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塔瓦的裁决-乌克兰2000年史

以莫斯科沙皇为宗主，哥萨克国仅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得以存续，并成为各种民族开创事业的温床。其中一种潮流可以与“乌克兰”这个词挂上钩：它视哥萨克国为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和祖国，并由此成为近代乌克兰民族认同发展的根源。另一种则与哥萨克国的官方名称“小俄罗斯”联系在一起，后来我们所知的“小俄罗斯主义”（将乌克兰视为“次俄罗斯”、将乌克兰人视为大俄罗斯民族之一部分的观点）由它而来。

在1708年哥萨克统领伊凡·马泽帕^[1]掀起最后一次大规模哥萨克叛乱之前，这两种知识传统一直在哥萨克国内并存。马泽帕叛乱针对莫斯科沙皇国，也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正式开创者沙皇彼得一世。这场叛乱在俄军击败跟随卡尔十二世^[2]进入乌克兰的瑞典军队后结束。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3]深刻地改变了哥萨克国和整个乌克兰的命运。马泽帕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整体，而卡尔十二世的失败对他和他关于乌克兰的设想则是双重的打击。接下来的一段岁月里，将乌克兰的历史和文化与俄罗斯紧密联系起来的小俄罗斯主义阐释将在哥萨克国的官方话语中占据统治地位。将乌克兰视为一个独特的祖国、政治体乃至民族的观点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将在一个多世纪中远离乌克兰话语的中心。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莫斯科人得以将左岸乌克兰置于自己掌控之下，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军力强大，也是因为他们比竞争对手更富于弹性。尽管沙皇们利用每一次哥萨克统领选举来削减哥萨克国在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时期获得的权利和优待，他们也懂得一张一弛。1669年，在彼得罗·多罗申科叛乱期间，莫斯科就曾同意重新回到与赫梅尔尼茨基所获待遇相近的条件。当第聂伯河另一侧的哥萨克人本就少得多的优待条件遭到波兰人削减时，莫斯科人就是这么做的。其结果不难想象：波兰治下的哥萨克地区的人们纷纷被吸引到左岸定居，左岸的经济得到持续发展，而右岸则变成了一片真正意义上的荒漠。在允许哥萨克人获得更多权利的同时，沙皇们也成功地将他们变成自己的子民。

没过多久，左岸的经济发展就带来了基辅的经济和文化复兴。基辅学院重新开课；在17世纪50年代曾经逃离的教授们迎来了新一批学生；学院开设了新的科目；诗人们创作新的诗篇；剧院也开始上演新戏。在17世纪早期由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开创的乌克兰巴洛克文学在伊凡·维里奇科夫斯基^[4]的诗歌和拉扎尔·巴拉诺维奇^[5]的散文中达到顶峰。巴拉诺维奇曾是基辅学院的一名教授，后来成为切尔尼戈夫大主教。他的学生西蒙·波罗茨基^[6]将基辅的巴洛克文学风格带到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帮助奠定了俄罗斯世俗文学诞生的基础。基辅的作品、实践和观念在17世纪下半叶不断向莫斯科沙皇国传播，在该国东正教会中造成了一次分裂。沙皇和牧首支持彼得·莫希拉式的革新，保守派们却群起反抗，团结在遵奉“旧信条”^[7]的领袖周围。难怪官方教会对他们的称呼“拉斯科尔尼奇”（raskol'niki，意为“分裂者”）也来自乌克兰。

然而文化影响是双向的。基辅的教士们在将西式文化的样本从乌克兰带到莫斯科沙皇国的同时，也从莫斯科的政治意识形态中获得武器。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将信奉东正教的沙皇视为这个新的政治和宗教世界的枢纽。波兰-立陶宛联邦中的东正教知识分子长期以来没有一位自己的君主，因此渴望能有机会进入一个拜占庭式的理想东正教世界，一位专制君主与唯一真教会能够琴瑟和鸣的世界。然而最终现实的考量压过了理想主义。早在17世纪20年代，新获得圣职的东正教会主教们因为受到华沙的打压，选择了莫斯科作为他们的后盾和可能的避难所。对沙皇保护的渴求在佩列亚斯拉夫协议（1654）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并在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1667）将哥萨克一分为二之后达到顶点。

