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乌克兰混合型教会的变革及其影响

关于当代乌克兰有许多成见，其中之一即是其割裂国家的形象——它被分为东正教东方和天主教西方两部分。塞缪尔·亨廷顿^[1]销量最大的作品《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有一张地图，其中的东西方基督教文明分界线正好穿过乌克兰，将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包括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划入天主教一侧，而乌克兰其他部分则被归于东正教地区。这张地图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按图索骥，你会发现这个国家里被这条线归为天主教一侧的地方几乎没有罗马天主教的痕迹。沃里尼亚是一个东正教占绝对优势的地区，而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徒虽然众多，却未占绝对多数。即便如此，我们也很难将加利西亚的天主教堂和礼拜仪式与东正教的区别开来，因为大多数乌克兰天主教徒也使用东正教的仪轨。

我们不应苛责制图师。在乌克兰这样的国家，画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异常困难的。所有文化的边境地区都是如此，但在乌克兰，一个杂糅东西方基督教元素的混合型教会的存在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它起初被称为“联合教会”^[2]，这个名字反映出其综合各种元素的初衷。今天这个教会被称为“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希腊”一词表示其使用拜占庭仪轨）或被简称为“乌克兰天主教会”。它在体制上对基督教世界最古老的鸿沟之一进行了弥合，并远比其他弥合的尝试来得成功。这个教会诞生于16世纪晚期。此时正值西方政治和宗教模式向东推进并逐渐因应东正教故土的时期。然而本土社会的抵抗及其不断增长的自我认同常常伴随着这一过程。对西方潮流的接受与抵抗在乌克兰东正教信仰中得到体现。17世纪上半叶，这一信仰系统为应对来自西方的挑战，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罗斯东正教会中的亲西方运动开始于16世纪90年代初，起因是基辅都主教区陷入的一场危机。教会拥有大量的田产，贵族阶层也将教会职位视为其子嗣们的择业良选。这些职位的竞逐者往往对宗教本身无甚兴趣，却热衷于教会的财富。因此，主教们和大修道院的掌院^[3]们往往在教会的世俗恩主的帮助下从国王手中得到任命，甚至不需要发修道誓愿。牧师们只受过最基本的教育，连主教也往往如此。即使他们希望学习更多知识，也无门可入。与此同时，加尔文教和天主教的学校和学院却开始向东正教贵族的子嗣们敞开大门，耶稣会^[4]学校尤其如此。其中之一设于维尔纽斯，距白俄罗斯边界不远，很快将成为一所高等学院。另一所则建立于加利西亚的小镇雅罗斯拉夫^[5]。

与欧洲其他地方新教改革和天主教改革开始前的普遍形势相比，基辅都主教区的情况并无太大不同。从许多方面来看，一切都还正常，但东正教会的精英阶层开始嗅到危机的气味。在耶稣会的学校和学院的帮助下，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天主教会此刻正忙于对自身进行再造，这对尚在故步自封的东正教信仰暗暗构成一种挑战。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周围的圈子发起的出版和教育事业是对这种挑战的最早回应。乌克兰各大城市中的东正教工商业兄弟会对教会事务的局势同样关切。其中最富有也最有影响力的利维夫兄弟会对本地东正教主教的权威发出了挑战，认为此人腐化不堪，是他们与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做交易时的一个不利因素。利维夫市民在1586年成功摆脱了其主教的支配。他们没有坐等主教行动，又在1591年开办了自己的学校。

东正教会的主教们此时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局。在这个以天主教为主的联邦中，他们的地位低于那些天主教主教。后者是上议院的成员，并拥有直达国王的渠道。（奥斯特罗斯基和其他王公们则认为他们才是教会的真正主宰。）兄弟会已经公开作乱，打破了主教对传授教会规训的垄断。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没有向他们施以援手，反而将乱党们置于自己羽翼之下（这些乱党知道如何打动这位急需资金的牧首）。然而，与罗马联合的主意突然为这个困局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东正教会大主教共同接受的教会联合设想基于1439年佛罗伦萨天主教会—东正教会会议^[6]所提出的一种模式。拜占庭帝国当时日薄西山。皇帝和牧首为使帝国能抵挡奥斯曼人的进攻已不顾一切。罗马教廷承诺提供帮助，条件是将两个教会联合在教皇权威的领导之下。拜占庭的统治者们同意了这个条件，让他们的教会变成罗马教廷的从属，并以天主教教理代替东正教教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在最重要的“和子说”（拉丁语flioque）问题上与天主教徒站到了一边，承认圣灵不仅来自圣父，也来自圣子耶稣基督。不过他们仍设法保留了牧师可以结婚的制度、希腊语和拜占庭仪轨。

