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政治体的基辅罗斯并无公认的诞生时间,其末日却精确到日,即1240年12月7日。这一天,蒙古人,又一群来自欧亚大草原的侵略者,攻陷了基辅城。
从许多方面而言,蒙古人对罗斯的入侵标志着草原政治体重新成为这一地区政治、经济乃至(某种程度上)文化的主导力量。它终结了基辅罗斯境内各个基于森林地带并一度统一的政治体及社会的独立地位,也终结了它们与黑海沿岸(主要是克里米亚)和更大的地中海世界保持联系的能力。蒙古人将时钟调回到哈扎尔人、匈人、萨尔马提亚人和斯基泰人的时代,即草原政治体控制内陆并从通往黑海诸港的商路中获益的时代。然而蒙古人是一支远比他们之前任何草原民族更为可怕的军事力量。在蒙古人之前,草原民族最多只能统治欧亚大草原的西部,通常东起伏尔加河流域,西至多瑙河河口。蒙古人则控制了整个欧亚大草原,囊括了东至阿姆河和蒙古高原、西至多瑙河和匈牙利平原之间的土地——至少在其初兴时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建立起“蒙古治下的和平”[1],即一个由蒙古人掌握、由众多属国和半属国组成的政治复合体。罗斯地区在这个复合体中处于外围,同时又是其重要的一环。
蒙古人的到来打碎了基辅罗斯国家政治统一的迷梦,也终结了罗斯地区真实存在的宗教统一。蒙古人承认了罗斯地区王公统治的两大中心,即位于今俄罗斯境内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和今乌克兰中西部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拜占庭人效法蒙古人,将罗斯都主教区也分为两部分。以基辅为中心的罗斯国土上的政治和宗教统一从此瓦解。加利西亚王公和弗拉基米尔王公开始集中力量在自己的领土上建设自己的罗斯国家。虽然这两个公国都声称拥有“罗斯”这个名字,它们的地缘政治轨迹却已分道扬镳。双方的王朝传承都来自基辅,也从基辅继承了他们各自的罗斯法律、文学语言以及宗教和文化传统。双方也都屈从于陌生的蒙古统治之下。然而他们对蒙古人的依附性质却不相同。
蒙古人在弗拉基米尔统治着今天属于俄罗斯的土地,直到15世纪末。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鞑靼之轭”,得名自蒙古军队中说突厥语的部落。数量并不多的蒙古人离开之后,鞑靼人仍留在这里。将蒙古人的统治描述得极为漫长而严酷是传统俄罗斯历史学界的特点之一,并一直影响着人们对这一时期整个东欧历史的理解。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俄罗斯历史书写中欧亚学派的支持者向这种关于蒙古统治的负面看法提出了挑战。蒙古人在乌克兰地区的历史也为纠正传统的“鞑靼之轭”式批评提供了更多材料。在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王公治下的乌克兰,蒙古人比在俄罗斯表现出更少的侵略性和压迫性,并且统治的时间也较短,事实上在14世纪中叶就结束了。这一差异将对两个地区及其人民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蒙古在世界舞台上的突然崛起始于蒙古草原地区,时间是1206年。当地一个部落的首领和军事指挥官铁木真在这一年将许多部落联盟统一起来,获得蒙古部落可汗的称号,并在去世后被称为“成吉思汗”。在成为蒙古最高统治者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同中国北方人作战,并将他们的土地首先纳入其迅速膨胀的大帝国。他的下一个巨大的收获是中国以西、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到了1220年,布哈拉[2]、撒马尔罕[3]和喀布尔都已落入蒙古人之手。接下来他们在1223年击败了波罗维茨人和伏尔加保加利亚人(以及部分罗斯王公)。此时蒙古人也侵入了克里米亚,并夺取了这里的要塞苏达克[4],它是波罗维茨人地区的丝绸之路贸易重镇之一。
在成吉思汗于1227年去世之前,他将国土分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们。他的两个孙子[5]获得了最西的部分,包括当时中亚和伏尔加河以东草原。两人中的拔都可汗对这份遗产并不满足,将其国土的边界向更西推进。这次推进即是人们熟知的蒙古人对欧洲的入侵。1237年,蒙古人围困并攻陷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东部边境上的梁赞[6]。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在1238年2月初沦陷。弗拉基米尔的保卫者们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修建的圣母安息大教堂进行最后的抵抗,于是蒙古人放火焚烧了教堂。抵抗格外坚决的城镇都遭到屠城的下场。在坚持了几个星期之后才陷落的科泽利斯克[7]就是一例。罗斯王公们尽了他们的最大力量来阻挡蒙古人的进攻,但由于各自为政,又缺乏组织性,他们根本不是高度机动又协调一致的蒙古骑兵的对手。
