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和哥萨克军官阶层的分裂及其影响

赫梅尔尼茨基的叛乱开启了一段漫长的战争时期，这令许多历史学家将叛乱之后的几十年称为“废墟年代”。乌克兰尤其是第聂伯河右岸遭受的摧残和人口减少的确对本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造成了巨大打击，然而战争最主要的长期后果则是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在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之间的分裂。作为边界的第聂伯河成为乌克兰早期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认为这条分界线有其意义——它对居住在从前波兰边界两侧的乌克兰人的文化倾向（某些时候也包括政治倾向）产生了影响。

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对哥萨克国的期待是领土的扩张，而非被分割成小块。然而哥萨克军官阶层内部的裂痕最终将导致哥萨克国的分裂。老统领在1657年8月去世后，裂痕很快变得明显起来，其导火索是对本地区最高领导权的争夺。这种争夺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政治体中并不鲜见。赫梅尔尼茨基原本打算建立自己的王朝。在他死前不久，他主导了一场推选，将自己的儿子尤里^[1]推上了统领宝座。尤里是一个体弱多病的16岁年轻人，时常发作癫痫。读过亚历山大·普希金的《鲍里斯·戈东诺夫》^[2]的人对接下来将发生的事都不会感到惊讶。一名被指派为摄政的老练朝臣废黜了尤里（不同的是，乌克兰的这场政变中没有流血），接下来又导演了一场推选让自己成为统领的闹剧。

导致分裂的戏剧大幕已经拉开。如果说赫梅尔尼茨基曾期待哥萨克国的继承制度像波兰那样，通过选举将同一个王朝的成员一个接一个送上王位，实际出现的模式却更类似摩尔达维亚公国的情况——新君主的获选和废黜都由奥斯曼人的意愿或许可来决定。与摩尔达维亚不同的是，有三个强权参与了对乌克兰的争夺：莫斯科沙皇国、波兰和奥斯曼帝国。无论三强中哪一个获胜，哥萨克人都是输家。他们的继承制度完全是一团糟，为整个地区带来的只有动荡。

在1657年秋天将尤里·赫梅尔尼茨基推翻并接过统领权杖的人是伊凡·维霍夫斯基^[3]。他一生的轨迹和事业与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截然不同。维霍夫斯基出身于一个东正教贵族世家，其贵族地位从无疑问。他被推选为统领是哥萨克精英集团中贵族们的胜利，而非1648年前就是在册哥萨克的老资格军官们的胜利。这个角度也清楚地解释了他对新任总书记官的选择。这个位置没有落到一名老资格哥萨克军官手中，而是被一名乌克兰大贵族取得。这名贵族名叫尤里·涅米里奇^[4]，他的田产足以与弗什涅维茨基家族的王公们比肩。

以当时的标准而言，涅米里奇所受的教育堪称极为优秀。他属于波兰宗教改革中被称为“反三一派”^[5]的激进派。（“一位论”教会^[6]的创立者之一约瑟夫·普利斯特里^[7]在17世纪晚期将持这一立场的教派带到了美国。）涅米里奇在波兰的一所反三一派学校里学习，后来迁往西欧，在莱顿、巴塞尔等地（据某些记载也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大学深造。在波兰的“大洪水时代”，他站在了同为新教徒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世^[8]一边。然而他很快对瑞典人感到失望，改宗了东正教，成为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朋友，并迁居哥萨克乌克兰，以便接近统领归还给他的田产。

哥萨克序列中的许多人对大权落入伊凡·维霍夫斯基领导的贵族集团手中不满。第聂伯河险滩以南的哥萨克人公开表达了他们的反对。他们曾在1648年推选赫梅尔尼茨基成为统领。然而，此后新的哥萨克国在草原以北第聂伯河中游的农耕地区崛起，不仅夺走了他们独享的选举统领的权力，也夺走了他们的名号——哥萨克国的正式名称是扎波罗热哥萨克军。如今被边缘化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提出应在第聂伯河险滩以南重新举行一次统领选举。他们对维霍夫斯基当选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而部分哥萨克团长也准备听听他们的意见，并给予支持。同样重要的是，莫斯科也在支持维霍夫斯基的反对者，承认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直接与沙皇使节接触的资格。莫斯科当局的打算是利用哥萨克群体中的分裂来削弱统领的权力，令其无法像其前任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那样独立自为。

