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能动性的研究视角分析

文化主义视角是伯明翰学派开创的。在该视角下进行的大众文化研究，把大众文化看作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兴起的文化，是一种本真的大众文化，强调一种作为大众生活方式的大众文化，突出文化经验的重要性和大众文化的日常性和生活化。文化主义在操作方法上侧重于一种民族志式的方法，民族志的方法来源于人类学，侧重实地调查研究，通过进入一个特定考察对象的内部，来发扬和展示相关的意义和行为。民族志方法的引入使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具有了真实感和现场感，真正客观地再现了大众文化研究对象。同时伯明翰学派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引入大众文化研究中，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确立了另一个文化霸权视角。这种文化霸权视角重视霸权、斗争和权力的关系，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霸权生产和被生产的场所”，是“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发生斗争、抵抗的场所”。这样就强调了大众文化本身带有“遏制和抵抗”的特征，也就说明了大众也有可能在大众文化权力斗争中有表达自身权利的行动。

文化主义视角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底层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注，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大众文化，强调大众在大众文化创造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突出人在文化中的重要性，坚持认为大众可以创造自己的文化，并不是被操纵、控制的对象。同时文化霸权视角强调要正视存在于大众文化中权力关系，大众通过自身“活生生”的行为可以抵御大众文化的操纵性。这两个视角在约翰·费斯克的理论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约翰·费斯克继承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并延伸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思路，实现了“从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到“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的转变，[1]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从电视文化来考察大众文化现象和大众媒介文本。他以理论旅行家的身份，将来往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文化体验与理论相结合来细致分析大众文化现象。他的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实践性、参与性、即取即用的适时性和日常生活的审美性。费斯克强调主体决定意义产生的观点，其观点明确地偏重大众或者受众的能动性。他把受众研究纳入个人研究的重点，主张把受众放回社会政治语境中去认识受众的主体性特征，认为受众不是无头脑、无个性的一味消极被动的文化笨蛋，而是有灵魂、有个性、有思想的能够生产和制造意义的主体受众[2]，他们可以能动地运用大众文化产品来交流，并创造出他们所需要的意义，从对抗性阅读中获得了抵制的快感，突出了大众在大众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主体建构和创造性意义的生产。(www.xing528.com)

费斯克关注受众的主动性、快感与符号抵制，提出了大众在日常文化生活实践中具有的积极主动、创造性抵抗的观点，因此费斯克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因过分地强调人的能动性而被指责为“不加批判的文化平民主义”（又译为“文化民粹主义”），但不容置疑的是，费斯克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回避的文化症候，他对于大众能动性的肯定为今天的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一条的新路径。

受众其实是一种大众的集合，通过个人对愉悦、崇拜、学习、消遣、恐惧、怜悯或信仰的某种获益性的期待，自愿做出选择性的行为，并在一种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形成。它受到统治者可能的或实际的控制，因而是一种集合行为的制度化形式。印刷媒介问世后，受众概念首次重大的历史补遗是“读者大众”的形成和发展，读者大众还帮助奠定了正在形成的公众概念。而电影的发明和影院放映方式的出现“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受众”。引自胡疆锋，陆道夫：《文本、受众、体验——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学术论坛》，2009年第3期，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