蒙古人在1240年逼近基辅。他们的庞大军队令守军胆寒。一位编年史作者写道:“他那些大车的吱呀声、他(拔都)那些多到数不清的骆驼的叫声,加上他的马群的嘶鸣,盖过了一切声响。敌人已遍布罗斯的土地。”基辅人拒绝投降,于是拔都用投石机摧毁了基辅的城墙。那是建于“智者”雅罗斯拉夫时代、用原木和石块修筑的城墙。市民们涌向圣母安息大教堂,那是弗拉基米尔为庆祝自己受洗而修建的第一座石质教堂,然而教堂的墙因避难者和他们的行李太重而倒塌,将他们活埋。圣索菲亚大教堂得以幸存,但同城里其他教堂一样,其珍贵的圣像和器皿被洗劫一空。胜利者在城中大肆劫掠,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则满心恐惧,藏身在基辅的废墟中——这座辉煌一时的都城,曾令其统治者们梦想比肩君士坦丁堡。奉罗马教皇之命前往蒙古觐见大汗的使者若望·柏朗嘉宾[8]在1246年2月经过基辅,对蒙古人攻打基辅地区造成的后果留下了以下描述:“在穿越这片土地时,我们看见死者留下的数不清的骷髅和尸骸,遍布原野。”
基辅遭到蒙古人致命重创,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没能恢复其昔日的地位和繁荣。然而基辅和佩列亚斯拉夫的居民们并未完全放弃这片土地,没有像一些19世纪俄罗斯学者以为的那样,迁往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流域。如果基辅居民不得不逃离草原边缘地带,他们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在离家乡更近的普里皮亚季河和德斯纳河沿岸的乌克兰北部森林地区找到避难所。在普里皮亚季森林和喀尔巴阡山脉山麓丘陵一带能发现最古老的乌克兰方言并非偶然,因为这里的森林、沼泽和山地阻挡了游牧民族的攻击。
基辅被蒙古人攻陷时,已不再是高居他人之上的统治者,而且自身也已落入外来者之手。负责基辅城防的指挥官名叫德米特罗(Dmytro),听命于位于今乌克兰西部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君主丹尼洛(丹尼尔)[9]。丹尼洛王公在此前一年通过与基辅大公米哈伊洛[10]的协商,将基辅这座罗斯都城纳入他的保护之下。米哈伊洛一开始曾经尝试抵抗蒙古人,却丢掉了自己的主要据点切尔尼戈夫城,之后就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哈利奇的丹尼洛是罗斯政治世界中的一颗新星。与成吉思汗一样,他在幼年失怙。1205年他4岁时,他父亲,即被编年史作者称为“罗斯君王”的罗曼[11],在与波兰人的战斗中身亡。此前数年,继承了沃里尼亚公国的罗曼取得了邻国加利西亚的权力,成为基辅以西全部罗斯国土的统治者。丹尼洛和他的弟弟瓦西里科[12]继承了父亲的头衔,却没能得到他的遗产。这些土地成了敌对的罗斯王公、加利西亚的波雅尔们,还有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争夺的对象。直到1238年,也就是蒙古人开始进攻东北罗斯那一年,丹尼洛才重建了他对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的控制,并将他的沃伊沃达[13],即军事指挥官,派往基辅履职。
丹尼洛作为君主和将领的能力在蒙古人的入侵中经受住了考验。更重要的是,这次入侵还展示了他作为外交家的能力。当蒙古将军要求丹尼洛交出他的都城哈利奇时,他前往拔都可汗在伏尔加河上的都城萨莱[14]。其他罗斯王公此前也这样觐见可汗,目的在于向蒙古宣布效忠并接受可汗的“雅尔力克”[15],即对他们自己公国的有条件的统治权。根据罗斯编年史作者的记载,可汗曾问丹尼洛:“你是否愿饮黑奶?这是我们的酒,母马的库米思[16]。”“我从未饮过此酒,但若得可汗您的旨意,我便当饮之。”丹尼洛如此回答,向可汗展示了他的尊重和顺从。编年史作者以这种隐喻的方式描述了丹尼洛的输诚和他被蒙古精英群体接纳的过程。
