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萨克人的起源与生活－突厥语中的护卫、自由人和强盗

15至16世纪间，乌克兰草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基辅罗斯时代之后，边境拓殖线第一次停止了向普里皮亚季沼泽和喀尔巴阡山脉方向的后撤，开始向东和向南推进。语言学研究表明，乌克兰的两大方言体系波利西亚^[1]方言和喀尔巴阡-沃里尼亚方言从西方和北方开始融合，并各自向东、向南移动，创造出第三个方言体系——草原方言。草原方言区域如今覆盖了从西北部的日托米尔^[2]和基辅到东部的扎波罗热^[3]、卢甘斯克^[4]和顿涅茨克^[5]的地区，并向东南延伸到今俄罗斯境内的克拉斯诺达尔^[6]和斯塔夫罗波尔^[7]一带。这种方言的融合在整体上反映了人口的流动。

这种巨变的根源就在草原自身。金帐汗国内部从14世纪中叶开始的纷争导致汗国在15世纪中叶解体。其继承者克里米亚汗国^[8]、喀山汗国^[9]和阿斯特拉罕汗国^[10]无一能够重新统一故土，其中一些甚至失去了独立地位。1449年，克里米亚汗国在成吉思汗的一位后裔哈吉·德乌来特·格莱^[11]的领导下从金帐汗国独立出来。哈吉·德乌来特建立的格莱王朝一直延续到18世纪，但其领土未能一直保持独立。1478年，克里米亚汗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属。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由突厥人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国家，在14、15世纪间取代了拜占庭，成为地中海-黑海地区西部的主要强权。奥斯曼人在1453年将伊斯坦布尔（从前的君士坦丁堡）变成他们的首都，并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卡法（今费奥多西亚）建立起他们的主要据点，实现了对克里米亚南部沿海地区的直接统治。格莱王朝掌握着克里米亚山区以北的草原以及乌克兰南部诸游牧部落。16世纪中，诺盖汗国成为这些部落中的最强大者。

奥斯曼人出于安全考虑和商业利益来到这里。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奴隶。奴隶贸易向来对这片地区十分重要，但在此时更占据了统治地位。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规只允许非穆斯林成为奴隶，并鼓励解放奴隶，因此一直对无偿的劳动力有需求。诺盖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这种需求做出了回应，将他们掳掠奴隶的范围扩大到黑海大草原以北，甚至还经常深入乌克兰和莫斯科大公国而不是止步于边境地区。奴隶贸易带来的收益成为诺盖人的畜牧业经济和克里米亚人的畜牧业及定居农业经济的补充。于是不好的收成就意味着对北方更频繁的袭扰，以及更多运回克里米亚的奴隶。

鞑靼人前往定居地区掳掠奴隶使用的5条路线都经过乌克兰。其中德涅斯特河以东的两条经西波多里亚通往加利西亚，南布赫河对岸的两条经西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再通往加利西亚，最后一条经过以哈尔基夫^[12]为中心、后来被称为斯洛博达乌克兰^[13]的地区，通往莫斯科大公国南部。如果说对谷物的需求是乌克兰地区在16世纪融入波罗的海贸易圈的原因，那么这一地区与地中海贸易圈的联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鞑靼人对奴隶的掳掠。乌克兰人占黑海以北草原边缘地带人口的绝对多数，并为种植谷物深入了草原，因此成为严重依赖奴隶的奥斯曼帝国经济体系最主要的目标和牺牲品。克里米亚东北的俄罗斯族则紧随其后。

立陶宛的米沙隆（迈克尔，Michael）^[14]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作者。他曾访问克里米亚，并引用他与一名当地犹太人的对话对此地的奴隶贸易规模进行了描述：这名犹太人“看到我们的同胞常年不断地被作为俘虏运到那里，多到不可胜数，于是他问，我们的土地上是否同样人口繁多，这么多人到底从何而来”。据估计，在16、17世纪间被运到克里米亚奴隶市场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数量在150万到300万之间。这些奴隶的命运各不相同。大部分男性奴隶会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大船上或田地里工作，而许多女奴则成为家中的仆役。勉强要说的话，也会有一些人交上“好运”。一些有天赋的年轻人在帝国政府里谋得职位，但其中大多数都成了宦官。一些女子则被送入苏丹和帝国高级官员们的后宫。