维霍夫斯基不打算任人摆布。1658年6月，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下，维霍夫斯基的军队在左岸乌克兰的波尔塔瓦^[9]与扎波罗热哥萨克及其在哥萨克国内的盟友们对垒。维霍夫斯基取得了胜利，但也伤亡惨重。根据一些估计，这次战役中约有1.5万人死亡。这是1648年以来哥萨克人之间第一次内战，并从此创立了一个先例，最终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毁灭。维霍夫斯基确信莫斯科在叛军背后撑腰，但他要如何才能保护自己呢？

和赫梅尔尼茨基一样，这位统领相信自己与沙皇之间的协议是有条件的（他将之称为“自愿归顺”），一旦沙皇不能履行其义务，他就可以废除这份协议。然而沙皇并不承认协议所附加给他的条件，他只承认自己加于臣民的条件。当赫梅尔尼茨基对自己与沙皇之间的约定不满时，他除了倒向瑞典人和奥斯曼人之外别无他途，但他的继任者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波兰人做交易。哥萨克人本来就是波兰政治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对波兰人的力量和弱点一清二楚。他们相信，让哥萨克国重归波兰-立陶宛联邦同时保持其广泛的自治，不仅值得追求，也完全可能实现。

1658年9月，维霍夫斯基在左岸乌克兰小城哈佳奇^[10]召集了一次哥萨克会议。会议批准了哥萨克国回归波兰国王治下的条件。由此达成的波兰-哥萨克条约被称为“哈佳奇联合”，是维霍夫斯基的股肱之臣尤里·涅米里奇的智慧成果。这个条约完全称得上把乌克兰贵族阶层在17世纪上半叶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围绕布列斯特联合发生的斗争中，东正教贵族们对卢布林联合做出了一种与时代错位的解读，认为其不仅承认立陶宛大公国为波兰-立陶宛联邦内的平等伙伴，也承认联邦中的罗斯地区为平等伙伴之一。如今涅米里奇决定把这一愿望变成现实，其手段是将哥萨克国塑造成罗斯公国，以与波兰和立陶宛平等的第三方身份加入联邦。

哥萨克大叛乱让部分波兰精英对罗斯公国这一概念持比从前更开放的态度，但哥萨克群体的崛起也造成了其独特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结构，增加了重归的难度。于是，参照1648年前哥萨克上层提出的要求，哈佳奇联合立刻向1000个哥萨克家族授予了贵族地位，并每年为每个哥萨克军团提供100个家族的贵族名额。除了满足哥萨克人的社会地位需求外，哈佳奇联合还满足了哥萨克人及其贵族们关于宗教的要求。只有东正教徒才能在新的公国里担任行政职务。奇特的是，这个条约中还包含一条关于彼得·莫希拉创立的基辅学院的条款，承认其为一所高等学院。很明显，代表哥萨克一方前来谈判的贵族们感兴趣的不只是哥萨克权利。

哥萨克人与波兰人重归于好的消息促使沙皇发出呼吁，号召哥萨克人起来反抗“叛徒”维霍夫斯基。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和反对维霍夫斯基的哥萨克人（包括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夺取了哥萨克国的南部地区。1659年春天，维霍夫斯基也发出呼吁，争辩说是沙皇违反了他与哥萨克人的协议，侵犯了哥萨克人的权利和自由。他召集了克里米亚盟军，对挺进中的莫斯科军队发动了攻击。1659年6月，战斗在今天俄罗斯-乌克兰边界附近发生，被称为“科诺托普^[11]之战”。这场战役以维霍夫斯基的大胜告终。超过10万人的莫斯科军队被击败，4万多人阵亡。莫斯科人的精锐骑兵也被歼灭。鞑靼人乘胜追击，洗劫了莫斯科沙皇国的南部边境。莫斯科城内关于沙皇即将逃离首都的谣言也四处流传。