编年史作者对信奉基督教的罗斯王公向异教的蒙古可汗效忠的做法不以为然,并记载了这些王公在面对蒙古人时的三种行为模式。切尔尼戈夫王公米哈伊洛首先垂范,他的做法也最受编年史作者称道。据记载,拔都要求他在一丛灌木前叩头并放弃基督教信仰,而他拒绝了,并被可汗下令杀害。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王公雅罗斯拉夫[17]代表了第二种模式——叛教者。据称他同意向灌木叩头,因此受到编年史作者的谴责。丹尼洛采取了第三种方式,对蒙古的统治既非完全拒绝,也不是完全服从。根据那位对丹尼洛怀有同情心的编年史作者的看法,丹尼洛没有向灌木下跪以玷污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但他选择饮下马奶酒,表示他愿意承认可汗在俗世的权威。
真实的情况是,蒙古人从未要求罗斯王公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并且整体而言对东正教表现出了最大的宽容。然而编年史作者对这三种行为模式的区分的确能反映罗斯王公之间在选择抵抗或与蒙古人合作时的真实差异。米哈伊洛王公的确被拔都下令杀害,因为他在1239年曾拒绝向蒙古人投降,甚至处死了可汗派去受降的使者。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二世恰恰相反,是第一个向蒙古人宣布效忠的罗斯王公,这令他取得了罗斯大公的头衔,以及在基辅派驻军事长官的权力。直到1246年死去之前,雅罗斯拉夫二世对蒙古人保持着忠诚,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8]同样如此。涅夫斯基因抵抗西方入侵者瑞典人和条顿骑士团[19],保卫了罗斯国土,在后来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封为圣人。丹尼洛则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他向拔都可汗效忠,却并未长期信守他的誓言。
丹尼洛承诺向蒙古人纳贡,并参与蒙古人在本地区的军事行动,因此从拔都手里获得了统治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的“雅尔力克”。尊蒙古为宗主国不仅使与之敌对的罗斯王公们不能对他的领土提出要求,也使他免遭来自西方和北方邻居的侵略。丹尼洛利用这种新政治环境的稳定,开始复兴他国土上的经济。蒙古人在邻近草原地区建起了前哨,实施直接统治,而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被破坏的程度小于乌克兰其他地方,成为邻近草原地区居民的避难目的地。如果罗斯的编年史作者们的记载可信的话,丹尼洛王公保护下的沃里尼亚和加利西亚城镇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吸引了大量来自基辅一带的难民。
丹尼洛将他的都城迁到新建的城市霍尔姆(Kholm,今波兰境内的海乌姆),这里距草原更远。他热切地想把这里变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丹尼洛王公发现上帝眷顾此地后,就开始招募定居者。他们中有日耳曼人和罗斯人,有其他部落成员,也有利亚赫人(波兰人)[20]。”编年史作者写道,“每一天都有人从鞑靼人的地方逃离,来到这里。有年轻人,也有各行各业的工匠——鞍匠、弓匠和箭匠、铁匠、铜匠和银匠。于是百业俱兴,城市周围的原野和村庄建满了人们的居所。”霍尔姆并非丹尼洛唯一投注精力的地方。他还建起其他新城市,其中包括这片地区未来的都城利维夫[21],并加固了原有的城镇。利维夫以丹尼洛的儿子列夫[22]的名字命名,第一次出现在编年史中的时间是1256年。
在丹尼洛及其后继者的统治下,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囊括了当时乌克兰地区有人定居的土地中的大部分。使基辅权力遭到削弱并使外围公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是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勃兴的原因。蒙古人的入侵促进了这一勃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罗斯王公们关心其臣民的生活,那么接受蒙古人就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佳政策。根据他们的论证,蒙古人的统治为这片地区带来了稳定和贸易。诚然,基辅被摧毁了,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能恢复元气。然而造成这种深远后果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通道从第聂伯河向东转移到了顿河和伏尔加河,向西转移到了德涅斯特河,而非基辅被毁灭的程度。
