尔达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希腊人,还有黑皮肤的埃塞俄比亚人——无论他们来自世界的哪一片天空之下,都是叶卡捷琳娜的子民。”18世纪晚期的诗人V.P.彼得罗夫[35]写道。截至18世纪末,这一地区总共约50万男性人口中已有20%是“外国人”,剩下的则是东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中有一部分是被流放到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宗教异议者,然而大多数都是逃亡的乌克兰农民——他们多来自右岸乌克兰地区。新俄罗斯省由帝国创建,有着多族群色彩,然而这个省份的族群构成仍以乌克兰人为主。
新俄罗斯省的人口以乌克兰人为主,然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却在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陶里达省[36]占有压倒性多数。圣彼得堡竭力让克里米亚被和平纳入帝国,给予克里米亚贵族以俄罗斯贵族的地位,还把从前属于可汗的土地赐给他们。汗国中的其他社会制度,包括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在内,都未被触动。帝国并不急于求成。与哥萨克国的情况一样,帝国对克里米亚汗国的吸纳过程将花费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如此谨慎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人口的外流。截至18世纪末,有近10万克里米亚汗国的前臣民离开了克里米亚半岛及其北方的黑海沿岸草原,去往奥斯曼帝国。对这种人口流动的一种解释是,这些人希望生活在一位穆斯林君主统治之下;另一种解释则是,草原边界的消失造成了此地经济机会的流失,因为奴隶贸易和战争掠夺已经彻底行不通了。
别兹博罗德科签署的雅西和约使俄国对克里米亚和南乌克兰地区的占领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变得合法。第二年,也就是1793年,前哥萨克国的西部边界上发生了另一起戏剧性的事件。俄国和波兰之间那条沿第聂伯河划定的边界由来已久,120多年来一直将乌克兰一分为二,却突然被抹去了。俄军渡过了第聂伯河向西挺进,其中部分由已经是帝国军队高级军官的前哥萨克军官们率领。他们占领了包括卡缅涅茨-波迪尔斯基要塞在内的东波多里亚,以及包括日托米尔城在内的沃里尼亚的一部分。在北方,俄军则占领了白俄罗斯城市明斯克和斯卢茨克[37]。
这次事态的变化是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它终结了第聂伯河边界的存在,也让乌克兰哥萨克人梦想已久的右岸和左岸乌克兰的统一变成了现实。对波兰的第一次分割发生在1772年,其时欧洲的三大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夺取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普鲁士分得了但泽(格但斯克)[38],使其核心地区和东普鲁士[39]连成了一片;俄国得到了东白俄罗斯;奥地利则分得了加利西亚。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都通过迫于其军事和政治压力的波兰议会主宰着整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更近一段时间则通过一位忠顺的波兰国王来实施控制。因此这第一次瓜分对俄罗斯帝国来说是一种损失,而非收获。实际上它是一个避免军事冲突的策略,因为此时圣彼得堡尚未做好战争的准备。奥地利人对俄国在1768—1774年俄土战争中的胜利感到担忧,站在了奥斯曼人一边,威胁要进攻俄国。因此俄国同意接受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实则是在利诱奥地利,让它不要插手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冲突。
奥地利人吞下了这个诱饵。他们想要西里西亚[40],即以今天的弗罗茨瓦夫(布雷斯劳)[41]为中心的地区,但俄国人给出的则是加利西亚。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皇后玛利亚·特蕾西亚[42]不喜欢“瓜分”这个词——在她看来那意味着这整个方案缺乏正当性——于是尝试用历史来为这次吞并正名。从历史上匈牙利国王们对中世纪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提出的领土主张中,特蕾西亚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从此这片新领土就被称为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43]。奥地利人没有把自己捏造的奥地利与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联系当成一个玩笑。1774年哈布斯堡家族声称加利西亚王公对布科维纳[44]拥有主权,从摩尔达维亚攫取了这块地方。由于从1699年起整个外喀尔巴阡省(今天乌克兰最西端的地区)就处于维也纳的掌握之中,现在哈布斯堡家族得以将三个未来的乌克兰省份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一状况将对近代乌克兰和整个东欧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