根据停战协议的条款，位于第聂伯河右岸的基辅本应在两年的宽限期后归属波兰。再次回到天主教君主统治之下的前景让基辅的教士阶层恐惧不已，于是他们发挥了自己从基辅学院和欧洲的耶稣会学校学到的全部说服能力，让沙皇相信基辅应该留在他手中。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基辅洞穴修道院掌院因诺肯季·吉泽尔^[8]是“说服沙皇”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愿望是将基辅留在沙皇治下，同时保留基辅都主教区的独立地位。然而事与愿违。沙皇在17世纪70年代成功留下了基辅。下一个十年，乌克兰境内的莫斯科沙皇国官员和他们的支持者成功地将基辅都主教区的管辖权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莫斯科。管辖权的转移发生在1685年——基辅的教士得到了沙皇的保护，却付出了失去独立的代价。

对基辅的未来的争夺催生了现代以前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第一册印刷版罗斯历史“课本”，这本书在吉泽尔掌管的洞穴修道院出版，有一个长长的巴洛克风格的名字：《关于斯拉夫—罗斯民族起源、神佑之城基辅的早期王公及神圣而虔诚的基辅及全罗斯大公、开国君主弗拉基米尔生平的诸编年史简编或略要》（Synopsis，or a Brief Compendium of Various Chronicle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Slavo-Rossian Nation and the First Princes of the Divinely Protected City of Kyiv and the Life of the Holy，Pious Grand Prince of Kyiv and All Rus'，the First Autocrat，Volodymyr，以下简称《略要》）。它第一次出版是在1674年，当时基辅正准备应对奥斯曼人的进攻，而波兰人也要求莫斯科人归还基辅。在这本《略要》中，基辅被描述为历代莫斯科沙皇的第一个首都和莫斯科式东正教信仰的诞生地，是一座不可能丢弃给异教徒或天主教徒的城市。书中有关斯拉夫-罗斯民族的内容更加支持了这样的论点：根据《略要》作者们的说法，因为有斯拉夫-罗斯民族，莫斯科沙皇国与哥萨克国才得以结合成一个政治实体。这为许多俄罗斯人至今仍然相信的一个神话打下了基础，即他们的民族起源于基辅。然而在17世纪，莫斯科沙皇国的精英阶层并未思考民族血缘的问题。将莫斯科沙皇国和乌克兰的居民们视为同属一个民族的是基辅的修士们。直到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建造者们才会完全体会到基辅修士这种创见的好处。

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对乌克兰的分割导致了一种危机。在这种危机下被迫产生一种新的身份认同的，不仅有基辅的教士们，也有哥萨克军官阶层。在这方面，哥萨克精英们已经不再需要依赖教士们的创造：基辅学院的毕业生中不仅有牧师和主教，也有哥萨克军官，甚至包括不少统领。如果说教士们无法设想一个没有东正教沙皇的家园，哥萨克军官们却根本不需要什么沙皇。他们的忠诚归于一个共同的哥萨克“祖国”，第聂伯河两岸都在它的怀抱之中。

在1663年之前，也就是乌克兰第一次发生事实分裂那一年之前，哥萨克军官们用“祖国”这个词描述整个波兰-立陶宛联邦或波兰王国。在1658年的哈佳奇联合时期，正是回归波兰祖国的念头诱使他们回到波兰国王治下。然而分裂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一位又一位的统领开始在他们的通函或公告中呼吁乌克兰祖国的统一，而乌克兰祖国指的正是包括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国。安德鲁索沃停战协议之后，所有的统领（包括彼得罗·多罗申科和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内）都将乌克兰祖国的利益描述为他们的最高效忠对象，高于其他任何忠诚和义务。哥萨克祖国的范围超越了哥萨克人更传统的忠诚目标——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它不仅包括哥萨克军团，也包括哥萨克国的领土及其居民。统领们将这个祖国称为“乌克兰”。1667年之后，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人都开始用“乌克兰”来称呼他们的祖国。

