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周黎明新书《一秒24格》的时候,特别留意看了一下作者介绍,排在“影评人”之前的,是“双语作家”和“文化评论人”,这蛮有意思,在不少知识分子那里,影评人的确不过是他们的“第三身份”。
阅读这本书的间隙看手机,发现这样一条信息:热映的《我不是药神》观众已突破8000万人次,而且这还不是终点,它有望向1亿观影人次冲击。电影的话题性,为《我不是药神》带来了成千上万篇来自媒体、影评人与影迷的评论,但蹊跷的是,知识分子群体对它保持了集体的沉默。
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席电影评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回忆起这一群体普遍关注的电影,还要追溯到张艺谋2002年《英雄》公映时所引发的大讨论。此后虽偶有类似《一九四二》这样的电影进入知识圈,但多是个体发声,群体讨论的热烈现象很少见了。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社交媒体平台的频繁更迭制造的喧嚣与浮躁,已经容不下有思想深度与批判精神的声音,撤离或者识趣地自我隔绝,成为知识分子的主动做法;二是现实题材成电影创作的凤毛麟角,过度商业化、强调消费属性的电影无法承载有价值的评论。
提到这些背景,是因为周黎明这些年来虽然以影评人为大家所熟悉,但他的写作却一直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切入的。只是与其他人有所区别的是,他在美国的工作经历,使得他的评论角度更多地喜欢从好莱坞切入,并且以东西方文化差异为主基调,把笔下的每一部电影都当成解析两国文化与思想、社会及人性的镜子。他的影评写作,符合知识分子谈电影的格局——在任何时候,他们的视野都不会只被一部电影的主体形象所阻碍,从电影出发并永远高于电影,是他们共同的写作追求。
电影产生100多年来,“一秒24格”固定不变,这是胶片载体的制式所决定的,谈论电影的“一秒24格”,可以等同于谈论电影的基本常识。“一秒24格”是规定,是限制,但一切创造也恰恰在此约束下完成,这正是电影的魅力所在,决定在这24格上铺满什么成为判定电影人创意水平高低的关键。优秀的电影评论,可以被认为是电影的第25格,它独立于电影之外,但这一格,会丰富电影的信息量,延长电影的生命,使电影更紧密地镶嵌进人们的精神生活。(www.xing528.com)
周黎明的这本书所评价到的电影,近两三年来公映的新片占了很大比例,比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爱乐之城》《爆裂鼓手》《海边的曼彻斯特》《逃出绝命镇》《敦刻尔克》等,在观察与写作的时效性方面,周黎明是紧密又高效的。美国作家、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她的第三身份也是影评人,她有一个观点,“电影的视觉快感是询问的快感”。在周黎明的影评文字中,“询问”也是一个关键词,比如,在他心目中并不算出色的《爱乐之城》为什么获得了好莱坞的狂热爱恋?《爆裂鼓手》里的师徒关系为什么设置得并不高明但却赢得观众喜爱?《逃出绝命镇》为什么比想象中的还要高级?……从询问出发,将读者带离观影印象,站在更远一些的地方重新审视这些电影,往往会有新的发现。
知识分子开始少谈电影甚至不谈电影,不只在中国是这样。有一篇名为《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了》的文章,对“书呆子”没法提起对公共话题的兴趣进行了梳理,文章怀念被称为“美国知识分子首席歌星”的作家苏珊·桑塔格。作为影评人的她,曾写过不少优质影评,对科幻电影的套路有非常专业的认识,甚至在活跃的时代,还曾与美国著名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宝琳·凯尔进行过“决斗式”的观点大战……最后,这篇文章将美国知识分子的“懒惰”,归因于“有线电视的新闻战争与脸书上的互撕”以及“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四年制的大学学位,导致了思想讨论的潜在市场变大”——说白了就是有文化的人多了,人们不再需要知识分子的教育与影响。
记得微博刚兴起的时候,这个崭新的媒体阵地,有过数位知识分子在此撰写影评,现在他们的微博有的沦为一片“荒地”,有的干脆消失无踪。没有他们的影评可看,是一种遗憾。因此,坚持写影评、出版影评书的周黎明,显得更加稀缺。电影评论,不能只被“公号体”刷屏,是时候呼唤更多人的归来了。
(《新华每日电讯》2018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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