一名乌克兰女子成了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15]的妻子，在历史上以罗克索拉娜^[16]之名为人所知。她的儿子也成了苏丹，即塞利姆二世^[17]。被称为许蕾姆苏丹的罗克索拉娜支持穆斯林社会的慈善事业，并出资兴建了奥斯曼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距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不远的许蕾姆苏丹公共浴场（Haseki Hürrem Sultan Hamami）就是其中之一，由奥斯曼帝国最著名的建筑师米马尔·锡南^[18]设计。在过去的200年间，罗克索拉娜成为乌克兰和土耳其许多小说和电视剧的女主角。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她的一生和成就只是一个例外，而非常规。

鞑靼人的袭击和奴隶贸易在乌克兰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奴隶的命运是无数“杜马”（dumas，一种用于演唱的乌克兰史诗）的主题。这些“杜马”哀悼囚笼中人的命运，描述他们如何逃脱克里米亚奴隶贸易，并颂扬解救和解放奴隶的人。诗中的民间英雄被称为哥萨克人。他们对鞑靼人作战，远征大海对抗奥斯曼人，并确实经常为奴隶们带来自由。

哥萨克人是谁？答案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年代。可以确认的是第一批哥萨克人是游牧者。“哥萨克”这个词本身来源于突厥语，根据语境的不同可以指一名护卫、一名自由人或一名强盗。第一批哥萨克人三者兼具。他们结成小规模的群体，居住在他们的定居点或部落营地之外的草原上。草原之外的哥萨克人以捕鱼、狩猎和抢掠为生。草原上纵横分布着许多商路，那些没带足护卫就铤而走险来到草原的商旅成为早期哥萨克人抢掠的对象。正是从一起这样的商旅遇袭事件中，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草原上哥萨克人的存在。这些哥萨克人并非来自东方或南方，而是来自北方立陶宛大公国境内的定居地区。

1492年，即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登陆被他称为圣萨尔瓦多的加勒比海岛那一年，也是斐迪南国王^[19]和伊莎贝拉女王^[20]签署命令将犹太人从西班牙驱逐出去那一年，哥萨克人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根据克里米亚可汗发给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一世^[21]的一封谴责函所述，来自基辅和切尔卡瑟^[22]的大公的子民俘虏并掠夺了一艘鞑靼人的船，地点可能是第聂伯河下游。对这些人是不是他的子民或是否真的进行了一次草原式的拦路抢劫，大公没有提出疑问。他要求边境地区（此处他的用词是“乌克兰”）官员对可能参与这次袭击的哥萨克人进行追查，并下令将袭击者处死，将其财产（其中显然包括那些偷来的货物）转交给可汗的代表。

就算亚历山大一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也并没有产生长期的效果。第二年，克里米亚可汗再次指责切尔卡瑟的哥萨克人袭击了一名莫斯科大公国的使节。1499年，哥萨克人出现在第聂伯河河口，洗劫了位于奥恰基夫^[23]的鞑靼人要塞周边地区。为了阻止哥萨克人从第聂伯河顺流而下直抵黑海的攻击，可汗甚至考虑用铁链将奥恰基夫附近的第聂伯河封锁起来。这个计划似乎从未真正实施，或者从未对哥萨克人的活动造成影响，而可汗向大公发出的抱怨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立陶宛大公国边境地区的官员一面尝试阻止哥萨克人的劫掠，一面又要利用他们来保护边境不受鞑靼人的威胁。1553年，大公派王公米哈伊洛·弗什涅维茨基——切尔卡瑟和卡尼夫地方长官——前往第聂伯河险滩以南地区修建一座小型要塞，以阻止哥萨克人的袭击波及第聂伯河更下游的地区。弗什涅维茨基则任命他的哥萨克仆从来完成这项任务。毫不意外，克里米亚可汗将这座哥萨克要塞视为对其国土的侵犯。四年后，可汗派出一支军队，打算将弗什涅维茨基从他的堡垒里赶走。在民间文化中，弗什涅维茨基王公被视为第一位哥萨克“统领”（hetman，波兰军队对其最高指挥官的称呼）和对抗鞑靼人与奥斯曼人的无畏战士，成为大受欢迎的英雄。