最后一名尝试将第聂伯河左岸和右岸统一于自己统治之下的哥萨克统领是伊凡·马泽帕。只有两位统领的形象出现在乌克兰独立后发行的纸币上。一位是五赫里夫尼亚纸币上的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另一位就是十赫里夫尼亚纸币上的伊凡·马泽帕。在乌克兰之外，尤其是在西方，马泽帕可能比赫梅尔尼茨基更为知名：伏尔泰、拜伦勋爵、亚历山大·普希金和维克多·雨果都描述过马泽帕的生平和功勋。他出现在欧洲歌剧院和北美剧场的演出中，以“Mazeppa”（他的名字的法语拼写）之名，以一位君主和一位爱人的形象在文学和文化中赢得了声名。在马泽帕担任哥萨克统领期间，两种不同的祖国概念——乌克兰和小俄罗斯——再次展开了竞争，而他统治的结果则是一种新的小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形成。

马泽帕统治哥萨克国的时间超过20年（1687—1709），比他的任何前任都要长，并最终得享天年。这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成就——他的前任中有两人或被杀害，或被判处死刑。马泽帕之前的两名统领都在被控“叛国罪”后遭莫斯科派遣的总督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家人也遭到迫害。仅仅是得罪莫斯科的朝臣们就足以让一名哥萨克统领丢掉职衔、自由甚至性命，不需要他犯下阴谋反对沙皇或尝试与波兰人、奥斯曼人或瑞典人合作等罪行。

马泽帕的生命轨迹反映了17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哥萨克群体的普遍命运。这位将来的统领出身于左岸乌克兰的一个东正教贵族家庭，在基辅莫希拉学院和华沙的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在西欧学习了炮兵技术。回国后，年轻的马泽帕在波兰国王的宫廷中开始了他的外交和军事生涯。他在后来加入了哥萨克统领彼得罗·多罗申科的阵营，却被与莫斯科人结盟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俘虏。根据那个首先由伏尔泰向西欧读者讲述后来又被许多人重复过的故事，马泽帕落到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手中是因为一件结局悲惨的风流韵事。据称他是一名波兰高官年轻妻子的情人。高官发现这桩情事之后，下令将马泽帕剥光衣服绑到一匹马身上，然后将这匹马放入荒原。在这个故事中，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马泽帕，并将他救活。无论故事的真相如何，可以肯定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让马泽帕的哥萨克生涯得以平步青云。他们将这个俘虏送到了统领伊凡·萨莫伊洛维奇^[9]那里。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并见多识广的军官，马泽帕得到了伊凡的任用。

在17世纪的后几十年中，大批哥萨克显贵、普通士兵、市民和农民从第聂伯河右岸迁到了俄国人控制的左岸乌克兰。马泽帕也是这股迁移潮流的一员。政治的稳定，外加哥萨克国从沙皇那里得到的相对广泛的自治权，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复苏。正如彼得·莫希拉时代一样，复苏的中心仍然是都主教驻地基辅，是洞穴修道院和基辅学院。接任统领之后，马泽帕尽其所能地推动哥萨克国的持续经济复兴以及宗教和文化生活的繁荣。

成为统领的马泽帕下令修复在漫长的哥萨克战争中年久失修的教堂，其中有莫希拉曾经修复过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有圣母安息大教堂和洞穴修道院的圣三一教堂。它们是基辅罗斯时代留下的建筑遗产的一部分。马泽帕还下令修建新的教堂，包括洞穴修道院的圣母诞生教堂，还有基辅和他的都城巴图林^[10]（位于哥萨克国东北部，接近莫斯科沙皇国边境）城中的其他许多教堂。洞穴修道院之外的大部分教堂都没能在20世纪30年代幸存下来：布尔什维克们打算将基辅变成一座真正的社会主义首都，派出拆迁队将这些教堂拆毁。然而马泽帕在洞穴修道院内修建的那些教堂连同修道院的部分围墙得以保存至今，成为这位哥萨克统领的慷慨和财富的证明。这是莫希拉之后基辅城中第一次大兴土木。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建筑风格在后来被称为哥萨克风格或马泽帕巴洛克风格。