1595年夏天，两名东正教会主教带着教会主教团写给教皇的信件，踏上了前往罗马的漫长旅程。信中请求教皇同意以与佛罗伦萨联合近似的条件接纳他们加入天主教会。罗马的教皇克雷芒八世^[7]接见了这两名客人，并在梵蒂冈的君士坦丁大厅举行仪式，欢迎他们和他们的教会“回归”。两名主教带着教皇的诏书和许多致国王的谕令返回，准备召集一次教会会议，宣布达成联合及将基辅都主教区转归罗马教廷的统辖。国王非常乐意地安排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1596年10月，布列斯特（位于今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交界处）^[8]。

看上去这是一笔已经敲定的合作——教皇、国王和主教们都希望合并。问题出在信徒们身上，更准确地说，出在教会利益攸关者的主体上。这些人中有王公奥斯特罗斯基及和他一样信奉东正教的大贵族，有工商业兄弟会的成员们，还有修道院的修士，以及教区神职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大贵族不想失去对教会的控制，因为在宗教改革的年代，那是一笔宝贵的、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宗教资产。兄弟会希望改革从下层开始，不愿看到主教们的权力膨胀。一些修道院的掌院——那些不曾发过修道誓愿的修道院管理者——希望继续掌握教会的田产。而一部分修士、教士和普通信徒则无法接受抛弃君士坦丁堡牧首从而背叛神圣的东正教会的行为。改革派和保守派、虔信徒和投机者结成了一个无序却又强大的同盟，让罗马、华沙和东正教会高层的计划蒙上了阴影。

作为也许是乌克兰最有权势的人，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王公决心阻止这次教会合并。为保住罗塞尼亚王公们在联邦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奥斯特罗斯基以东正教信仰为武器与王室权力抗衡，而从主教们的计划来看，合并将让教会脱离奥斯特罗斯基的控制，并削弱他的抗衡能力。奥斯特罗斯基肯定也感受到了对他个人的背叛。两名前往罗马请求合并的主教中，有一名是他的老朋友伊帕季·珀提^[9]。奥斯特罗斯基曾说服他放弃政治生涯成为一名主教，以实现改革教会的目标。奥斯特罗斯基向珀提表示：他支持教会合并，条件是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批准。珀提很清楚君士坦丁堡不可能同意，选择了将之抛开。和珀提一同前往罗马的是基里尔·捷尔列茨基^[10]。基里尔不仅是一位督主教（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个人代表，负有在本地区维护牧首利益的责任），还是沃里尼亚主教区的主教，而沃里尼亚主教区正是奥斯特罗斯基的大本营。

深感震惊的年迈王公曾派出配备武装的部下拦截两位前往罗马的主教，然而他们逃脱了，毫发无伤。于是奥斯特罗斯基带领一支由东正教贵族和仆从组成的支持者部队前往布列斯特参加教会会议。他也获得了其新教盟友立陶宛贵族们的支持。由于国王下令关闭了镇上的东正教堂，这些立陶宛贵族中的一位主动把自己的宅邸献出来作为会场。国王的代表们同样带着自己的武装部属来到布列斯特。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尚未发生的教会合并不仅可能告吹，甚至会造成流血冲突。

史称“布列斯特会议”的单次事件实际上从未发生，因为它变成了两个会议——一个天主教会议和一个东正教会议。天主教会议的参加者支持合并，他们中有东正教会的都主教和大部分主教。东正教会议由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一名代表主持，参加者包括两名东正教会主教和许多修道院掌院及教区教士代表。他们拒绝加入联合，并发誓继续忠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基辅都主教区由此分裂，其中一部分宣布倒向罗马。这次分裂有着清晰的地理特征：包括利维夫和普热梅希尔在内的加利西亚留在了东正教会内，而沃里尼亚和白俄罗斯的各主教区则支持新的联合教会。这样笼统的描述远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的复杂：宗教忠诚往往导致家族的分裂，而各个教区和修道院也不止一次改变阵营。