到了16世纪中叶，基辅以南的地区已经遍布定居点。“而基辅一带，上天垂顾，欣欣向荣，人丁也十分兴旺，因为包律司忒尼斯河和它的支流两岸到处都是人口繁盛的城镇和村庄。”立陶宛的米沙隆写道。他还对定居者的来历做出了解释：“一些人或为了逃离父辈的威权，或为了逃离奴役、兵役，或为了逃离犯罪（的处罚）、债务，或其他什么；还有一些人则是受到（此地的）诱惑而来，以春天为甚，因为这里有更多的猎物和更广阔的土地。另外，在此地的要塞中碰过运气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愿回去。”根据迈克尔的记述，哥萨克人以抢劫手段来补充他们的渔猎收益。他曾写到一些破败肮脏的哥萨克棚屋里却“装满昂贵的丝绸、珍稀的宝石、黑貂皮和其他毛皮，还有香料”。他发现：在这里“丝绸比在维尔纽斯更便宜，胡椒价格比盐还低”。这些精美和奢华的商品正是商人们从奥斯曼帝国运往莫斯科大公国或波兰王国的货物。

尽管最早的哥萨克人居住在普里皮亚季河和第聂伯河沿岸的城镇中，到了16世纪末期，本地农民的加入却使哥萨克群体大为膨胀。这种人口流入终结了人们对哥萨克人的政治、族群和宗教身份的种种猜测——他们到底是克里米亚和诺盖鞑靼人，还是大公和国王们的乌克兰子民，甚或一个杂糅各种民族和信仰的混合体？哥萨克人中的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他们为了免于历史学家们所谓的“二次农奴化”，离开了大小贵族们巨大的封地（大庄园）来到这里。如本书第7章所述，显贵们和其他上层阶级承诺有限期的免税政策，以吸引人们到他们在乌克兰边境新获得的土地上定居，因为这里并不安全，一直受到鞑靼人袭击的威胁。政策到期之后，许多农民为了继续避税，向危险重重的草原更深处迁移。他们中不少人加入了哥萨克群体，其社会诉求也变得更加激进。

如上一章所述，在托马斯·马可夫斯基的地图上，乌克兰是第聂伯河中游沿岸的草原边境。对乌克兰进行垦殖是沃里尼亚王公和第聂伯河哥萨克人的共同目标。1559年，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成为基辅总督，也就是广大的第聂伯乌克兰地区的长官。他的管辖范围一直延伸到卡尼夫和切尔卡瑟，管理哥萨克人也成为他的责任之一。对不断发展的草原垦殖来说，哥萨克人对鞑靼人和奥斯曼人的劫掠式攻击既是一种保障，也是一种阻碍。奥斯特罗斯基首先做出了将哥萨克人纳入军事体系的努力。这种做法与其说是让哥萨克人成为战斗力量，倒不如说是为了让他们离开第聂伯河险滩以南地区，并对这群桀骜不驯的家伙建立起某种控制。由于利沃尼亚战争，立陶宛大公国与莫斯科沙皇国的边界上对兵员的需求日益增长，于是一些哥萨克部队在16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其中一支部队拥有多达500名战士。

此前哥萨克人只是为边境官员服务的民兵，如今被重新组织成听命于军官的部队，这开启了哥萨克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在册哥萨克”这个词从此出现。被纳入军队并进入“册籍”的哥萨克人可免缴税赋，并不受地方官员管辖，此外还有军饷可拿。自然，希望进入册籍的人不在少数，但波兰王室招募的人数有限，且军饷和各种优待也仅在现役时才有效。一些人一开始就未能入册，或在某次战争或战役之后被注销册籍。他们拒绝放弃在册身份，导致了哥萨克人与边境官员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哥萨克人注册制为政府解决了一个麻烦，却带来了另一个。