与他之前的所有统领都不同，马泽帕是一名能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的统领。这是因为他从帝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沙皇彼得一世视马泽帕为他的忠仆。在彼得与其异母姐姐索菲亚^[11]的权力斗争中，马泽帕选择站在未来沙皇一边。彼得在后来让马泽帕成为获授圣安德鲁勋章的第一人，那是彼得亲自设立的尊崇奖励。当哥萨克军官们向沙皇抱怨他们的统领并习惯性地控告他叛国时，沙皇将告发信交给了马泽帕，而没有采取莫斯科统治者们的传统做法——用这样的控告来打击哥萨克统领。彼得甚至允许马泽帕处死这些来自哥萨克精英阶层的告发者，向他展现出了更多的信任。

彼得-马泽帕同盟关系在1708年秋天戛然而止，其时正值大北方战争（1700—1721）^[12]的白热化阶段。战场位于波罗的海地区，交战双方是莫斯科沙皇国和瑞典及它们各自的盟友。战争之初，瑞典似乎占上风。在击败了莫斯科人的盟友、波兰的“强者”奥古斯特二世^[13]并迫使他下台后，年轻而雄心勃勃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开始向莫斯科进军。彼得且战且退，使用焦土战术来拖慢敌军的进攻步伐。

这种毁灭性的手段加剧了哥萨克精英阶层早已有之的不满，将他们从彼得一方推向卡尔十二世。多年以来，哥萨克团长们一直向马泽帕抱怨彼得在哥萨克国境外对哥萨克军团的调用，尤其是利用他们来开掘圣彼得堡城内和周边的运河。（彼得在1702年建立了圣彼得堡，它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首都）由于严寒和疾病，哥萨克人在圣彼得堡像蚊蝇一样大量死去。雪上加霜的是，彼得还引入了新的税种及行政改革，让哥萨克国面临失去其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沦为莫斯科沙皇国普通省份的危险。团长们坚持认为，这一切都侵犯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与莫斯科沙皇国之间订立的保护盟约。

马泽帕与卡尔十二世的波兰盟友们取得了联系，对他的各种外交政策选项进行了思量，但没有采取行动。瑞典国王在其进军莫斯科的路上决定绕道乌克兰，而沙皇却拒绝派出任何援兵。这意味着马泽帕必须独力保卫哥萨克国，并放火烧掉卡尔十二世进军路线上的村镇。直到此时，马泽帕才听从了团长们的要求，倒向了战争的另一方。尽管莫斯科沙皇国与历代哥萨克统领之间有众多的协议，它却没有执行它的首要义务——为哥萨克国提供保护。如今连左岸乌克兰也得考虑一下其他选择了。哥萨克军官们开始琢磨50年前的哈佳奇联合中提出的条件。1708年11月，马泽帕率领一群心腹之臣和一支哥萨克小部队离开了都城巴图林，加入了前进中的卡尔十二世的大军。

为了保密起见，在突然离开巴图林之前，马泽帕没有在哥萨克国内采取任何会刺激到彼得的行动。这对马泽帕的个人安全来说是一个审慎的决定，但对反叛本身则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得知马泽帕叛逃的消息后，彼得派他的得力干将亚历山大·缅什科夫^[14]率领一个军团进入了乌克兰。没有一支哥萨克军队采取行动来阻止缅什科夫，于是莫斯科人的军队出其不意地夺取了统领的首都巴图林，获得马泽帕为自己和瑞典人的军队准备的大量军备物资。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巴图林的陷落对整个乌克兰社会造成的打击。缅什科夫不光夺取了这座城市，还下令屠城。包括妇孺在内，超过1万名巴图林守军和市民惨遭杀害。巴图林如今是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也是一个考古重镇。在此工作的考古学家们至今仍不断发现死者的遗骨。缅什科夫发出的信号强烈而清晰：沙皇不会容忍叛变行为。