同样,蒙古人对克里米亚的占领也远非毁灭性的。与早期历史学界的普遍观点相反,将克里米亚鞑靼人带到这个半岛上的并非蒙古人。突厥人(钦察人)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占领早在蒙古入侵之前就已开始,蒙古人只是促进了这个过程。苏达克要塞在13世纪20年代被蒙古人攻下,其地位逐渐被费奥多西亚(卡法)取代。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费奥多西亚先是被威尼斯人控制,随后又转移到热那亚人手上。克里米亚保持着这片地区商业枢纽的地位,将蒙古统治时期的欧亚大草原与地中海世界联结起来。
在13世纪下半叶的乌克兰地区,蒙古人是一支强大然而时常缺席的力量。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统治者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开始寻求通过建立地方联盟来脱离金帐汗国的统治。
在外交上,丹尼洛致力于与他西面的邻居重建联系,结成能在将来反抗蒙古人时提供帮助的联盟。1246年,在觐见拔都后的归程中,他遇到罗马教皇的使者若望·柏朗嘉宾(我们此前引用过他关于蒙古人摧毁基辅的描述)。二人讨论了在丹尼洛和教皇之间建立关系的问题。一回到加利西亚,丹尼洛就向当时的教皇驻地里昂派出了一名东正教教士,以达成直接的接触。教皇英诺森四世[23]希望罗斯王公们承认他为他们的最高宗教领袖,而丹尼洛则希望教皇站在他这一边,巩固中欧天主教君主们对他反抗蒙古人的支持。
加利西亚王公和教皇在柏朗嘉宾的帮助下建立了联系,终于使英诺森四世在1253年发出诏书,要求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君主们参加一次对蒙古人的东征。他还向丹尼洛派出使节,赐予他基督教国王的王冠。王公丹尼洛由此成为国王丹尼洛,是为rex ruthenorum(罗斯国王)[24]。除了获得教皇的支持,丹尼洛还同匈牙利国王最终结成同盟,对方同意将女儿嫁给丹尼洛的儿子。他的另一个儿子则迎娶了一位奥地利公爵的女儿。1253年,得到中欧提供帮助的保证后,丹尼洛有了勇气,开始对蒙古人采取军事行动,很快就夺取了蒙古人控制下的波多里亚和沃里尼亚。他选择进攻的时机再好不过,因为金帐汗国的拔都可汗在1255年去世,其两个继承者统治的时间也都不到一年。
5年之后,蒙古人才派出一支新的军队回到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打算恢复他们对这片土地的占领。此时丹尼洛急需来自西方的支持,但支持从未兑现。中欧君主们无视教皇关于东征蒙古的诏书。由于匈牙利尚未从对捷克人的战败[25]中恢复过来,姻亲关系也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丹尼洛必须独自面对这支新的蒙古军队。率领大军来到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蒙古将军是卜伦岱[26]。他勒令丹尼洛加入蒙古军队对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作战,由此摧毁了丹尼洛在这一地区建立起来的联盟。卜伦岱还要求丹尼洛拆除他在城镇周围建起的城防,令他的公国暴露在来自草原的潜在攻击之下。丹尼洛一一照办,再次宣布成为蒙古人的臣属。
为了那次在13世纪50年代与罗马教皇的结盟,丹尼洛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一次对蒙古的征战,还有他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和罗斯东正教会的关系。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参加者洗劫君士坦丁堡之后,东方和西方两个基督教世界之间的对立就不再只是神学和管辖权的纷争,而是变成了公开的敌意。由于君士坦丁堡派遣的都主教的存在,这种敌意在罗斯变得更加严重。丹尼洛最终设法平息了本地教会对他与罗马结盟的反对声音,但他无法消弭君士坦丁堡的反对。1251年,受丹尼洛庇护的全罗斯都主教、前霍尔姆主教西里尔[27]前往君士坦丁堡接受祝福。他被君士坦丁堡确认为都主教,然而条件是他不能以加利西亚为都主教驻地,因为人人皆知那里的王公与教皇沆瀣一气。本是加利西亚人的西里尔遂迁往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