布列斯特联合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但国王仍旧坚持。他只承认两场布列斯特会议中的一场，即支持合并的那一场，并由此认定联合教会为他的国家中唯一合法的东方基督教会。两名主教、数十座修道院、上千座教堂和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东正教信徒如今被认定为违法。东正教贵族们将官司打到了地方议会和联邦议会，宣称王室当局是在对贵族受到保障的宗教自由发动攻击。事实也的确如此。早在16世纪70年代，西吉斯蒙德·奥古斯特死后不久，信仰新教的贵族就将宗教自由变成了每位获选的波兰国王都需要宣誓服从的“条款”里的核心原则。

此时新教贵族们向他们的东正教同侪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将议会变成了宗教战场，在每一次联邦议会上都提出“接纳奉希腊仪轨的罗斯民族’的议题。然而直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11]在1632年去世前，他们都没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东正教会都以一种没有官方身份也不被承认的状态存在。由于新主教的圣职任命必须得到国王的批准，联合教会希望坐等东正教会中反对合并的主教全部死去，变成一个没有主教的教会。东正教会全靠违背国王和王室当局的命令才幸存下来。王室的权力没有因布列斯特联合而增强，反而遭到削弱。正如之前的卢布林联合一样，教会的合并造成了其始作俑者意料之外的后果。

支持和反对教会合并的斗争没有被局限在议会之内，而是借出版业之手进入了广大得多的公共领域。各种论文、声明、檄文和抗辩像井喷一样涌现。这些文章在今天被统统归于“论争文学”的范畴。起初双方都没有进行严肃的宗教论争的准备，全靠各自的波兰支持者的帮助。彼得·斯卡加^[12]是一名出席了布列斯特会议的耶稣会士，也是那些拿起笔对教会合并表示支持的人之一。奥斯特罗斯基则请他的一名颇具才华的新教代理人做出反击。从那时开始，新教徒们就常用笔名写作。他们的笔名通常来自希腊，以强调他们维护东正教的立场和他们文字的权威性。其结果就是，大部分早期论争文章都用波兰文写就。直到论争后期，他们仍然继续使用波兰文，而本地作者则开始用罗塞尼亚文写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教会和东正教会都开始使用与自己同样背景的作者。这些作者能针对对手挑起宗教政策、教会历史和神学方面的议题。在东正教会方面，一位名叫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13]的作者表现尤为突出。他是奥斯特里赫《圣经》编者赫拉西姆·斯莫特里茨基的儿子。梅列季多才多艺，史上第一本教会斯拉夫语语法著作即是他的作品，此著作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都被奉为标准参考书。从出版物的数量来看，东正教会比联合教会表现更加活跃，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缺少其他保卫自己事业的渠道，也得不到宫廷的支持。

在布列斯特联合与哥萨克阶层兴起的推动下，乌克兰的两条主要边界——基督教-伊斯兰教边界和东西方边界——都开始向南和向东移动。这一推移过程为乌克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带来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最有标志性的变化就是基辅城自13世纪中叶蒙古入侵以来第一次重新夺回乌克兰历史中心的地位。在17世纪上半叶，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将成为东正教改革的重镇。这得益于从君士坦丁堡到莫斯科的东正教会应对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努力以及它们对自身进行的改革。

基辅作为宗教和文化中心的复兴始于17世纪早期。此时这座古城已经成为加利西亚东正教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在西乌克兰，来自华沙、迫使东正教与罗马教廷合并的压力与日俱增，而基辅的环境对他们的宗教和教育事业更为有利。将基辅转变成东正教中心的关键在于顶住布列斯特联合的压力，保持东正教会对基辅洞穴修道院的控制权。这座修道院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富有的机构，远远超出其他修道院。1615年，洞穴修道院掌院叶利谢·普列捷涅茨基（Yelisei Pletenetsky）将一度由利维夫东正教主教掌握的印刷所迁到基辅。从利维夫和加利西亚迁来的不只是印刷所，还有作者、校勘者和印刷工。他们在普列捷涅茨基的引导和庇护下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术中心。同年，一个东正教兄弟会在基辅成立，并像利维夫兄弟会一样开办了自己的学校^[14]。这所学校将在后来成为一所西式学院。在普列捷涅茨基于1624年去世前，洞穴修道院的印刷所也已经出版了11部书。此时基辅已经取代了奥斯特里赫和维尔纽斯的位置，成为东正教出版活动的大本营。