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没有增加俄罗斯帝国手中的乌克兰领土——俄国获得的地盘都在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然而到了1793年,华沙发生的事件引发了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让情况发生了变化。1791年5月,波兰议会的代表们通过了一部新的、旨在让联邦重新站起来的宪法[45]。作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新宪法注重权力集中、善政和教育,并在宗教宽容领域实现了一些进步。在波兰周边的瓜分势力看来,这部宪法更重要之处则在于它承诺让波兰政府重新变得可以正常运转:它强化了国王权威,移除了所有议会决议必须全票通过的规定,即著名的,或者不如说臭名昭著的“自由否决权”(拉丁语liberum veto)[46]。
看起来,尽管(或因为)遭遇了第一次瓜分的冲击,波兰-立陶宛联邦仍试图让自己脱离贵族党争的泥沼,重新成为一个中欧强国。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普鲁士和奥地利攫取了更多波兰领土。俄国人也不甘人后,他们的借口是保护传统的波兰权利和自由,包括“自由否决权”在内。乌克兰境内的第聂伯河边界必须被抹去,新的边界在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建立起来。俄国人将帝国国界一直推进到奥属加利西亚的东端,这让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变成了邻居。与玛利亚·特蕾西亚皇后一样,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十分注重合法性的问题。第二次瓜分完成之后,俄国皇室发布了一枚纪念章,上面刻有帝国新边界的地图,其铭文为“我已收复失土”,意指这片地区曾经属于基辅罗斯。
俄国的边界还在继续向西推进。这已经与恢复基辅罗斯旧地无关,而是源于波兰-立陶宛联邦内部因第二次瓜分而发生的一次起义。起义的领袖是白俄罗斯人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47]。他是巴尔同盟的老兵,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修筑了西点防御工事,并被大陆会议晋升为准将。1784年科希丘什科回到波兰-立陶宛联邦,在波兰军队中担任少将。1794年,他在克拉科夫发动起义,成为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所有的瓜分势力——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派军越过了波兰边界以镇压这次暴动。其结果是波兰王国的彻底毁灭。
这一次三位“启蒙独裁者”将第二次瓜分后波兰剩余的土地分了个干净。奥地利在与俄国对沃里尼亚(洛多梅里亚)的争夺中失败,改为吞并了包括克拉科夫在内的部分波兰国土。为了让吞并变得合法化,奥地利将这片土地视为加利西亚的一部分。普鲁士则扩大了其位于波罗的海南岸的地盘,直抵华沙。然而最大的受益者是俄国:它分得的部分有波罗的海诸省、立陶宛、西白俄罗斯,在乌克兰则获得了包括里夫涅[48]和卢茨克[49]在内的沃里尼亚地区。
一些人将对波兰的历次瓜分视为乌克兰的重新统一过程。苏联历史学界无疑采取了这一立场。事实上,对波兰的瓜分在乌克兰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统一,也造成了其他部分地区的分裂和切割。如果说在瓜分之前乌克兰大部分土地被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帝国分享,现在分享者则变成了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就乌克兰土地而言,俄国从小“股东”变成了大“股东”,掌握着乌克兰族群地区的大部分。瓜分波兰的结果之一是:俄罗斯帝国内的乌克兰族人口占比从13%上升到22%,而俄罗斯族则从70%下降到50%。在俄国新获得的乌克兰土地上,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0%,另有大约5%是波兰人和波兰化的天主教徒。这让这片土地成了一张族群拼图,与帝国在南乌克兰地区鼓吹和引以为自豪的族群构成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帝国新获得的波兰、犹太甚至乌克兰(按当时的说法即小俄罗斯)臣民对帝国的忠诚远非理所当然。这些多族群居民并非这片土地上的新来者,那个夺取了它的国家才是。这个国家只欢迎其新臣民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早在1791年,帝国政府就实施了“定居范围”[50],将犹太人定居地区限制在前波兰-立陶宛联邦省份,后来又加上了其从南方新获得的一部分地区。乌克兰大部分地区都在“定居范围”之内。
18世纪下半叶,一系列谈判导致了乌克兰边界的重大变动。这些谈判中的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哥萨克公爵”亚历山大·别兹博罗德科。我们已经知道身在圣彼得堡的别兹博罗德科一直是哥萨克故乡(他称之为祖国)的忠诚爱国者。他推动出版了一部哥萨克编年史,并亲自撰写了从1734年丹尼洛·阿波斯托尔统领去世到1768年俄土战争爆发之间的哥萨克国历史。这部编年史对哥萨克人与奥斯曼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战争进行了大量描述。然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在他提议吞并克里米亚时,在他在雅西参加决定黑海北岸地区命运的协商时,还有,在他与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就如何瓜分波兰-立陶宛联邦进行谈判时,别兹博罗德科是否受到了自己“小俄罗斯”背景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在他推动将克里米亚和波兰-立陶宛联邦从地图上抹去的时候,他自己的祖国也已经从那张地图上消失了。18世纪不仅是一个启蒙和理性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帝国时代。