1299年,在西里尔的继任者、希腊人马克西穆斯[28]担任都主教期间,都主教驻地的迁移得以正式化。1325年,另一位被任命为都主教的加利西亚人彼得罗[29]又将驻地迁移到莫斯科。这将是莫斯科王公们上升为东北罗斯——近代俄罗斯的核心——领导者的重要原因。蒙古人在今天的俄罗斯领土上的统治比在罗斯其余部分更严酷,也更漫长。这很容易理解,因为莫斯科周边离金帐汗国可汗统治地区的腹地更近。蒙古人设立了罗斯大公,让他帮助治理他们的土地,并征收贡赋。罗斯大公的位置最初归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王公,然而后来这一地区的两个主要公国莫斯科和特维尔[30]也加入了竞争。经过漫长的争夺,都主教驻地的“主人”莫斯科王公最终赢得这个位置,更重要的是,赢得了蒙古统治下的罗斯地区的管理权。
尽管都主教的驻地从基辅迁往弗拉基米尔再迁往莫斯科,其教区仍保留了“全罗斯都主教区”的名字。作为补偿,君士坦丁堡在1303年允许加利西亚人建立自己的都主教区。新的都主教区设于哈利奇纳公国的都城哈利奇,被称为小罗斯都主教区,包括一度受基辅都主教区管辖的15个大主教区中的6个,其中不仅有今乌克兰境内的大主教区,还包括今白俄罗斯境内的图罗夫[31]大主教区。“小罗斯”这个概念从此诞生。一些学者认为希腊人将之理解为“内罗斯”或“近罗斯”。许多年以后,这个词会成为乌克兰民族身份论争的焦点。进入20世纪,人们更是将乌克兰人中的“全俄罗斯派”或“亲俄罗斯派”称作“小罗斯人”。
蒙古人对黑海大草原的入侵并在此地长期存在使罗斯精英阶层首次面对一个两难抉择:是选择由草原游牧民族和拜占庭基督教传统共同代表的东方,还是选择承认罗马教皇神圣权威的中欧君主们代表的西方?在今天属于乌克兰的这片土地上,亲基辅的精英们第一次发现自己身处欧洲最主要的政治和文化断层,于是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平衡性质的举动,这使他们事实上独立于东西方的地位多保持了至少一个世纪。
历史学家们通常将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公国视为17世纪中叶哥萨克国崛起前乌克兰土地上最后一个独立国家。我们需要对这个判断做一些条件限制。尽管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与金帐汗国的可汗之间常有分歧,偶尔也有战争,但直到它在14世纪40年代走向终点之前,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一直是向金帐汗国纳贡的臣属。作为回报,可汗允许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在内部事务上拥有完全的独立。在国际竞技场上,加利西亚-沃里尼亚自始至终得益于“蒙古治下的和平”。这一东欧国际秩序的削弱和最终崩溃也加速了作为统一国家的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陨落。
在今天看来,加利西亚-沃里尼亚解体的导火索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它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政治体却极其重要,那就是统治家族的血脉断绝。具体到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即其统治王公家族的断绝。丹尼洛王公的两个曾孙在1323年死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在与蒙古人的战斗中送了命,而在当时,这场战斗是错误的选择。由于丹尼洛没有其他男性后裔,两位王公的外甥波兰的马索维亚[32]亲王博莱斯瓦夫[33]接管了他们的公国。博莱斯瓦夫身为天主教徒,却改宗了东正教,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尤里——对他而言,举行一场仪式就能获得政治利益显然相当划算。然而这对当地罗斯贵族波雅尔们来说却不够。这位新统治者无视他们的利益,凡事听从他从波兰带来的人的建议,令他们十分反感。1340年,波雅尔们毒死了尤里-博莱斯瓦夫二世,最后一位自称dux totius Russiae Minoris(全小罗斯公爵)的君主。这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的争夺,并最终葬送了这个公国。在15世纪上半叶,这个曾强盛一时的公国已经分为两部分: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归于波兰,而沃里尼亚落入立陶宛大公国[34]之手。