从16世纪晚期开始，基辅以南的地区实质上已成为哥萨克人的保留地。这一事实也帮助了基辅崛起为与波兰天主教权威相颉颃的宗教、教育和文化重镇。哥萨克人在两个主要方面为基辅的文艺复兴做出了贡献：第一，他们的存在极大地压制了来自鞑靼人的威胁，让宗教异见者们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安全，也让修士们和在洞穴修道院田产上耕作的佃农们安心生产，为出版和教育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第二，在基辅修士面对华沙政府与日俱增的压力时，哥萨克人为这些从加利西亚来的东正教避难者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保护。1610年，哥萨克人的统领写下亲笔承诺：他们将杀死一名联合教会派往基辅督促本地东正教会改宗的代表。8年后，哥萨克人履行了他的诺言，将这个人淹死在第聂伯河里。“别的民族用长篇大论来争取的事，哥萨克人用行动来完成。”东正教知识分子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写道。此时他已成为哥萨克人的辩护者。

由于国王拒绝授予任何主教圣职，东正教会一度陷入缺少主教的境地，似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新的东正教主教团获得圣职至为重要。哥萨克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620年秋天，最著名也最为人敬仰的哥萨克领袖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说服了在旅途中经过乌克兰的耶路撒冷牧首塞奥法尼斯三世^[15]，让他为新的主教团授予圣职。这次圣职授予不仅让东正教基辅都主教区重获新生，也让基辅成为一座宗教之都。这一切的发生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国王不承认新的都主教约夫·博列茨基^[16]，并发布命令要逮捕他和新主教团的其他成员。这令博列茨基无法继续留在维尔纽斯附近的新格鲁多克^[17]（14世纪以来东正教会基辅都主教的驻地）。他别无选择，只能前往由哥萨克人控制的第聂伯河地区中心基辅。如今东正教会在哥萨克人中拥有了自己的军队，而哥萨克人也得到东正教思想家和印刷所的助力，可以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诉求进行宣传。

哥萨克人与东正教会的联合在1632年秋天尤为令华沙头痛。这一年莫斯科人的军队进入波兰-立陶宛联邦边界，企图重夺斯摩棱斯克和他们在“动荡之年”中丢掉的其他土地。联邦在边境地区几乎没有部署军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此时的情况与1620年颇为相似，当时是萨海达奇内在霍京之战中挽救了这个国家。更糟的是，西吉斯蒙德三世在春天死去，联邦此时正忙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国王推选。这位推动了布列斯特联合的国王的去世对联邦上层而言是一个麻烦，却也带来了一个机遇：他们从此可以探索解决宗教危机的新道路。布列斯特联合没能缓和宗教分歧，反而令罗斯社会陷入分裂，并让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站在了当局的对立面。

华沙方面制定的解决方案被称为“宗希腊礼的罗塞尼亚民族接纳方案”（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Ruthenian Nation of Greek Worship）。东正教会将被承认为一个合法实体，享受与联合教会同等的权利和待遇。这个方案在有东正教贵族代表出席的联邦议会中讨论产生，得到尚未登基的国王瓦迪斯拉夫四世^[18]的支持，也达到了一定的政治目标。它令东正教会的忠诚在短期内重归联邦，也确保了哥萨克人加入斯摩棱斯克战争，与联邦军队共同作战。此外，王室当局对东正教会的承认还在教会高层与哥萨克人之间制造了一道裂痕：教会的生存不再需要哥萨克人的保护，从此开始倒向华沙一方。

在协议推动者们看来，东正教会与王室当局的和解要求成立一个新的神职领导层。为了增强“与华沙媾和”一派的力量，议会的东正教参与者推选了一位新的都主教彼得·莫希拉^[19]。莫希拉甫一抵达基辅，就逮捕了他的前任，并将其送进基辅洞穴修道院的牢房。身为一名前波兰军官和洞穴修道院前掌院，这位新东正教会领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曾与斯莫特里茨基和博列茨基相熟，在自己的教会里不需要依赖哥萨克人或受哥萨克保护的人。他还拥有王室当局无保留的支持，因为他毕竟出身于一个统治家族。

彼得·莫希拉没有王室血统，但他是摩尔达维亚公国东正教统治者（领主^[20]）的儿子，因此无疑属于联邦的贵族阶层。莫希拉的颂扬者们将他视为罗斯的新领袖。奥斯特罗斯基等王公和萨海达奇内等哥萨克人曾被东正教知识分子歌颂为基辅王公弗拉基米尔大帝和“智者”雅罗斯拉夫的传承者，如今莫希拉却取代了他们的地位。“你是否记得罗斯曾多么光荣？有多少伟大的君主？”莫希拉的一位颂扬者以圣索菲亚大教堂（“智者”雅罗斯拉夫的建筑遗产，莫希拉将之重建）的口吻写道，“如今他们已经凋零。罗斯需要您的出现。”

