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抵抗大众的视角：深入解析接受论

接受理论强调读者对于文本意义形成的重要作用。这种被称为“读者反映批评”的分析方法，伯明翰学派用来分析大众传媒及其再生产霸权与意识形态的方式，关注构成文本“符码”以及它们被解读的方式。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最为典型。

霍尔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述和“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在媒体研究中认识到：媒体在意识形态再生产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运作机制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相一致。媒体中意识形态信息是通过制造虚假的现实景象来发挥作用，原本可能引发问题的主题，经过自然化之后却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现实”。[6]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就是通过对大众文本进行细致分析，从而进一步分析大众传媒是如何在意识形态再生产中发挥作用的。霍尔认为：传播过程分为“编码”和“解码”两个阶段，在编码过程中，大众文化制作商基于政治、经济、文化和专业技术等因素，通过常见的语言符号，将上述信息转化为人们易于接受的信息，与此同时，大众则在进行着解码步骤。在这个过程中，编码者和解码者对于意义解读并不是完全对接的，经常会出现错位和误读。对此，霍尔给出了受众解读信息的三种可能性：主导性解读，这是一种符合编码者意图的解读。做出这种解读的人得出了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正统的、保守的信息，支持霸权意识形态；反抗性解读，这种解读意识到了文本信息中支配性，并且拒绝接受。采用这种解读方法的人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用非主流、非官方的方式来解读文本所传播的信息；协商性解读，这种解读处于主导性与反抗性解读之间，进行协商式解读的受众会接受支配性解读的部分信息，但是却能对之加以改造，以使之反映自身的需要和认识。[7]比如一位工人也许能接受报纸上宣传报道的提升工资导致了通货膨胀的观点，但仍然会为了争取更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而参加罢工。[8]从后两种解读已能看出霍尔认为的文本意义，不是单一固定的而是多义的，文本解读过程是意识形态因素与受众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不断斗争、冲突和妥协的动态过程，受众不再是被动的“文化笨蛋”而是积极的意义创造者。(www.xing528.com)

接受理论分析，更加突出了受众对于文本意义形成的作用，在分析的过程中，发掘受众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能动性解读，努力寻求其中抵制和抗争的力量。受众在大众文化的各类产品中，不是被动的受控者，而是能动的意义赋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