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解析

一般来讲主流意识形态是指在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都必须具有同化大众意识的凝聚力，使社会在统一思想、目标和方向中迈进。主流意识形态一般具有社会政治权力，而社会政治权力就是被大众接受和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获得合法性。在当今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如果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减弱或者丧失，那么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也会消减，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怀疑，造成社会出现信仰危机。因此，今天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至关重要，它对于保证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保持全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引导大众意识和控制大众行为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4]换一种说法就是，任何社会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作用。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是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社会整合，主流意识形态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不管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如何不同，其根本任务都在于控制社会成员，整合社会大众。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能够保持其统治地位，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就在于资产阶级把有利于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通过表面上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掩盖下，把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价值观念通过学校、家庭、教会等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渗透给个人，并把这些价值观念变成社会个体的自愿认同和接受，这样资产阶级就把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变成个人的心理和本能需要，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就变得让个体无法意识到，作为社会常识来接受和传承。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大众文化时代要求当代的文化形态从计划经济的产品文化向市场经济的商品文化转型；从政治文化向娱乐文化转型；从以往的政治说教向寓教于乐转变。只有如此，作为国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借助大众文化的支撑，很好地承载它的历史使命。[5]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治文化，它的生产和传播是严格控制在国家手中。由于当时我国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处于隔离状态，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源极其匮乏，因而大众在接受和认同以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产品过程中不存在比较和选择。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被赋予了政治意义，政治文化就像社会凝聚剂一样无处不在，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团结整合在一起，稳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生产所需要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从70年代末到1992年以前，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政治文化氛围里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这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知识精英的启蒙身份再度被政治文化确立，他们重新开启对人们思想的指导。政治领域的相对民主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复苏带来了文化领域的变化，随着文化对外交流的深入，海外的大众文化传入中国。港台地区的邓丽君、刘文正、谭咏麟的流行歌曲，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以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内地，以其活泼的迥异于政治文化和严肃叙事的新姿态感召着人们，如同春雨慰藉着在经历过政治高压和与外界隔绝的中国人民的饥渴心灵，被知识精英认为是庸俗文化的靡靡之音的商业化的大众文化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并以不可遏制的姿态快速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确立了市场的优越地位，在政治逻辑之外的市场逻辑正式得以承认，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幅提高，社会的物质财富获得了极大的积累，社会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许多新的观念和价值判断促使社会文化出现了变化，文化开始面向市场，文化事业单位逐渐向文化企业形式转变，中国内地本土化的大众文化的商业机制走向成熟，本土化的大众文化得以快速崛起。从流行音乐、通俗小说、电影、电视剧、时尚杂志、戏剧、动漫、网络游戏等大众文化形式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了人民大众的生活。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壮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结构层次原有的平衡，使主流意识形态与精英意识都受到了影响。

（二）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双重聚焦关系

考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必须以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为基点。这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双重聚焦关系，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

1.大众文化在中国社会异军突起，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作用构成了强大的冲击(www.xing528.com)

首先，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价值取向迥然不同，造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崇高价值的瓦解。在当前的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7]它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当前中国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对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主流意识形态以社会安宁、秩序稳定、道德伦理和谐为主要目标，具有同化和整合大众意识的凝聚力，使整个社会在统一思想、目标和方向中前进。大众文化是商业化和工业化的产物，它为商业利润驱使，创造出具有商业价值的作品，按照大众文化自己设定的模式进行创作，这样生产出来的作品往往是脱离社会现实的，不成型的价值形态、文化品位，有时会在话语上不断嘲讽、闲侃主流文化，导致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的冲突。

其次，大众文化作品里体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更强化了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的解构。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舶来品，后现代主义是对于此前的现代主义追求终极价值、意义、权威的一种消解。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世界本无终极价值与意义，也没有什么中心，没有绝对的权威，于是碎片化、平面化、消解权威、倡导感官愉悦，强调消费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导向。后现代主义的这些思想与大众文化的旨趣不谋而合，大众文化的世俗化促使作品更为鲜明地表现出普通百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旨趣，普通百姓群体没有太多的兴趣去思考主流文化的宏大叙事，也没有太多的余裕之心去沉思终极追求和终极价值，他们对切近世俗生活的内容更感兴趣。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对于个人价值和经济利益的追求，滋长了重利轻义、重欲轻理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性在大众文化中的宣扬和表现，与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以社会价值为本位，以集体主义原则为核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兼顾合理的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念是相背离的。

第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凭借于科技和经济方面的优势，通过经济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传播进来，大众文化作为软权力成为最好的同化、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宣扬其社会民主制度和基本价值观。还借助于现代大众文化如电影、广播、国际互联网、时尚刊物、音乐、广告等形式公开或隐蔽地推销西方社会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大众文化产品携带的各种“意义”在不断地颠覆、解构和重构着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使他们因迷恋西方的文化，而放弃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因此，对于中国主流政治文化来说这种软性的文化殖民有着更大的冲击。

2.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相互合作，成为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载体

第一，大众文化有利于政治沟通，认同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大众文化的发展给国家政权提供了一个亲民式宣传平台。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经验获取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直接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获取知识转向更多从大众传媒汲取。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为大众的政治参与和国家的政策宣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信息平台，在政治传播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大众文化鼓励人们在民主参与方面实现更广泛的利益表达，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大众对于社会发展的参与度低的情况，大众文化带来广泛的信息流动，使更多的人能接触到，参与到大众文化中来。大众文化借助现代媒体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下对大众进行着意识形态的灌输，并努力提高大众对政治生活的关切度和增强大众主动的参与意识，尊重大众的意见，重视大众的参与，使大众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下，将主流意识形态同化进个体的心理结构中，认同现存的制度和现行统治的合法性。[8]

第二，大众文化的娱乐和消遣功能带给社会大众的精神慰藉和情感释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步显现，城乡、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各方面都存在问题，最突出的是迅速的社会变化、充满竞争压力的人际关系、社会消费市场带来的诱惑，这一切给人民大众带来的压力使他们需要精神的慰藉和情感的释放，大众文化产品成为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最多选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媒为大众提供了众多的娱乐、消遣和休闲节目；到处可见的娱乐场所，如KTV、电玩城、体验中心等通过一些游乐活动和服务来销售娱乐消费品；各种流行文艺作品中，宣泄着多种情感、感受和观念，大众都能从中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方式，从中获得情感的支持和安慰。大众文化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填补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及情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大众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内在焦虑和心理紧张，强化了大众对社会和国家的安全感和认同感。在这一意义上大众文化充当了安全阀门，使不满的情绪和不同的意见得到暂时的缓解，因此，大众文化实际上化解了社会矛盾，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综上，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既存在相互冲突，又有着相互合作，因此对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要辩证地分析对待。一方面大众文化具有的这种意识形态承载功能，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自身的作用机制，实现由传统的“严肃”、“正统”的政治文化形式向“娱乐”、“世俗”的文化形式转变，创造了新的载体。另一方面要求主流意识形态一定要发挥对大众文化的引领作用，克服大众文化的消极成分，建构对大众文化的引导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