双方开始对哥萨克人和哥萨克国其他居民的忠诚展开争夺。争夺主要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彼得发出公告，马泽帕则以公告回敬。这场被称为“宣言之战”的争夺从1708年秋天持续到1709年春天。沙皇给马泽帕扣上叛国的罪名，将他称为犹大，甚至下令准备一个羞辱性的圣犹大勋章，好让他在马泽帕被抓获后给他戴上。马泽帕则拒绝接受这样的指控。与他之前的维霍夫斯基一样，他将沙皇与统领之间的关系视为契约。在他看来，沙皇侵犯了曾经许给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继任者们的权利和自由。这位统领争辩说：他的忠诚不归于君主，而是归于哥萨克军团和乌克兰祖国。马泽帕也向他的民族宣示了忠心。他在1708年写道：“莫斯科，也就是大俄罗斯民族，向来憎恨我们小俄罗斯民族。它长久以来一直满怀恶意，一心要把我族驱向毁灭。”

由于“宣言之战”、莫斯科军的果断行动，以及在彼得授意下举行的新统领选举，马泽帕的阵营里出现了一道新的裂痕。那些曾经劝说马泽帕倒戈的团长们如今担心遭到报复，没有召集各自的部队前来为马泽帕效力。许多人加入了莫斯科人一方。在普通哥萨克士兵、市民和农民中，马泽帕也没有什么支持者。比起接受天主教徒、穆斯林或这一次的新教君主的统治，普通人更倾向一个信仰东正教的沙皇。当卡尔十二世与彼得的决战到来时，莫斯科一方比瑞典一方拥有更多的哥萨克人。

1709年7月初，在波尔塔瓦城附近的战场上，一支2.5万人的瑞典军团与两倍于己的莫斯科军相遇了。双方阵营中都有哥萨克部队，但都作为侧翼参战。这不光反映了他们的忠诚受到怀疑，也说明哥萨克人不是欧洲国家正规军的对手——曾经令人胆寒的哥萨克军已经成了历史。约有3000到7000名哥萨克人站在马泽帕和瑞典人一方，而投向莫斯科人的哥萨克人要多出3倍以上。敌军的数量优势对卡尔十二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他曾击败过比这更多的俄国人和波兰人。但这一次不同了。在敌国土地上度过一个冬天之后，他的军队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强大。一向身先士卒的卡尔十二世也在几天前受了伤。他把自己的责任分派给一批军官，而不是集中在一名指挥者手上。战斗来临之际，这样的安排在瑞典军中造成了混乱。

战斗以莫斯科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卡尔十二世和马泽帕被迫逃离乌克兰，前往奥斯曼人控制的摩尔达维亚寻求庇护。1709年秋天，流亡中的伊凡·马泽帕在摩尔达维亚城市本德尔^[15]去世。卡尔则直到5年后才回到他的王国。波尔塔瓦战役常被历史学家们视为大北方战争的转折点。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奇特的转向：一场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的军事冲突在乌克兰战场上一决胜负，导致瑞典失去了它在北欧的霸主地位，并使俄国踏上了跻身于欧洲大国之林的道路。然而，在波尔塔瓦战役造成的各种后果中，最富戏剧性的无疑是战役发生地出现的变化。