1590年，波兰-立陶宛联邦议会批准创建一支1000人的在册哥萨克部队，以保护乌克兰边境不受鞑靼人攻击，同时保护鞑靼人不受不在册的哥萨克人攻击。虽然国王发布了必要的命令，却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到了1591年，第一次哥萨克叛乱已经席卷了乌克兰。在此之前，哥萨克人袭扰的还是奥斯曼人的地盘，包括克里米亚汗国、摩尔达维亚公国^[24]（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和黑海海滨地区，现在他们却将矛头掉转向内。哥萨克叛乱针对的并非国家，而是他们自己的“教父”，即沃里尼亚的王公们，尤其是雅努什·奥斯特罗斯基（波兰语作奥斯特罗格斯基）王公和他的父亲康斯坦蒂。雅努什是比拉采尔科瓦^[25]的地方长官，此地既是一座城堡，也是基辅以南的一个哥萨克要塞。康斯坦蒂则作为基辅总督“监督”其子的行动。奥斯特罗斯基父子完全掌握着这片地区的大权，并一心通过从下层贵族手中攫取土地以扩大自己的地盘。没有任何本地贵族敢于挑战这两位强大的王公。

克里什托夫·克辛斯基^[26]是被奥斯特罗斯基家族欺压的贵族中的一位，同时也是一名哥萨克统领。当雅努什夺走克辛斯基经国王授权拥有的土地时，克辛斯基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向国王申诉上，而是聚集起他的哥萨克部众，袭击了小奥斯特罗斯基的权力中心比拉采尔科瓦城堡。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和沃里尼亚另一位王公亚历山大·弗什涅维茨基^[27]召集起一支私人军队，最终击败了克辛斯基。这些王公没有向王室请求援助，自行镇压了叛乱。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哥萨克人的“教父”们在惩罚自己的“孩子”时，却借助了其他听命于他们的哥萨克人的力量。奥斯特罗斯基手下最有名的哥萨克统领无疑是塞维伦·纳里瓦伊科^[28]。塞维伦率领奥斯特罗斯基部下的哥萨克人对克辛斯基的部队作战，又将流散在波多里亚草原的哥萨克人聚集起来，带领他们尽可能远离奥斯特罗斯基的产业。

奥斯特罗斯基家族对哥萨克叛乱的控制和操纵毕竟是有限的。哥萨克人会选举自己的统领，并跟随他走上战场，但只要征战结束，而统领的所作所为有违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不惮于将他废黜甚至处死。当时的哥萨克人极为分化，并不限于在册和不在册之别。在册的哥萨克人来自哥萨克人中的有产阶级，其成员居住在基辅和切尔卡瑟之间的城镇和定居点里。他们有机会通过向王室效劳获得特别的权利。然而另有一个哥萨克群体，即扎波罗热哥萨克，其成员从前多为农民。他们在第聂伯河险滩以南的岛屿上修筑了一个被称为“锡奇”（Sich，得名自他们用来防御的栅栏）的设防定居点，远离王室官员的管束。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袭扰大都由他们造成。在动荡时期，扎波罗热哥萨克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心怀不满而从草原逃离的镇民和农民。

纳里瓦伊科受奥斯特罗斯基的委派管理哥萨克的“乌合之众”（这些人大部分是逃亡的农民），并很快与桀骜不驯的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结成了不稳定的同盟。到了1596年，他已经自行其是，不再听从奥斯特罗斯基的命令，并领导了一场新的叛乱，比克辛斯基叛乱规模更大。16世纪90年代初的几年歉收导致了灾荒的发生。更多农民在饥饿的驱使下逃离贵族的田产，加入哥萨克人的序列。这一次王公们的部众已不足以镇压叛乱，于是他们召来了由波兰陆军指挥官率领的王室军队。1596年5月，波军围困了哥萨克人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营地。“老”哥萨克（那些来自城镇的哥萨克人）倒戈攻打“新”哥萨克，并将纳里瓦伊科献给波兰人以求赦免。纳里瓦伊科最终在华沙被处死。在哥萨克编年史作者和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眼中，这个曾为王公仆从的哥萨克叛党是一位为哥萨克人和东正教事业献身的烈士。歌颂过纳里瓦伊科的诗人中包括孔德拉季·雷列耶夫^[29]，他在1826年同样因领导一场反抗威权的叛乱而被处死。

在16世纪末，将哥萨克人纳入对外政策考量的不仅有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奥斯曼帝国，甚至也包括中欧和西欧的各种势力。159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尔夫二世^[30]的使节埃里希·冯·拉索塔（Erich von Lassota）拜访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并提议他们加入他的君主对奥斯曼人的战争。三年后，教皇的使节亚历山德罗·科莫略（Alessandro Comuleo）也为类似的目的来到这里。这些访问没有收到什么成果，只留下了科莫略的书信和拉索塔的日记。两人记述了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锡奇中的民主秩序，增加了我们对早期哥萨克历史的了解。但此时哥萨克人已进入维也纳和罗马的视野，很快也将吸引来远自巴黎和伦敦的目光，对莫斯科而言则将是一个重要威胁。