【注释】
[1]Oleksandr Bezborodko(1747—1799),18世纪俄国政治家、外交家,继尼基塔·帕宁(Nikita Ivanovich Panin,1718—1783)之后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外交政策的主导者。他被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封为公爵。
[2]Gatherine Ⅱ(1729—1796),即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阿列克谢耶芙娜(Yekaterina ⅡAlexeyevna,1762—1796年在位),亦译作凯瑟琳二世(英语发音),被称为叶卡捷琳娜大帝。她是德意志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亲王的女儿、俄国沙皇彼得三世的妻子,在彼得三世继位后不久就发动政变将其废黜。
[3]Frederick Ⅱ(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在位)、军事家、作家、作曲家。他在位期间,普鲁士在政治、军事和文化艺术领域都得到迅猛发展,让德意志启蒙运动得以开展,也令普鲁士获得了欧洲大国的地位。
[4]Joseph Ⅱ(1741—1790),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奥地利大公(1765—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年在位)。
[5]Kyrylo Rozumovsky(1728—1803),乌克兰哥萨克政治家、最后一位小俄罗斯哥萨克统领(1750—1764年在任)。他担任过俄罗斯帝国科学院院长。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4年废除哥萨克统领职衔后,罗苏莫夫斯基成为俄罗斯帝国陆军元帅。
[6]Oleksii Rozumovsky(1709—1771),阿列克西·罗苏莫夫斯基(或罗苏姆,Rozum),乌克兰哥萨克歌手。他受到俄罗斯帝国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的宠爱。
[7]Kozelets,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小城。(www.xing528.com)
[8]Bandura,一种乌克兰拨弦民族乐器。
[9]Elizabeth Petrovna(1709—1762),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一世之女、俄罗斯帝国女皇(1741—1762年在位)。她在1741年推翻年仅1岁的伊凡六世后登基。
[10]Peter Ⅲ(1728—1762),俄国沙皇(1762—1762年在位)、彼得一世的孙子、伊丽莎白女皇的外甥、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丈夫。他在1762年登基后不到半年就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黜。
[11]Semen Divovych,哥萨克统领赫卢希夫政府中的一名翻译。
[12]Petr Rumiantsev(1725—1796),18世纪俄罗斯帝国名将、陆军元帅。
[13]Sumy,亦译作苏梅(俄语发音),今乌克兰北部城市。
[14]Vasyl Kapnist(1758—1823),乌克兰诗人,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15]MaksymZalizniak(约1740—1768),1768—1769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哥萨克叛乱中的扎波罗热哥萨克领袖。
[16]Ivan Gonta(?—1768),曾是波兰的基辅总督手下的哥萨克雇佣兵首领,在1768年叛乱中倒戈,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合作。
[17]Israel Baal Shem Tov(约1700—1760),即以色列·本·埃利泽(Yisroel ben Eliezer),18世纪西乌克兰地区的一名犹太教拉比,犹太教哈西迪派的创始人。
[18]Madzhybizh,多作Medzhybizh,今乌克兰西部赫梅尔尼茨基州小城。
[19]Hasidism,犹太教正统派的一支,倾向于神秘主义。“哈西迪”意为“虔诚”。
[20]Balta,今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城市。
[21]均为第五次俄土战争中的著名战役。拉尔加之战(Battle of Larga)发生在1770年7月7日,卡古尔之战(Battle of Kagul)发生于同年8月1日。俄军在两场战役中均以少胜多。
[22]Jassy,今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曾为摩尔达维亚公国首都。
[23]Izmail,今乌克兰西南部敖德萨州城市。
[24]Kiliia,今乌克兰西南部敖德萨州城市。
[25]Treaty of Kuchuk Kainarjae,第五次俄土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达成的和约,于1774年7月签订于库楚克凯纳尔杰(今保加利亚境内凯纳尔贾)。