莫希拉抱着极大的热忱，将恢复罗斯时代的教堂视为己任，重建了其中相当一部分。然而在17世纪中叶，“重建”这个词与今天的含义相去甚远。正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外观所显示，莫希拉和他的建筑师们从来无意恢复这座教堂的拜占庭式面貌。他们“重建”教堂时采用的新样式来自西方，受到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影响。不同文化风格趋势的融合决定了莫希拉担任都主教时期各种作为的本质，而我们今天所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正是这种融合的范本。尽管教堂内部仍用拜占庭式的壁画装点，从外观上看它却是一座巴洛克式教堂。

拜占庭传统的西方化，还有东正教会对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挑战的适应，是莫希拉的宗教和教育创新的两大驱动力。就建筑的例子而论，莫希拉采用的那些风格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同时还是“天主教的”。联合教会和东正教会之间相互竞争，努力尝试在追赶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拜占庭传统。联合教会可以将他们的学生送到罗马以及中欧和西欧的耶稣会学校，东正教会却无此优待。为应对这种挑战，莫希拉在基辅建立了第一所东正教学院，并改造耶稣会学院的课程为己所用。这所1632年建立的学院合并了基辅兄弟会学校和洞穴修道院学校，后来被称为基辅莫希拉高等学院，如今是乌克兰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与17世纪时一样，它也是乌克兰最西方化的大学。

莫希拉巩固了基辅作为联邦东正教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一流出版业中心的地位。17世纪40年代在基辅出版的书籍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乌克兰。其中的《圣礼仪轨》^[21]是第一本对东正教仪式进行系统化的著作。另一本题为《正教信条》^[22]的作品则在史上第一次对东正教信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以问答的方式对260个问题做出解释。这本书在1640年左右写就，在1643年的一次东正教牧首会议上获得通过，于1645年在基辅出版。这部深受天主教风格影响的《正教信条》成为对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尔·卢卡里斯^[23]1633年那部有新教倾向的问答式作品的回应。东正教牧首们的认可令《正教信条》成为包括莫斯科沙皇国在内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权威著作。

莫希拉所开创的教育和出版事业最主要的目标在于革新基辅东正教会。这位都主教致力于加强教会中主教的权力，强化神职人员戒律，改善与王室当局的关系，而一个教育良好的教士阶层、一个概念清晰的信条系统和一套标准化的圣礼实践与他的这些努力息息相关。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对整个欧洲宗教生活信条化浪潮中的标志性事件——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做出的应对。“信条化”这个词有多重含义。在16世纪，处于天主教—新教分界线上的所有教会都忙于信条规范化、教士教育、戒律强化和圣礼仪式标准化，并通过与世俗权威的合作来实现。到了17世纪中叶，彼得·莫希拉领导下的东正教会也加入了这场欧洲大合唱。

值得一提的是，自1240年的蒙古入侵之后，基辅这座城市就几乎从东正教世界的地图上消失了，此时扮演着东正教改革领导角色却是基辅，而不是莫斯科或君士坦丁堡。除了前文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了这一现象。“动荡之年”过去之后，莫斯科的牧首们相信除了莫斯科沙皇国之外没有真正的宗教，因此不光与西方隔绝，也被东方基督教世界摒弃。处于奥斯曼人控制下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尝试仿照新教模式进行改革，却未能沿这条路走下去。君士坦丁堡牧首西里尔·卢卡里斯在1629年用拉丁语出版了一部深受新教教理影响的东正教信仰的《释疑》（Confessio），却在1638年被苏丹下令绞死，罪名是唆使哥萨克人进攻奥斯曼帝国。同年举行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会议因卢卡里斯的神学观点将他革出教门。竞争发生在莫希拉和卢卡里斯之间，也发生在东正教改革的天主教模式和新教模式之间，最终莫希拉的模式取得了胜利。他的改革运动将在接下来的150年中对东正教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布列斯特联合的影响下，无论广义的联邦内的整个罗塞尼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社会，还是狭义的乌克兰精英阶层，都分裂为两个教会阵营。这种分裂在今天的乌克兰仍然存在。然而有关布列斯特联合命运的斗争也让这个社会对其共性——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尽管斗争中充斥着激烈的言辞，偶尔还发生实质性的暴力，它却促成了一种新的多元政治宗教文化的诞生。这种多元文化允许讨论，包容不同意见。东西方基督教世界交界地带的位置为乌克兰带来的，不是一个融合两种基督教传统的“边界”教会（这顶帽子往往为联合教会所专享），而是两个。在寻求对自身的改革和适应布列斯特联合之后几十年间新情况的过程中，东正教会同样拥抱了来自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新潮流。17世纪初，要想在乌克兰境内画出一条东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清晰分界线，比现在更加困难。