乌克兰哥萨克人在16世纪50年代开始为莫斯科沙皇伊凡雷帝效力，成为他们登上国际舞台的开端。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们不请自来，出现在莫斯科。莫斯科沙皇国此刻正身陷一场被称为“动荡之年”^[31]的经济、王朝和政治危机，一片混乱。危机开始于16、17世纪之交的一连串毁灭性饥荒。饥荒的部分原因则是今天被称为“小冰河时期”的低温气候，它从135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1850年左右，长达500年，并在17世纪初左右达到顶峰。这场危机在最不凑巧的时候袭击了莫斯科沙皇国，因为此时莫斯科的留里克王朝君主已经绝嗣，众多贵族集团正为新君主的正统性问题而争论不休。直到1613年第一位罗曼诺夫王朝沙皇被推上莫斯科的君位，王朝危机才宣告结束。然而在危机结束前，许多候选人都试图在政治上一试运气——其中还有一些人自称伊凡雷帝的在世亲属，被称为“觊觎者”——由此为外国的干涉打开了大门。

哥萨克人在这段漫长的过渡期中支持过两个莫斯科君位的觊觎者——伪德米特里一世^[32]和伪德米特里二世^[33]。当波兰王室大统领斯坦尼斯拉夫·茹乌凯夫斯基^[34]在1610年向莫斯科进军时，多达1万名哥萨克人加入了他的军队。尽管三年后米哈伊尔·罗曼诺夫^[35]（延续到1917年革命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创者）被推选为沙皇，但哥萨克人并没有停止他们对莫斯科事务的介入。1618年，一支2万人的乌克兰哥萨克军与波兰人合兵进军莫斯科，并在围城战中攻占了这座首都的一部分。最终基于一份对波兰王国有利的协议，哥萨克人帮助结束了这场战争。协议的一条内容是将立陶宛大公国在16世纪初输掉的切尔尼戈夫地区划归波兰。到17世纪中叶，切尔尼戈夫将成为哥萨克世界的重要部分。然而，与之前各种时候一样，哥萨克人对波兰国王的外交事务既是助力，也是障碍。在其与莫斯科人的战争中，波兰-立陶宛联邦一直未能获得其希望的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支持，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哥萨克人持续不断的海上行动和对奥斯曼帝国海滨地区的攻击。

1606年，哥萨克人乘坐他们被称为“海鸥”（chaiky）的长船顺第聂伯河而下进入黑海，攻打了奥斯曼人在黑海西岸最坚固的堡垒之一瓦尔纳^[36]。1614年他们洗劫了黑海东南岸的特拉布宗^[37]，下一年更是进入了伊斯坦布尔的金角湾（Golden Horn）并在城郊大掠，正如维京人在约750年前所做的那样。不过，维京人同时也与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而哥萨克人的行动更类似从地中海到加勒比海的海盗们对沿海地区的袭击。他们的目的在于抢劫和复仇，也在于解放在苦难中煎熬的奴隶（正如乌克兰民歌所描述）。1616年，哥萨克人攻打了位于克里米亚海岸的主要奴隶贸易中心卡法，并释放了那里的所有囚徒。

看到哥萨克人对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不断攻击，帝国的苏丹、他的宫廷以及各国使节都感到震惊。基督教君主们终于能严肃地将这些袭击者视为其对奥斯曼帝国战争中的潜在同盟。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塞西伯爵菲利普·德阿尔莱（Philippe de Harlay of Césy）在1620年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信中写道：“尽管哥萨克人力量弱小，但他们每一次从黑海上接近此地都能取得惊人的收获。人们甚至传言：尽管大君主（苏丹）费尽力气派出几艘战船前去迎敌，他们仍然需要用棍棒敲打，才能强迫奥斯曼士兵与哥萨克人战斗。”