莫斯科人的胜利为基辅教士阶层和沙皇当局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1708年秋天，沙皇就曾迫使基辅都主教将马泽帕谴责为叛国者，并将他革出教门。波尔塔瓦战役之后，曾将马泽帕比作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基辅学院的院长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在沙皇面前做了一次长篇布道，对他的前恩主进行谴责。这些会被马泽帕视为变节的行为在彼得眼中却是忠心的宣示。普罗科波维奇在后来成为彼得的改革中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将支持彼得夺取绝对权力的努力，并将提出一种论证，证明彼得有权在其君位的传承上打破寻常的父终子继模式——彼得以叛国罪将自己唯一的男性继承人送上了审判台，并让他死于牢狱之中。^[17]普罗科波维奇是《灵魂规训》^[18]一书的主要作者。这本书以由一名世俗官员担任主席的圣主教公会^[19]取代了牧首在俄国东正教会中的统治权。他还支持将彼得称为“祖国之父”的观念。从前普罗科波维奇和其他基辅教士们用这个称号颂扬马泽帕，如今却将它带到了莫斯科沙皇国。

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辉煌的帝国生涯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即帝国将受到西式教育的基辅学院毕业生收入彀中的努力。彼得需要这些人来实现对莫斯科沙皇国的教会文化和社会的西化改革。基辅学院的毕业生们纷纷流向莫斯科沙皇国，一开始数以十计，后来数以百计，并在那里开展他们的事业。他们担任各种各样的职务，有东正教会临时首脑，有主教，也有随军牧师。其中一名基辅人——罗斯托夫^[20]都主教季米特里·图普塔罗^[21]——甚至因其对“旧信条”的斗争而被封圣。这些人不仅帮助彼得对俄国进行西方化改革，还通过宣传新俄罗斯祖国乃至新俄罗斯民族的理念，将俄国改造成一个近代政治体。乌克兰人，或者说小俄罗斯人，则被视为这个民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如果说彼得旨在加强其独裁统治和集中国家机构的政策为宗教领袖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机遇，这些政策对哥萨克军官们来说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马泽帕的叛逃令沙皇更加感到将哥萨克国整合到帝国体制和行政结构中的迫切性。如今的哥萨克统领伊凡·斯科罗帕德斯基^[22]受到一名俄国人的监督。他的都城从被夷为平地的巴图林迁到了距离俄国边界更近的赫卢希夫^[23]。俄军如今也在哥萨克国内长期驻扎。追随马泽帕流亡的哥萨克军官的家眷们遭到逮捕，其财产也被没收。1721年大北方战争以俄国的胜利结束后，更多的变化接踵而至。彼得沙皇将莫斯科沙皇国改名为“俄罗斯帝国”，并自称为俄罗斯帝国第一代皇帝。接下来的几年中，沙皇利用斯科罗帕德斯基去世的机会直接取消了统领的职权，将哥萨克国置于被称为“小俄罗斯管理委员会”（Little Russian College）的机构管辖之下。管理委员会的首脑则是彼得指派的一名帝国军官。哥萨克人群起抗议，向圣彼得堡派出了一个请愿团以争取他们的权利。然而这些努力都落了空。沙皇逮捕了哥萨克反对者中的领袖帕夫洛·波卢博托克^[24]团长。帕夫洛在圣彼得堡的圣彼得和保罗要塞^[25]的一间囚室里死去。

马泽帕选择铤而走险，但最终失败。他一心要保护的哥萨克国同样失败了。我们无从知道如果卡尔十二世没有在战前负伤，而追随马泽帕的哥萨克人更多一些的话，哥萨克国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能确知的是马泽帕的后继者们希望建设并在其中生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方面的知识来自一份呈给皮利普·俄尔里克^[26]、被称为《共识与条件》（Pacta et conditiones）的文件。俄尔里克是摩尔达维亚的流亡哥萨克人在马泽帕去世后选出的统领——不用说，这些流亡哥萨克人不会承认在彼得授意下被选出的斯科罗帕德斯基为他们的合法领袖。这份《共识与条件》在今天的乌克兰被称为《皮利普·俄尔里克宪法》，通常被视为乌克兰的第一部宪法。许多人骄傲地宣称它比美国宪法更早获得通过。事实上，与《共识与条件》最接近的应该是波兰议会选举国王所依据的条款。这份文件尝试通过保障哥萨克军官和普通哥萨克士兵的权利来对统领的权力做出限制。由于有许多扎波罗热哥萨克人跟随马泽帕流亡，《共识与条件》对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权利保障尤为突出。