维霍夫斯基未能向莫斯科进军。尽管他在科诺托普取得胜利，莫斯科人在乌克兰的守军仍坚持战斗，而哥萨克人中反对维霍夫斯基的一派也恢复了力量。有关波兰议会批准哈佳奇联合的消息更加快了他们的恢复：最后在议会通过的条约未能满足波兰谈判代表向维霍夫斯基许下的承诺。尽管哥萨克统领希望得到今天乌克兰西部的地区，包括沃里尼亚和波多里亚，但条约将新公国的领地限制在基辅、布拉茨拉夫和切尔尼戈夫三省。它还将在册的哥萨克人的数量限制在3万人，外加1万名雇佣兵，即总共4万人，比赫梅尔尼茨基在佩列亚斯拉夫谈判后很快从沙皇那里争取到的6万人名额少了2万人。尤里·涅米里奇曾亲自赶往华沙，在议会为哈佳奇联合申辩。“我们生而自由，在自由中成长。我们也将作为自由人重归自由。”他对议会代表们说。最终议会批准了联合，但不是涅米里奇和维霍夫斯基想要的版本。收到修改过的版本后，维霍夫斯基告诉信使说他带来的是死亡。

如今维霍夫斯基被大部分哥萨克人视为了叛徒。涅米里奇在与维霍夫斯基的反对者们的冲突中被杀。波兰议会中其他哥萨克代表也在统领的敌人召集的哥萨克会议上被处死。维霍夫斯基本人不得不逃之夭夭。他取得了每一场战斗的胜利：在波尔塔瓦之战中他击败了反对派，在科诺托普之战中他击败了莫斯科军。他输掉的只是自己集团内部关于与波兰关系的争论。从统领之位退下之后，维霍夫斯基逃往西乌克兰，成为波多里亚地区巴尔城^[12]的长官，同时保留了基辅省总督的头衔和随之取得的波兰上议院席位。这是哈佳奇联合中唯一得到真正执行的条款。

维霍夫斯基担任统领的时代为哥萨克乌克兰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以内部纷争和同族相残为标志的一页。由于单凭哥萨克军队的力量不足以保住哥萨克国，每一个成为统领的人都必须保持哥萨克群体的团结，同时还必须不断在地区强权之间周旋。几乎没有人能成功完成这样的任务。赫梅尔尼茨基通过严刑峻法才让哥萨克军官们服从管束：他的手段包括将作乱者绑在大炮上（1648年屠杀事件的主导者马克西姆·克里沃尼斯^[13]就曾受到这种处罚），甚至下令处死哥萨克中的叛变者。维霍夫斯基没能保住哥萨克国内的统一。这一任务再次落到了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儿子尤里身上。维霍夫斯基被推翻后，尤里再度被选为统领。赫梅尔尼茨基的王朝回来了，但乌克兰的问题仍然远未得到解决。

1659年秋天，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一些哥萨克军官的支持下上台。这些军官相信他们能同沙皇达成协议，而且不会比老赫梅尔尼茨基争取到的条件差。然而他们失算了。尤里和他的支持者开始与莫斯科人谈判时，才发现自己掉进了陷阱。新的哥萨克会议在一名莫斯科军事长官（voevoda）的提议下召开了，会场周围却是一支4万人的莫斯科沙皇国军队。会议确认了小赫梅尔尼茨基的当选，但条件是削减他父亲曾得到的权利和待遇。从此哥萨克统领选举都需要得到沙皇的明确首肯，而获选的统领也无权处理外交事务，也不能不经莫斯科的同意就任命团长。此外，哥萨克国内的所有主要城市都要有莫斯科沙皇国的军队驻扎。