在菲利普伯爵向他的国王通报奥斯曼人无力控制哥萨克人海上攻势的同时，16岁的苏丹奥斯曼二世的顾问们却在思索如何能两面作战——他们在陆地上要对付波兰军队，在海上要应付哥萨克人。1620年夏天，奥斯曼帝国军队向今摩尔多瓦境内的普鲁特河^[38]进军，攻击波兰-立陶宛联邦。后者的军队中包括波兰和乌克兰大贵族们私人的哥萨克部队。奥斯曼人此举表面上是为了惩罚波兰-立陶宛联邦没有控制哥萨克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袭击，其真实目的却宏大得多——他们希望保护这一地区的奥斯曼属国不受波兰-立陶宛联邦日益增强的势力影响。1620年9月，在今天摩尔多瓦-罗马尼亚边界上的小镇楚措拉^[39]，战斗在人数约为1万的波兰军队与据估计两倍于他们的土耳其人之间爆发了。战斗持续了20天，以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惨败结束。

由于波兰-立陶宛联邦没有常备军，这一场败仗让其宫廷和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恐慌。每个人都认为奥斯曼人将继续进军波兰，而奥斯曼人也的确这样做了。第二年，一支庞大得多的奥斯曼军队（据估计有12万人）在苏丹的亲自率领下，穿过摩尔多瓦向波兰-立陶宛联邦进发。他们遭遇了一支约有4万人的联邦军队，其中半数为乌克兰哥萨克人。这支军队由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40]率领。此人是1616年哥萨克人攻打卡法时的英雄，也是1618年他们进军莫斯科时的指挥官。战斗在被奥斯曼人围困的要塞霍京^[41]附近的德涅斯特河两岸发生，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霍京之战结束时并未分出明显的胜负，但这一未定结果在华沙被视为波兰王国的胜利。波兰人在自己的边境上阻挡了奥斯曼大军，并签下了一份不含割地条款的和约。每个人都清楚，没有哥萨克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哥萨克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联邦的宠儿（虽然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在战争结束不久后出版的书籍上，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已被视为波兰最伟大的战士之一。他的纪念碑如今位于基辅的波迪尔区（Podil），就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尽头。

有了在霍京之战中的军事成就，哥萨克人得以重新提出自己在联邦中的政治和社会诉求。他们的主要要求是让哥萨克军官们获得贵族地位（如果不能让整支部队都成为贵族的话）。彼得罗·科那舍维奇-萨海达奇内因在霍京之战中受伤，于1622年在基辅去世。他去世时，基辅兄弟会学校教师卡西安·萨科维奇^[42]为这位哥萨克统领作了悼亡诗，很快得到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出版。卡西安在诗中称颂哥萨克人为基辅罗斯时代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基辅王公们的继承人。据他看来，哥萨克人为“金色自由”而战，也配得上这样的自由。“金色自由”是一个隐语，所指正是联邦贵族阶层所享受的权利与自由。“所有人都为得到它而努力奋斗，”萨科维奇写道，“然而它不能为每个人享有，唯有祖国和主公的保卫者才配得到它。骑士凭其在战斗中的勇气撷取这一荣耀——他们付出的是鲜血而不是钱财。”将哥萨克人视为骑士让他们离跻身于贵族行列仅有一步之遥。

哥萨克人的社会诉求并没有实现。他们进入联邦议会（仅限贵族）参加国王推选的企图在1632年被断然拒绝。在这一耻辱之前，他们刚刚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失利。当局在1625年和1630年两次镇压了哥萨克人的叛乱。霍京之战时，他们有2万名战士，之后在册哥萨克人数先是被压缩到6000人，后来又改为8000人。哥萨克人在1637年和1638年再度揭竿而起，却又一次被王室军队击败。他们声称自己不仅为哥萨克的自由而战，也为东正教信仰而战。这一做法在最初为他们赢得了支持，但政府采取了容纳东正教会的政策，让哥萨克人与教会之间的纽带越来越难以维系。1630年还有部分基辅教士支持哥萨克人，到了1637年和1638年，教会已对他们的诉求充耳不闻，这令哥萨克人深感自己遭到背叛。洞穴修道院出版的颂词也不再为哥萨克统领们歌唱，转而开始赞美曾对哥萨克人作战的东正教贵族们。