关于哥萨克国的过去、当下和将来，《共识与条件》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独特的视野。俄尔里克曾担任马泽帕的总书记官。聚集在他周围的哥萨克军官们没有去基辅罗斯和弗拉基米尔大公那里寻找自己的起源——那已经是被基辅的沙皇拥护者们据为己有的经典神话。他们将自己的血统上溯至哈扎尔人，也就是基辅罗斯之前的游牧先民之一。这一观点更多基于语言而非历史。虽然在今天看来可笑，但以早期近代的语言学标准视之，它却相当站得住脚。在乌克兰语中，“哥萨克”和“哈扎尔”这两个词的发音即使不是完全相同，也十分接近。至关紧要的，是要主张确有一个独立而不同于莫斯科人所属民族的哥萨克民族存在。俄尔里克和他的军官们视情况不同会将这个民族称为哥萨克人、罗塞尼亚人或小俄罗斯人。然而俄尔里克的大部分观点不为其同胞们所知或者支持。在他们的故乡乌克兰，哥萨克人正努力为保住他们仅存的一点自治权而斗争。

彼得一世在1725年2月去世，比身陷囹圄的哥萨克团长波卢博托克去世晚了几个星期。哥萨克国内的哥萨克人将这看作上天对彼得施于他们的不义做出的惩罚，也看作拿回他们被沙皇褫夺的部分特权的良机。在他们的诉求中，恢复统领的职权成为第一要务。1727年，哥萨克军官们选举彼得早年的反对者丹尼洛·阿波斯托尔^[27]担任新近重设的统领一职，完成了心愿。为了庆祝夺回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曾取得的这一特权，哥萨克人找出了这位老统领的一幅画像，恢复了对他的崇拜。他们不仅将赫梅尔尼茨基视为将哥萨克人从波兰的压迫下救出来的解放者，也视为哥萨克人权利和自由的保卫者。赫梅尔尼茨基的这种新形象让他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哥萨克国精英们的小俄罗斯主义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意味着只有维持哥萨克人的特殊地位和特权，才能换取他们的政治效忠。

这一身份认同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粗糙却有效的混合体，其中既有教士阶层的亲俄话语，也有哥萨克军官阶层的自治主张。小俄罗斯主义理念最显著的特点是对沙皇的忠诚，同时其身份认同又强调帝国中哥萨克民族的权利和待遇。哥萨克精英阶层眼中的小俄罗斯仅限于左岸乌克兰地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不同于北方的白俄罗斯地区和第聂伯河右岸的乌克兰其余地方。这一新政治体和新身份认同的基因中有着明显的早期民族建构印记。在这一时期的哥萨克文献中（18世纪早期，哥萨克历史写作的出现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罗斯或罗塞尼亚、小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可以互换的名词。这样的用法有其逻辑，因为这些名词的背后是各种紧密相连的政治体和身份认同。(www.xing528.com)

要确定这些名词以及它们所代表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能找到的最佳类比莫过于一副套娃玩具。最大的一个套娃是后波尔塔瓦时代的小俄罗斯身份认同。它里面的一层是涵盖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乌克兰祖国理念。下一层是波兰-立陶宛联邦中的罗斯或罗塞尼亚身份认同。而在这套套娃的核心，所谓小俄罗斯身份认同中，则保存着关于古老的罗斯共同体和晚近的哥萨克乌克兰的记忆。乌克兰核心终将从小俄罗斯套娃的外壳里破茧而出，并对过去的哥萨克人曾拥有或追求的土地提出要求，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在波尔塔瓦战役刚刚结束之际，没有人知道这一点。

【注释】

[1]Ivan Mazepa（1639—1709），彼得大帝时代的左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687—1709年在任）。

[2]Charles Ⅻ（瑞典语作Karl Ⅻ，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年在位）、军事家。

