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大众生产者式文本的分析方法

文本分析是伯明翰学派进行大众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这里的文本不是文学研究中的经典著作，而是扩大到一切文化形式，主要集中在大众文化和媒介文化里，“这个意义上的文本不指一个在一种单一的刻录层面（写作、演讲、电影、服饰……）建构意义的场所，它是作为一种各层次的相互交叉而运作的。”[3]就是说，大众文化研究中“文本”是一种接合意义上文本，它并不是意义的源泉，而是为了特定的利益而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中被生产出来的一个场所。

文本分析关注的是各类文化产品与社会“整体性”的关系。尤其倾向于认为文化产品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在伯明翰学派独具特色的青年亚文化的分析中，通过对当时流行于英国中产阶级青年中的奇装异服、剃光头、开飞车、嬉皮士、重金属音乐及沉溺于毒品世界等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解读中，可以认识到一种对于英国主流文化“仪式抵抗”的文化意义。正如理查德·约翰生谈到文本分析时所说：“文本在文化形式中只是一个手段，严格说，它只是一种原材料，由此特定的形式（如叙事，意识形态问题框架，表达方式，主体位置等），可以抽象出来，它也可能构成一个更大的话语领域的一部分，或在其它社会空间里有规律地出现的形式的综合。”[4]这种文本分析力图呈现的是权力、政治如何塑造生活方式和流行时尚。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文本的意义不可能被嵌入固定不变的意义框架中，而且意义也不可能被生产者的意图所控制，意义是接合/表达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意义由谁、以何种方式、在何种语境下被赋予文化文本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在接合/表达的背后，其实就是文化霸权的争夺和确立，所以大众文化不是哪个特定阶级的代表文化，而是通过争夺意义赋予权而形成的文化领导权的场所。(www.xing528.com)

费斯克对文本格外重视，他认为，大众文本是指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生产出来、拥有大批量消费者并兼备标准化与创新性特点的文本。[5]费斯克受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影响，他注重对文本的分类与细读，重视文本的意义生产和受众对文本意义的演绎阐释，他的文本理论突出了文本的多义性。费斯克提出开放的生产者式文本，为大众的生产提供了可能，大众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拼装的方式，将文本进行再组合与再使用。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本毫无阅读障碍的平面结构，接纳了几乎所有的大众受众，大众能够在文本中随自身的理解来创造出新的意义，从而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所以，大众文本只不过是大众“权且利用”的一种文化资源，大众可以通过拼装的方式对它进行再组合再使用，这就是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式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