1637年和1638年对哥萨克叛乱的镇压令当局开始尝试某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们的设想很简单：哥萨克战士们必须接受国王任命且信任的统领，必须融入联邦的法律和社会结构，才能获得合法的身份。1638年的哥萨克法令在满足哥萨克上层军官的要求方面走得太远——它将哥萨克视为一种独立的身份，拥有不受服役期限制的专属特权和待遇，其中包括将身份和地上财产传给子孙的权利。当局对这种新获承认的身份实行准入控制，限制国民中其他阶层成为哥萨克，尤其限制了那些在草原边境城镇中与哥萨克们比邻而居的城镇居民。

不仅如此，波兰当局还将在册哥萨克人的数量压缩到6000人，仅为1625年名额的一半，并将他们置于波兰军队最高指挥官王室大统领的管辖之下。哥萨克长官和6名哥萨克团长（colonel）都是波兰贵族。而哥萨克人在哥萨克部队中能得到的最高军衔仅仅是上尉。在扎波罗热的锡奇（第聂伯河险滩以南那座哥萨克叛军堡垒），6个哥萨克团只能轮流驻守。为了阻止哥萨克人的海上军事行动并改善与奥斯曼人的关系，当局还重建了第聂伯河险滩上游的可达克（Kodak）要塞。这座要塞最初建于1635年，但在后来被哥萨克人烧毁。被当局派去监督重建工程的是法国工程师纪尧姆·勒瓦瑟·德·博普朗^[43]，他在1639年绘制了第一张乌克兰地图，即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草原边境地区地图，其中包括波多里亚、布拉茨拉夫^[44]和基辅等省份。博普朗绘制了大量乌克兰地图，让“乌克兰”这个词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制图师群体中得到普及。

哥萨克人被平定并在部分程度上得到接纳，第聂伯河不再是向黑海发动军事攻击的通道，扎波罗热的锡奇也处于控制之下，这让波兰-立陶宛联邦进入了被称为“黄金和平”的十年。在这段时期，草原边境地区不断得到垦殖，贵族们的地产和庄园也不断扩大。为追逐此地迅速增长的经济机遇，更多的权贵、农民和充当中间商的犹太定居者来到这里，为乌克兰带来了人口增长。人们将会发现，这一切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一次规模比从前大得多的哥萨克叛乱正在酝酿之中。

哥萨克人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们曾经是在基辅南方草原上活动的小股渔民和猎人，后来成为草原边境新土地的垦殖者；他们曾经是为王公们效力的私人武装，后来作为一支独立部队的军人而受到外国人的尊重；他们曾是难民和冒险者，后来成为一个联系严密的军事组织，自视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并向当局要求比金钱更多的东西——对他们战士身份的承认。只有设法接受哥萨克人提出的社会诉求，波兰当局才有可能从哥萨克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潜力中获益。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会一再告诉我们：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注释】

[1]Polisian，亦作Polissian，Polesian，Polesie，东欧地理和历史名词，包括今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北部部分地区。

[2]Zhytomyr，乌克兰西北部日托米尔州首府。

[3]Zaporizhia，乌克兰中东部扎波罗热州首府。

[4]Luhansk，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州首府。

[5]Donetsk，乌克兰东南部顿涅茨克州首府。

[6]Krasnodar，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库班河河畔，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首府。(www.xing528.com)

[7]Stavropol，俄罗斯西南部斯塔尔罗波尔边疆区首府。

[8]Crimean Khanate，存在于1430年至1783年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国家，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及其以北地区。

[9]Kazan Khanate，存在于1438年至1552年，范围在伏尔加保加利亚区域，即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和鞑靼斯坦共和国一带。

[10]AstrakhanKhanate，1466年至1556年间存在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一带的小汗国。

[11]Haji Devlet Giray（？—1466），克里米亚汗国奠基人，拔都的弟弟秃花帖木儿的后人。

[12]Kharkiv，亦作哈尔科夫（俄语），今乌克兰东北部哈尔基夫州首府。

[13]Sloboda Ukraine，见导言注。

[14]Michalon the Lithuanian，亦作Michalo Lituanus，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作者，生平不详，著有《鞑靼人、立陶宛人和莫斯科人风俗》一文。

[15]Suleiman the Magnificent（1494—1566），即苏莱曼一世。他在位时期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进入极盛期。