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三世[35]是波兰攫取加利西亚这场大戏中的主角。他在1340年第一次尝试夺取利维夫——从13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加利西亚的都城。以加利西亚波雅尔德米特罗·德德科[36]为首的当地精英阶层向蒙古人求援,并在后者的帮助下击退了波兰人的进攻。然而卡齐米日三世在1344年卷土重来,并夺取了这个公国的一部分土地。1349年德德科死后,波兰军队占领了利维夫和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其余地区。第二年,立陶宛军和本地军队又将他们从沃里尼亚赶了出去,但波兰人在加利西亚站稳了脚跟。14世纪中叶,数以百计的波兰贵族从波兰王国的其他地方来到加利西亚,搜求作为他们战功酬劳的土地。在卡齐米日三世看来,附带条件的土地所有权能够保证这些贵族阶层不忘守卫这个新省份的职责。
直到15世纪30年代,波兰王国才完全吞并了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的罗斯土地,将其变成罗斯(罗塞尼亚)和波多里亚诸省。大约在同一时期,作为对当地贵族(既有波兰人也有乌克兰人)要求的回应,王国向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贵族授予了无条件的土地所有权。与加利西亚和部分波多里亚并入波兰王国相关的最重要的政治进展,是本地贵族获得了与波兰贵族一样的政治权利,其中包括参加地方自治议会[37]。在自治议会上,地方贵族们不仅可以讨论本地事务,也可以讨论国家和外交政策。他们还获得了选举代表进入王国议会的权利。此外,在14世纪到16世纪间,他们成为阻止草原部落入侵加利西亚-波多里亚边境的防御力量,其地位变得愈发重要。他们也尽可能利用这种地位在波兰宫廷中谋求利益。
加利西亚和西波多里亚被并入波兰王国后,开始受到波兰式贵族民主、日耳曼式城市自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教育滋养的影响。然而一些乌克兰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影响的代价过于高昂了,让这一地区丢掉了半独立的地位和波雅尔式上层贵族政治,即王公权力及其对本地政治的主导。文化上的波兰化不仅影响了上层贵族阶层,也影响了地方贵族。罗斯工匠加速从本地城镇中流失,而东正教信仰也面临来自罗马天主教会的有力挑战。
立陶宛大公国展现了另一种将乌克兰土地合并入外来政治体的模式。大公国在与波兰对手的激烈竞争中夺得沃里尼亚,还得到了基辅地区。与加利西亚-沃里尼亚不同,基辅直到14世纪之前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蒙古的直接统治下。因此较之波兰模式,立陶宛模式更有利于本地精英政治影响力、社会地位及文化传统的存续。
在其最著名的君主格季米纳斯[38]大公的统治下,立陶宛大公国在14世纪上半叶出现在乌克兰舞台上。格季米纳斯是一位事实上的帝国建立者,也是立陶宛统治王朝的开创者。根据某些记载,14世纪初期,格季米纳斯将他自己的一位王子任命为基辅王公。这似乎没有立刻对这个公国的地位产生影响,然而随着率领本地部众的立陶宛王公们开始将鞑靼人逐入草原深处,变化会逐渐显现出来。决定性的一战发生在1359年。这一年,在今乌克兰中部的锡尼沃迪河[39]河畔,格季米纳斯之子阿尔吉尔达斯[40]率领立陶宛和罗斯军队击败了金帐汗国在黑海大草原上的主要部落诺盖鞑靼人[41]。其结果是立陶宛大公国的南部边界得以向南推进到黑海海岸的德涅斯特河河口。至此,立陶宛大公国不仅成为基辅罗斯的强大继承者,也成为大部分乌克兰土地的统治者。
立陶宛人将他们自己的格季米纳斯王朝的代理人派到罗斯,但格季米纳斯的后裔比10世纪的留里克先行者们更快地本土化了。立陶宛统治者们与当地罗斯家族通婚,乐于接受东正教和斯拉夫式的教名。罗斯在文化层面上的统治地位加速了立陶宛人的文化融入。直到15世纪,立陶宛的精英阶层还持有异教信仰,如今却受到拜占庭东正教权威的影响。罗斯书记语(Rus'chancery language)基于10世纪末由基督教传教士们传播到基辅的教会斯拉夫语,如今成为立陶宛大公国官方通用的语言。大公国的法令在16世纪被称为《立陶宛法典》,也是基于《罗斯正义》。除了王朝的连续性之外,立陶宛大公在各方面都成为基辅罗斯的事实继承者。一些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个国家视为一个立陶宛-罗斯甚至罗斯-立陶宛政治体,而非一个立陶宛人国家。