维霍夫斯基倒向波兰没能像他的对手们期待的那样让莫斯科人做出让步，反而让他们削减了哥萨克国先前拥有的权利。沙皇的官员希望臣民们明白：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容忍有人破坏与莫斯科达成的联合。1660年1月，莫斯科沙皇国的总督们给小赫梅尔尼茨基送去了一个信号以明确这一点。在一次对基辅的莫斯科驻军发动的袭击失败后，丹尼洛·维霍夫斯基（Danylo Vyhovsky）——前统领的兄弟、小赫梅尔尼茨基的表亲——落到了莫斯科人手里，被折磨至死。他的尸体旋即被送到年轻的新统领位于苏博蒂夫祖产的住处。看到丹尼洛的棺材的那一刻，这位统领痛哭流涕。“他全身被鞭子抽烂，挖空的眼眶里塞进了银子，耳朵也被人用钻头挖开，同样塞上了银子。”一名当时碰巧在场的波兰外交官写道，“他的手指被削掉，双腿也被人沿着脉管切烂。总之，如此残忍闻所未闻。”

如果沙皇和他的官员们希望借此恐吓年轻的统领和他的部属，他们没能达到目的。根据同一篇记述，这位哥萨克军官惨遭屠戮的遗体不仅让小赫梅尔尼茨基流下了眼泪，也在他的宫廷中激起了愤怒。丹尼洛·维霍夫斯基年轻的遗孀对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发出了诅咒。复仇在这一年晚些时候来临。1660年秋天，在莫斯科军与一支受克里米亚鞑靼人支持的波兰部队的战斗中，小赫梅尔尼茨基和他的军队改变了阵营，向波兰国王宣誓效忠。莫斯科军被击败了，其指挥官成为克里米亚人的俘虏，长达20年之久。

尽管波兰人的胜利令哥萨克人喜悦，它却没能为哥萨克国带来好处。哥萨克人重归波兰国王治下，却不得不接受比哈佳奇联合曾为波兰议会批准那个版本更苛刻的条件。新的条约直接删掉了“罗斯公国”这些对哈佳奇联合的哥萨克推动者们至为重要的字眼。在莫斯科人与波兰人争夺乌克兰的战争中，哥萨克人每一次改变阵营，都会失去更多的主权。对哥萨克人的政治体而言，莫斯科沙皇国和波兰王国这两个对手太过强大。他们施加的压力很快就超出了这个酋长国所能承受的极限，让它沿着第聂伯河分裂成了两部分。

1660年，当尤里·赫梅尔尼茨基在第聂伯河右岸建立自己的大本营时，位于左岸的哥萨克军团在莫斯科人的支持下选出了他们自己的临时统领。赫梅尔尼茨基发动了一系列进攻，试图征服叛乱的军团，却没能实现目标。那一地区接近莫斯科沙皇国边界，沙皇国的军事长官们已经在那里站稳了脚跟。1663年年初，22岁的统领彻底绝望，宣布退位，并归隐于一座修道院。统一的哥萨克国至此正式终结。同年，右岸哥萨克人选出了一位忠于波兰的统领，而左岸则选出一位承认莫斯科沙皇国统治的统领。4年后，也就是1667年，莫斯科和波兰的外交官们签署了安德鲁索沃^[14]停战协议，将哥萨克乌克兰分成两部分。左岸归于莫斯科沙皇国，右岸归于波兰。

老的哥萨克国并非没有进行抗争就任人宰割。彼得罗·多罗申科^[15]是哥萨克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的后裔。他率领那些将哥萨克国视为真正祖国并反对其分裂的人揭竿而起。多罗申科的祖父在17世纪20年代曾担任哥萨克人的统领，他的父亲则是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部下的一名团长。他本人出生于奇希林，在统领的宫廷中开始了他的生涯。被升为团长后，他参与了一系列外交任务，其中包括与瑞典人、波兰人和莫斯科人的谈判，甚至曾率领一个哥萨克使团前往莫斯科。作为尤里·赫梅尔尼茨基的支持者，他投向了右岸乌克兰，并在1665年被右岸的哥萨克人选为统领。