[16]Roxolana（约1502—1558），亦作Roxelana，在土耳其被称为许蕾姆苏丹（Hürrem Sultan），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性之一。

[17]Selim Ⅱ（1524—1574），1566—1574年在位，被称为“酒鬼塞利姆”。

[18]Mimar Sinan（约1489/1490—1588），奥斯曼帝国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及穆拉德三世的首席建筑师及工程师。他在50年间负责监督及建造了奥斯曼帝国许多主要建筑。

[19]Ferdinand Ⅱ of Aragon（1452—1516），阿拉贡国王（1479—1516年在位）、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年在位）。通过与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在1474年的婚姻，斐迪南二世成为统一的西班牙的第一位国王。

[20]Isabella Ⅰ of Castile（1451—1504），卡斯蒂利亚女王（1474—1504年在位）。她和丈夫斐迪南二世在1479—1504年间是统一的西班牙地区的共治君主。

[21]指雅盖隆王朝的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Ⅰ Jagiellon，1461—1506），卡齐米日四世之子。他在1492年成为立陶宛大公，在1501年成为波兰国王。

[22]Cherkasy，今乌克兰中部城市，切尔卡瑟州首府。

[23]Ochakiv，今乌克兰南部黑海海滨小城。

[24]Moldavia，东欧历史上的一个公国，形成于14世纪，在1859年与瓦拉几亚公国（Wallachia）合并，成为现代罗马尼亚的前身。

[25]Bila Tserkva，今乌克兰基辅州城市。

[26]Kryshtof Kosynsky（？—1593），16世纪乌克兰帕得拉夏地方贵族，扎波罗热哥萨克统领。他领导了两次哥萨克叛乱，最终在1593年战败被杀。

[27]Oleksandr Vyshnevetsky（约1560—1594），米哈伊洛·弗什涅维茨基之子。

[28]Severyn Nalyvaiko（？—1597），乌克兰哥萨克统领，1594—1596年间纳里瓦伊科哥萨克叛乱的领袖，乌克兰民间文学中的英雄。他于1597年在华沙被处死。

[29]Kondratii Ryleev（1795—1826），俄国诗人、出版商、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他在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中被俘，并于1826年7月25日被处绞刑。原文作1825年，疑有误。

[30]Rudolf Ⅱ（1552—1612），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1612年在位）。

[31]Time of Troubles，亦称“动乱时代”“空位时期”，指俄罗斯历史上1598年费奥多尔一世去世到1613年米哈伊尔一世登基间的混乱时期。

[32]False Dmitrii Ⅰ（约1582—1606），全俄沙皇（1605—1606年在位），自称是伊凡雷帝的幼子。他在1606年5月17日被暴动者杀死。

[33]False Dmitrii Ⅱ（？—1610），出现于1607年，自称在1606年暴动中死里逃生的伊凡雷帝幼子（伪德米特里一世）。他在被波兰人废黜后于1610年被其部下杀死。

[34]Stanislawólkiewski，1547—1620），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波兰贵族、军事家。他从1588年起成为王室陆军统领，并在1613年成为王室大统领，取得了对莫斯科公国、奥斯曼帝国和鞑靼人的许多胜利。

[35]Mikhail Romanov（1596—1645），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米哈伊尔一世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1613—1645年在位）。其父是伊凡雷帝的中央顾问。

[36]Varna，黑海西岸城市，今属保加利亚。

[37]Trabzon，黑海东南岸城市，今属土耳其。原文作“西南岸”，有误。

[38]Prut River，多瑙河支流，发源于乌克兰境内，流经乌克兰、罗马尼亚、摩尔多瓦。

[39]Tutora，今属罗马尼亚。

[40]Petro Konashevych-Sahaidachny（约1582—1622），乌克兰军事家、政治家、民间领袖，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统领（1616—1622年在任）。他将松散的哥萨克部队改造为一支正规军。

[41]Khotyn，乌克兰西部城市，位于德涅斯特河右岸。

[42]Kasiian Sakovych（约1578—1647），乌克兰教士、哲学家，曾任基辅主显兄弟会学校（Kyiv Epiphany Brotherhood School）校长。

[43]Guillaume Levasseur de Beauplan（约1600—1673），法国制图师、工程师和建筑师。

[44]Bratslav，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的省份之一，首府在今乌克兰西南部城市布拉茨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