[26]Simferopol,克里米亚半岛中部城市,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首都。
[27]Yevpatoria,克里米亚半岛西岸港口城市。
[28]Kuban region,俄罗斯南部库班河一带,位于顿河草原、伏尔加河三角洲和高加索山之间,与克里米亚半岛隔刻赤海峡相望。
[29]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发生于1773年至1774年间,领导者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Yemelyan Pugachev,约1742—1775)。
[30]Grigorü Potemkin(1739—1791),18世纪俄罗斯帝国军人、政治家、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曾任克里米亚总督。“波将金村”的典故来自他在接待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弄虚作假的布置,后来成为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代名词。
[31]Yelysavethrad,今乌克兰中部基洛沃格勒州首府基洛沃格勒(Kirovohrad)。
[32]Bakhmut,今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城市阿尔乔莫夫斯克(Artemivsk)。
[33]Mennonites,由荷兰神学家门诺·西蒙斯(Menno Simons,1496—1561)创立的基督教团体。
[34]Khortytsia,第聂伯河上的一座岛屿,由扎波罗热市管辖。
[35]Vasily Petrovich Petrov(1736—1799),18世纪俄罗斯诗人、翻译家。
[36]Taurida Province,俄罗斯帝国历史地名,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及位于第聂伯河下游和黑海、亚速海海岸之间的地区。Taurida亦作Tavrida(塔乌里达),是希腊人对克里米亚的称呼。
[37]Slutsk,今白俄罗斯中部城市。
[38]Danzig,格但斯克(波兰语作Gdańsk)的德语名称,今波兰滨海省(波美拉尼亚省)省会。
[39]East Prussia,普鲁士王国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今分属立陶宛、俄罗斯和波兰。东普鲁士包含了古普鲁士人在波罗的海的领地,被认为是容克贵族的发源地。
[40]Silesia,中欧历史地域,曾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1945年后大部分并入波兰。
[41]Wroclaw(德语 Breslau),今波兰西南部城市,下西里西亚省省会。
[42]Maria Theresa(1717—1780),德语作Maria Theresia,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女和弗朗茨一世之妻,也是当时哈布斯堡王朝权力的实际控制者。
[43]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eria,亦称奥地利波兰,于1772年成立,包括今波兰南部和乌克兰西部,是奥地利皇室的领地。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成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洛多梅里亚即沃里尼亚。
[44]Bukovyna,中欧历史地域,在奥匈帝国时期曾属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今分属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45]即五三宪法,被认为是欧洲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国家宪法,仅晚于178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五三宪法在1792年俄波战争中被废除,仅施行一年。
[46]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晚期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中的制度。在此制度下,任何议会代表都可以终止当前议程并否决该议程已通过的法案。
[47]Tadeusz Kościuszko(1746—1817),波兰-立陶宛联邦自由主义者、军事家。他曾加入美国大陆军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后回到波兰参加1792年俄波战争,并在1794年的科希丘什科起义中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军队总司令。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美国均将科希丘什科视为民族英雄。
[48]Rivne,今乌克兰西北部里夫涅州首府。
[49]Lutsk,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首府。
[50]Pale of Settlement,俄罗斯帝国西部为犹太人划出的定居范围。Pale一词来自拉丁语palus,意为木桩,引申义为栅栏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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