哥萨克乌克兰将被分割的消息让哥萨克精英阶层感到震惊，也激起了他们的斗志。多罗申科赢得选举也正是因为他承诺将再度发起对波兰的反抗，并将统一第聂伯河两岸的乌克兰地区。与他之前的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一样，多罗申科依靠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持。他们的联军在1667年秋天对波兰军队发起进攻，迫使国王承认右岸哥萨克国的自治权。随后多罗申科东渡第聂伯河，夺取了左岸乌克兰——当时左岸已经发生了反对莫斯科人的叛乱。出于征税的目的，沙皇的官员们试图发起一次普查，这令左岸哥萨克人感到不满。当乌克兰将被分割的消息从安德鲁索沃传来时，不满变成了公开的叛乱。

已是右岸乌克兰哥萨克统领的多罗申科在左岸也被选为统领。尽管身处两大瓜分势力之间，哥萨克国仍然再度统一起来。然而这次统一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多罗申科就不得不离开左岸乌克兰，前去对付波兰人的新攻势以及他们扶植的一名新统领。莫斯科的军队借机占领了左岸地区。如今多罗申科只剩下奥斯曼人可以指望。1669年7月，苏丹穆罕默德四世给他送来了新的仪仗（insignia of office），其中有一柄统领权杖，还有一面旗帜。苏丹将多罗申科和他部下的哥萨克人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条件与他给予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统治者的一样：一经召唤，他们就要为苏丹动员自己的军队。伊斯坦布尔想要的不仅是第聂伯河两岸的哥萨克乌克兰，还包括维斯瓦河以东和涅曼河^[16]以南的全部罗斯土地。

伊斯坦布尔的野心甚为远大，然而此刻的局势似乎有利于哥萨克人将20年前赫梅尔尼茨基的梦想变成现实，将波兰-立陶宛联邦内的全部罗斯土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次奥斯曼人送给哥萨克统领的不只是仪仗，还有实实在在的军队。1672年，一支超过10万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渡过多瑙河，在其臣属克里米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加上现在的哥萨克人的配合下，对波兰军队发动了攻势。他们的兵锋深入联邦，远远越过了霍京（半个多世纪前那场关键战役的发生地），将波多里亚的卡缅涅茨要塞团团围困。这座要塞地处悬崖之上，周围是一道深谷，被认为是不可能攻克的天险。然而仅仅被围10天之后，卡缅涅茨要塞就落入了奥斯曼人手中。很快苏丹的军队又围困了利维夫。波兰人选择媾和，放弃了波多里亚和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多罗申科和他的支持者们沉浸在喜悦之中。(www.xing528.com)

然而多罗申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奥斯曼人将卡缅涅茨要塞和其周边的波多里亚地区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哥萨克人获得了第聂伯河中游的旧地，却没有得到一个独立的国家。土耳其人没有打算将攻势延伸到第聂伯河左岸或向北进军沃里尼亚和白俄罗斯。而这还只是多罗申科的麻烦的开始。奥斯曼人将一些基督教堂改成了清真寺，并纵容克里米亚鞑靼人在这一地区掳掠奴隶，这激起了民愤。在多罗申科名义上的统治下，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人口迅速减少，而他的支持者减少的速度也不遑多让。随着本地居民向东西两个方向逃亡，右岸地区变得寥无人烟。许多人渡过第聂伯河前往左岸。此时莫斯科人已经粉碎了左岸哥萨克精英阶层的叛乱，扶植了一名顺从的新统领，并开始推动经济的复苏。右岸却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也是乌克兰历史中整个“废墟年代”的得名由来。