在这条宗教分界线的两侧，关于布列斯特联合的论争都起到了帮助罗斯社会从知识长眠中苏醒的作用。辩论者们涉及的话题有罗斯的皈依和基辅都主教区的历史，有教会、立陶宛大公爵治下罗斯国土和卢布林联合之后的东正教信仰的各种权利，也有后来那段时期的王室法令和议会解决方案。对于能够阅读并参加到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发展中的人而言，论争者们创造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如果说论争者们在宗教议题上各执一词，他们却都对那个被他们称为罗塞尼亚民族（naród Ruski）的实体表现出了最高敬意，并都宣称自己是在为它的利益而战。

【注释】

[1]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当代美国政治学家，以其作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闻名于世。

[2]Uniate，现称东方天主教会或东仪天主教会，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包括20多个自治教会。它们完全承认罗马教廷地位，但保存了与其有关的各东方基督教会的仪式。

[3]Arehimandrite，东正教会和东方天主教会中由主教任命的高级修道院院长，负责对某座大修道院或数座普通修道院履行监督之责。

[4]Jesuit，意为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成员或“耶稣会的”。耶稣会是天主教会的主要男修会之一，创立于1534年。

[5]Jaroslaw，今波兰东南部城镇。

[6]指1439年至1445年间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它是罗马天主教的第17次大公会议。由于拜占庭帝国希望借罗马教廷的影响力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因此也有许多东方教会受邀与会。这次会议造成许多东方教会与天主教的共融。一些东仪天主教会由此诞生。

[7]Clement Ⅷ（1536—1605），1592—1605年在位。

[8]Brest，今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首府。

[9]Ipatii Potii（1541—1613），基辅及加利西亚都主教（1599—1613年在任）。

[10]Kyryl Terletsky（？—1607），曾历任图罗夫-平斯克主教和卢茨克-奥斯特罗主教，他是第一位被君士坦丁堡任命为督主教（Exarch）的乌克兰人。

[11]Sigismund Ⅲ（1566—1632），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西吉斯蒙德三世（1587—1632年在位）。他也曾出任瑞典国王（1592—1599年在位），称西吉斯蒙德。

[12]Piotr Skarga（1536—1612），波兰耶稣会士，波兰-立陶宛联邦中反宗教改革的代表人物，以辩才闻名。

[13]Meletii Smotrytsky（约1577—1633），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乌克兰作家、语言学家，曾任波洛茨克大主教。其作品对东斯拉夫语发展有深远影响。

[14]此即基辅主显兄弟会学校（Kyiv Epiphany Brotherhood School），见本书第8章注。

[15]Theophanes Ⅲ（约1570—1644），东正教耶路撒冷牧首（1608—1644年在任）。

[16]Yov Boretsky（？—1631），基辅、加利西亚及全罗斯都主教（1620—1631年在任）、著名的教会领袖、教育家和东正教护教者。

[17]Navahrudak，今白俄罗斯西部城市。部分学者认为新格鲁多克在13世纪曾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

[18]Wladyslaw Ⅳ Vasa（1595—1648），波兰瓦萨王朝国王及立陶宛大公（1632—1648年在位）。

[19]Peter Mohyla（1596—1647），基辅、加利西亚和全罗斯都主教（1633—1647年在任），出生于摩尔达维亚，是一位影响深远的神学家。

[20]Hospodar，多种斯拉夫语言中господар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意为“主人”“领主”。

[21]Liturgicon，乌克兰东正教会最重要的圣礼仪轨著作，1629年出版于基辅。在1721年被俄罗斯东正教会采用的文本取代。

[22]Confession of the Orthodox Church，莫希拉主持编撰的问答式著作。

[23]Cyril Lucaris（1572—1638），希腊主教及神学家、亚历山大希腊牧首西里尔三世及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西里尔一世。他致力于利用新教神学来对正教会进行改革。1629年，新教加尔文教在日内瓦出版了冠以卢卡里斯之名的拉丁文版《东方基督教信仰释疑》（Eastern Confess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即下文中的Confessio），并在1633年出版希腊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