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概念首先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所说的领导权主要是指政治领导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文化领导权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使用的概念,也有人称文化领导权为文化霸权,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对大众文化研究贡献最多的理论思想。
葛兰西这样解释,现代西方社会的上层建筑存在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政治社会通过暴力方式进行统治,市民社会则是通过政党、教会、学校、家庭等各种文化机构,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宣传进行统一思想,进而认同现行的社会政治统治的。这样西方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领导权: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权”,是相对于政治社会即国家而言的;一种是“文化上的领导权”,是相对于市民社会而言的。在俄国,政治领导权比起文化领导权来说,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在更多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领导权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而通过文化宣传,通过统治阶级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6]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行控制的,是依靠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等广为宣传获得各阶级的共识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的。
但是葛兰西所理解的文化领导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压迫和支配关系,他认为统治者领导权的行使需要通过非暴力的控制使被统治者赞同。但是,由于双方矛盾与冲突不可能消除,其中必然有对峙和冲突,也必然会有让步和妥协,文化领导权的行使是占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与居从属地位的被统治者之间谈判协商的斗争结果。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一领导权的建立意味着这个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容纳了从属阶级甚至对抗阶级的文化和价值,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后者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7]在葛兰西看来,这一过程是借助于诸如家庭、教育制度、教会、传媒和其他文化形式得以实现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对“文化”因素的强调,葛兰西不仅强调领导权建立时所需要的大众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预设,也强调领导权获取时所采用的非强制性的教育、知识和道德改革等文化方式,还强调文化领导权实施时所产生的非暴力所具有权威性的文化效果。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领导权理论从基本的出发点来看,实质上讨论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问题,也就是作为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的控制机制与控制行为的问题。对于大众文化研究来说,最有启示的地方,就是建立文化领导权,一定要取得市民社会的同意以及夺取领导权的阵地战思想。葛兰西在大众文化之中发现了差异、矛盾和斗争。他将大众文化当作充满着谈判和斗争的场所,是一种既是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产生的,是抵抗和融合之间一种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8](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研究热潮,使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中的大众文化倾向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欧洲共产主义等在内的思想派别都借助于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充分强调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为阐释大众文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和理论选择。
总的来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理论,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执政,都要牢牢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并评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意义所在。同时由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转换了经济决定论的视角,他对于文化作为符号或作为一种具体条件下起社会整合作用的意识形态的理解所起的“转向”作用,对后世影响颇深。这一思想对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