多罗申科离开乌克兰政治舞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他不仅没能将乌克兰统一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关系松散的保护国，反而引入了又一个宰割乌克兰的强权，而这一个比之前的强权更具毁灭性。1676年，莫斯科人的军队在其左岸哥萨克友军的支持下渡过了第聂伯河，进军多罗申科的都城奇希林。这位哥萨克统领辞去了他的职务，并向沙皇宣誓效忠。沙皇放了他一条生路，反而因为他的“弃暗投明”而授予他总督的头衔，让他前往莫斯科以东近900千米的维亚特卡（今基洛夫）为沙皇工作。他得以在今天莫斯科州的村庄雅罗波勒兹（Yaropolets）退休。多罗申科娶了一名俄罗斯贵妇为妻（他们的后裔之一是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妻子娜塔莉亚^[17]），并在1698年死于雅罗波勒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9年，一个波多里亚人社团在多罗申科的坟墓上建起了一座小教堂——波多里亚是受奥斯曼人统治祸害最烈的地方，而将奥斯曼人带到乌克兰的正是多罗申科。

奥斯曼人对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直接统治没有持续多久。他们没有把太多注意力放在这片边境地区，而是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取资源，尤其是地中海地区。多罗申科去世的那一年，波多里亚就重归波兰的统治。奥斯曼人离开了这个舞台，而第聂伯河也完全恢复了莫斯科沙皇国-波兰王国边界的地位。哥萨克国并未完全消失，但其领土和自治权（更不用说独立性）都遭到严重削减。如今哥萨克国只存在于左岸乌克兰。17世纪上半叶曾繁盛一时的哥萨克土地可以集聚足够的人力、财力和军力来挑战本地区的强权，却不能保护哥萨克革命取得的成果。至于外国盟友，哥萨克人可以说是尝试了所有可能性——从克里米亚人和奥斯曼人开始，至莫斯科人、瑞典人和波兰人结束。没有一个选择获得了成功。不仅哥萨克乌克兰，连整个乌克兰地区都失去了统一性。直到18世纪末，大部分从前由波兰掌握的乌克兰地区仍分属波兰和俄国。这一分裂状态将对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1]Yurii Khmelnytsky（1641—1685），他曾多次短暂出任哥萨克国统领和后来的奥斯曼乌克兰哥萨克统领。

[2]Boris Godunov，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1799—1837）的悲剧作品，描述了沙皇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东诺夫（Boris Fyodorovich Godunov，1552—1605；1598—1605年在位）的一生。鲍里斯去世后其子费多尔继位，不久就被暴动者杀死。

[3]Ivan Vyhovsky（？—1664），哥萨克国统领（1657—1659年在位）。

[4]Yurii Nemyrych（1612—1659），波兰贵族、哥萨克政治家。

[5]Antitrinitarians，基督教中认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主张并无《圣经》根据的派别。宗教改革后，波兰兄弟会在波兰兴起，极力反对三位一体论。

[6]Unitarian Church，否认三位一体和基督神性的基督教派别。此教派强调上帝只有一个位格。16至17世纪，有组织的一位论派出现于匈牙利和波兰，之后传到英美等地。

[7]Joseph Priestley（1733—1804），18世纪英国自然哲学家、化学家、牧师、教育家和自由政治理论家。

[8]Charles Ⅹ（1622—1660），即瑞典国王卡尔十世古斯塔夫（1654—1660年在位）。

[9]Poltava，今乌克兰中部波尔塔瓦州首府。

[10]Hadiach，今乌克兰东北部波尔塔瓦州城市。

[11]Konotop，今乌克兰北部苏梅州城市。

[12]Bar，今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州城市。

[13]Maksym Kryvonis（？—1648），赫梅尔尼茨基叛乱时期哥萨克切尔卡瑟团团长，以作战勇猛和手段残忍知名。

[14]Andrusovo，今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

[15]Petro Doroshenko（1627—1698），哥萨克政治和军事统帅，曾任右岸乌克兰统领和莫斯科沙皇国的维亚特卡（今俄罗斯基洛夫州首府基洛夫）总督。

[16]Nieman，亦作Neman，东欧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白俄罗斯山区，流经白俄罗斯、立陶宛和俄罗斯，注入波罗的海，全长937千米。

[17]Natalia Pushkina（1812—1863），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之妻，当时莫斯科最受人瞩目的名媛之一。1837年普希金在与丹斯特的决斗中被丹斯特卑鄙地抢先开枪击中。普希金去世后，她守丧7年后再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