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寄居者》，最想知道那个叫艾德勒的报业集团创始人在现实生活里究竟有没有对应者。严歌苓在这本书中所使用的叙述语气，令我完全相信《寄居者》是她对某人的口述实录进行艺术加工后的作品。所谓“某人”，就是书中女主角玫，一个在美国唐人街长大，于20世纪30年代回到上海的华裔女子。
她爱上了为躲避纳粹屠杀到上海避难的犹太男子彼得，为了他，玫不惜将一个长相与彼得相似的美籍犹太人艾德勒哄骗到上海，只为玩一个张冠李戴的把戏——偷用艾德勒的护照将彼得带去美国。
《寄居者》塑造了一个新鲜的中国女子形象，玫个性叛逆，小布尔乔亚情调严重，摇摆于两个男人中间，爱情的热忱与背叛在她身上存在得那么自然而然——在阅读的时候，你要时不时地提醒自己，哦，她成长的背景并非当时处在战乱中的中国，她对日本人、德国纳粹的愤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来自家仇国恨，而源自他们伤害了她的恋人和朋友。严歌苓从思想根源上给玫卸掉了形而上的枷锁，因而玫对那个时代的视角，因为个人化而显得十分独特。这是《寄居者》的最大特色之一。
《寄居者》还原了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醉生梦死、灯红酒绿的上海。作为上流阶层的玫，当钢琴女郎和家庭教师，只是她对抗家庭约束的一种手段，而身着能“勾起男人欲望”的旗袍，参加鸡尾酒会，和男朋友在酒吧喝得大醉，抓住每一个机会享受浪漫，才是她存在价值的最好证明。《寄居者》用一句话为玫进行了全面的开脱——“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因而，不但玫的形象没和那个时代脱节，她处处所体现出来的末世情结，恰恰是那个时代焦躁、紧张、恐惧的最好映衬。
60多年前，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疯狂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当时的上海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的城市，先后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名犹太难民。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媒体曾对此进行过一次集中报道。这是一段很珍贵的历史记忆，它表明当时深受战火侵害的中国人民，对其他国家的受难者仍有着包容和接纳的宽广胸怀。(www.xing528.com)
这段历史需要好的文学或影视作品来记载，《寄居者》无疑是一部既具备反思历史、探讨人性的价值，又拥有现代人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表现手法的作品。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作家开始掌握将文学与历史和现实巧妙结合的技巧。严歌苓的写作风格很洋气，但并非完全西式的，她的文字严谨中有着拿捏自如的灵活，具有奇妙的阅读吸引力。
除了玫，《寄居者》对两位主角彼得和艾德勒的描写也栩栩如生。尤其是彼得，通过《寄居者》，我们会对具有隐忍、认真、执着等典型性格的犹太人有更为深入的认识。而在艾德勒身上，我们也可以明显感受到美国人的乐观、热情和宽容。他们对于上海而言都是“寄居者”，但在这座城市里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最具喜剧效果的是艾德勒先生，如果不是玫把他骗到上海，或许他很难从一个一事无成的美国混子成长为一代报业大亨。从乱世情爱入手，讲述时局变迁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寄居者》在这一点上做得炉火纯青，期待早日在银幕上重温这个故事。读完它的另一个印象是：它完全是为一部优秀电影量身定制的作品。
（《文艺报》2009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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