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大公国夺取了大部分乌克兰土地后,造成了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变化。在对罗斯精英阶层和罗斯社会的接纳和同化上,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差异极大。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到了一些类似倾向的出现和增强。这些倾向导致了诸罗斯公国自治权的丧失。到了15世纪末期,罗斯公国将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版图上被彻底抹去,基辅罗斯自10世纪开始的王公时代也就此终结。
【注释】
[1]Pax Mongolica,史学名词,仿自Pax Romana(罗马治下的和平),指蒙古帝国的征服对亚欧大陆的社会、文化及经济生活所产生的稳定效果。
[2]Bukhara,中亚古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南部。
[3]Samarkand,中亚历史名城,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撒马尔罕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曾为帖木儿帝国都城。
[4]Sudak,今克里米亚南部城镇。(www.xing528.com)
[5]指斡尔答(Orda Ichen)和拔都(Batu Khan)。两人均为铁木真长子术赤之子。他们继承的蒙古领土被称为金帐汗国(钦察汗国)。
[6]Riazan,今俄罗斯梁赞州首府,位于俄罗斯中部联邦管区奥卡河河畔。
[7]Kozelsk,位于今俄罗斯卡卢加州。
[8]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0—1252),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46年,他奉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前往蒙古上都哈拉和林,觐见蒙古大汗贵由,成为第一个到达蒙古宫廷的欧洲人。他在其《蒙古行纪》中留下了西方对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亚、罗斯等地的最早记录。
[9]Danylo(1201—1264),丹尼洛·罗曼诺维奇,或称加利西亚的丹尼洛一世,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他在1253年受一位罗马大主教加冕为罗斯国王。
[10]Mykhailo(约1185—1246),基辅大公米哈伊洛·弗谢沃洛多维奇(Mykhailo Vsevolodovich,1237—1239,1240—1243)、切尔尼戈夫王公(1224—1236,1243—1246年在位),亦称切尔尼戈夫的圣米哈伊洛。他因拒绝放弃基督教信仰而被拔都下令杀死,因此被视为殉道者。
[11]Roman(约1152—1205),加利西亚-沃里尼亚王公罗曼·姆斯季斯拉维奇。
[12]Vasilko(1203—1269),沃里尼亚王公(1231—1269)。
[13]Voevoda,亦作Voivode或Vaivode,古斯拉夫语中部队长官的称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
[14]Sarai、波斯语中意为“宫殿”,为金帐汗国首都。此处指老萨莱(拔都萨莱),位于今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支流阿赫图巴河河畔。
[15]Yarlyk,亦写作jarlig,源自蒙古语,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指可汗的“许可”。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东北罗斯的王公们需要接受雅尔力克以获得对自己土地实施统治的权力。
[16]Kumis,即马奶酒,在13世纪由鞑靼人发明,其中最高级的是用黑马奶酿制。
[17]Yaroslav Ⅱ(1191—1246),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二世(1238—1246年在位)。
[18]Aleksandr Nevsky(约1221—1263),诺夫哥罗德王公(1236—1252年在位)、基辅大公(1246—1263年在位)、弗拉基米尔大公(1252—1263年在位)。他使今俄罗斯西北部地区免遭天主教国家征服,因而在1547年被俄罗斯东正教会封为圣人