[3]Battle of Poltava，俄国与瑞典的大北方战争中最著名的战役，发生于1709年6月27日。俄国在波尔塔瓦战役中的决定性胜利终止了瑞典作为欧洲北方霸主的时代。

[4]Ivan Velyehkovsky（？—1726），乌克兰诗人、波尔塔瓦教区大司祭。

[5]Lazar Baranovych（1620—1693，一说1593—1694），乌克兰宗教、政治和文学界人士，曾担任基辅莫希拉学院院长、切尔尼戈夫大主教，并曾多次临时担任基辅、加利西亚和全罗斯都主教。

[6]Simeon Polotsky（1629—1680），白俄罗斯出生的俄罗斯诗人、戏剧家、牧师。他是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也是俄罗斯文化和教育西方化潮流的先锋。

[7]The Old Belief，指俄罗斯东正教会中“旧信徒”（Old Believers，或称旧礼仪派，Old Ritualists）所持的信条。旧信徒们为反对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尼孔（Nikon，1605—1681）的教会改革，于1666年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

[8]Inokentii Cizel（约1600—1683），日耳曼裔的东正教会圣人和文化人士，曾担任基辅学院哲学教授和基辅多座修道院的院长。

[9]Ivan Samoilovvch（？—1690），左岸乌克兰的哥萨克统领（1672—1687年在任）。

[10]Baturyn，今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州古城。

[11]Sofia Alekseyevna（1657—1704），沙皇阿列克谢一世之女，曾任摄政（1682—1689年在位）。彼得一世亲政后，她夺权不成，被放逐为修女。

[12]Great Northern War，1700年至1721年间俄国与瑞典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俄国从此称霸波罗的海。

[13]Augustus Ⅱ（1670—1733），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克·奥古斯特一世（1694—1733年在位）、波兰国王及立陶宛大公奥古斯特二世（1697—1706、1709—1733年在位）。他因身形魁梧、力大无穷而获得了“强者”的绰号。

[14]Aleksandr Menshikov（1673—1729），彼得大帝时期俄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曾获俄罗斯帝国陆军大元帅、海军上将、最高枢密院成员、神圣罗马帝国亲王和俄罗斯帝国王公等头衔。

[15]Bender，今摩尔多瓦东南部城市。

[16]Teofan Prokopovych（1681—1736），乌克兰东正教大主教、作家、哲学家。

[17]这里指的是彼得大帝的长子阿列克谢·彼得洛维奇（Alexei Petrovich，1690—1718）。他曾在1716年逃往奥地利，希望逃离父亲的控制。回国后被控叛国罪，遭到残酷迫害，并死于狱中。

[18]Spiritual Regulation，彼得大帝时期的一部东正教会改革纲要。

[19]Holy Synod，俄罗斯帝国东正教会在1721年至1918年间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彼得大帝在莫斯科牧首阿德里安去世后设置。彼得大帝取消了牧首一职，代之以由沙皇任命的多名主教和世俗官员组成的宗教会议。

[20]Rostov，今俄罗斯西部雅罗斯拉夫尔州首府。

[21]Dymytrii Tuptalo（1651—1709），俄罗斯东正教会圣人、作家、神学家。

[22]Ivan Skoropadsky（1646—1722），左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708—1722年在位），马泽帕的继任者。

[23]Hlukhiv（俄语作格鲁霍夫），今乌克兰东北部城市，紧邻俄罗斯。

[24]Pavlo Polubotok（1660—1724），哥萨克政治和军事领袖，曾在1722年至1724年间任左岸乌克兰临时统领。

[25]St.Peter and Paul Fortress，圣彼得堡的一座城堡，建于1706—1740年。

[26]Pylyp Orlyk（1672—1742），马泽帕的部下，摩尔达维亚境内流亡哥萨克人的统领。

[27]Danylo Apostol（1654—1734），左岸乌克兰统领（1727—1734年在任）。他曾在马泽帕叛乱中支持马泽帕，但在后来倒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