[19]Teutonic Knights,中世纪时期由罗马教皇组织的修士骑士团之一,正式名称为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圣母马利亚骑士团,1198年成立于今巴勒斯坦境内的阿卡(Acre)。1809年,拿破仑解散了作为军事组织的条顿骑士团。1929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宣布条顿骑士团成为纯宗教修士会。
[20]Liakhs,亦作Liakhy,乌克兰语中对波兰人的旧称。
[21]Lviv,亦译作利沃夫(俄语发音),乌克兰西部主要城市,利维夫州首府。
[22]Lev(约1228—约1301),加利西亚的列夫一世、哈利奇王公(1269—1301年在位)、罗斯国王(1269—1301年在位)、基辅大公(1271—1301年在位)。
[23]Innocentius Ⅳ(约1180/1190—1254),1243年至1254年间任罗马天主教教皇。
[24]拉丁语,意为“罗塞尼亚国王”。
[25]指1253年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与波希米亚国王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二世之间的战争。
[26]Burundai(?—1262),金帐汗国将军,曾参与1240年攻打基辅的战役和1241年击败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蒂萨河之战。
[27]Cyrill(?—1281),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西里尔三世。
[28]Maximus(?—1305),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1283—1305年在任)。
[29]Petro(?—1326),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1308—1326年在任)。他被视为莫斯科的主保圣人。
[30]Tver,中世纪俄罗斯封建公国。在争夺俄罗斯未来领导权的竞争中,特维尔曾是莫斯科最大的对手。1485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最终吞并了特维尔。
[31]Turaǔ,亦作Turov,白俄罗斯南部城镇,在中世纪时曾为图罗夫公国。
[32]Mazovia,波兰中部偏东历史地名。
[33]Boleslaw(1305/1310—1340),即波兰皮雅斯特王朝马索维亚亲王尤里-博莱斯瓦夫二世(Yurii-BoleslawⅡ)。
[34]Grand Duchy of Lithuania,存在于十二三世纪至1569年的欧洲国家,在1569年加入波兰-立陶宛联邦。
[35]Casimir Ⅲ(1310—1370),波兰皮雅斯特王朝国王(1333—1370年在位),被称为卡齐米日大帝。
[36]Dmytro Dedko(?—1349),通常被认为是一位加利西亚波雅尔,可能是后来波兰-立陶宛联邦大贵族奥斯特罗斯基家族的先祖。
[37]Dietine,波兰语作Sejmik,14世纪下半叶开始存在于波兰及1564年开始存在于立陶宛大公国的贵族领地自治机构。波兰王国的全国议会则被称为Diet(波兰语作Sejm)。
[38]Gediminas(约1275—1341),立陶宛大公(1315/1316—1341年在位)。他开创的立陶宛大公国成为一个连接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帝国。他被视为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建立者,并流放了留里克王朝最后一位基辅王公斯坦尼斯拉夫。
[39]Syni Vody,即今锡纽哈河(Syniukha River),是布赫河的一条左支流。
[40]Algirdas(约1296—1377),立陶宛大公(1345—1377年在位)。
[41]Noghay Tartars,亦作Nogais,主要生活在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个说诺盖突厥语的民族。在15到17世纪间建立了诺盖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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