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主要内容解析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强调主体决定意义产生的观点，其观点明确地偏重大众或者受众的能动性。费斯克关注受众的主动性、快感与符号抵制，提出了大众在日常生活文化实践中积极主动、创造性抵抗的观点。他认为，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大众在被统治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即弱势者把强权者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当作一种文化资源，对之进行一种再生产而得到的产物。其具体内容包括积极的受众理论、生产者式文本理论、以及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功能。

（一）积极的受众理论

费斯克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看成由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变成单质化的、被动的群体。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是包含了各种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所形成的、既有主动性又具有被动性的、不断分化组合的群体。大众这个群体是处于社会的不同阶层，同时分为许多层次的，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的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这个群体具有主动性。受众是“以主动的行动者，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围间穿梭往来的”[44]。费斯克认为，只有在回应宰制性力量的时候，大众才会形成，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不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群体；但是，大众也不会在宰制性力量前束手就擒，他们也绝不是意识形态体制下孤立无援的群体。费斯克一直强调的大众的辨别力和生产力。

费斯克的重要观点——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这个观点建立在他的两种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上。费斯克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以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为例，来说明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是在“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中生产与销售的过程。[45]费斯克对这一模式进行了解释，即电视节目制作商为谋取商业利润，把节目这种商品卖给广播公司或有线电视网；随后电视网通过播放节目将电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了广告商，这就是金融经济的全部运作过程。而在消费社会中，文化商品除了使用价值外，还拥有文化价值。所以费斯克认为，不能单纯地考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经济学层面意义，还要考察文化意义的生产与传播，这个金融经济运作过程不能揭示出大众文化流通与消费过程的全部机制。费斯克提出，在文化经济中流通的是意义和快感的传递，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受众以文化作品为资源的快感和意义的再生产，正是这个过程，大众文化才真正地成为大众的文化。大众的文化创造力，就在于对文化作品的生产性使用，大众的艺术是“权且利用”的艺术。虽然大众创造自己的亚文化所能依赖的源泉，是由制作商提供的，即每个人都可以在商品系统提供的资源中，创造自己的抵抗式文化，从而在文化经济的意义、快感和身份认同中呈现了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金融经济与文化经济之间实际是一种矛盾与冲突的关系。金融经济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因而必须遵循着现存的社会秩序的规训和意识形态的要求。这样，所有的文化商品在金融经济阶段都是一体化的霸权式的力量。文化经济则是与金融经济相对抗的一种力量，它体现了大众的文化需要，大众将这些单一化的文化产品转变为文化资源，使它们提供的意义和快感多元化。正是大众对文化商品的再生产，社会才能保持着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状态。大众是具有思想的能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需求，积极主动的谋取自身需要的价值，这就是得到费斯克积极肯定的生产性受众观。

（二）生产者式文本理论

费斯克重视大众对文本的加工和选择的研究。文本在这里已不是文学研究中那些具有杰出文学价值的经典之作，而是扩大到一切文化形式，尤其集中在大众文化那里。费斯克认为，大众通过对文化产品进行再生产，以创造快感和意义，但大众的这种再生产是有选择的，有的文本会被选择而变成大众的文化，有的文本就会被大众抛弃。费斯克在吸收罗兰·巴特关于“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生产者式”的文本观念来说明大众的这个选择。巴特的“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会引发文本不同的阅读实践。“读者性文本”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文本，易于阅读，没有给读者留下参与的空间；“作者性文本”的开放性特点，则给读者预留下了参与的空间，要求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文本意义进行建构，从中创造出新的意义。(www.xing528.com)

费斯克的“生产者式文本”也来源于他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他所说的“生产者式文本”指的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这种文本综合了罗兰·巴特的两种文本特点，既像“读者式”文本一样容易理解，又具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生产者式文本具有松散、随心所欲的特点，为大众对文本的选择和加工提供了可能，意味着大众可以随着自己的感受加以解读和理解文化产品，以适应大众“权且利用”的需要。

大众可以通过拼装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快感和意义的生产，拼装大众文本进行再组合再使用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拼装是被统治者从统治者的资源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的一种手段。[46]生产者式文本与拼装方式实际呼应了费斯克对于大众文化的基本立场：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它必须同时包含强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强制性力量的可能，这样大众文化才成为具有内在颠覆力量的抗争性文化。

（三）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

阐明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是费斯克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关注点。费斯克认为，文化具有内在的政治性，主要涉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权力的分配及可能的再分配，大众文化的进步作用主要表现在微观政治领域，能够对社会变革起到持续向前的推进作用。

按照费斯克的观点，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变革模式，一种是激进形式，即指社会革命；一种为大众模式，保持着权力持续进行的过程，是非激进的，能够相应地缓和现有体制内双方的极端对立，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也能维持身份认同。相对于社会革命，它是进步的。大众文化的政治性就表现为隐形的政治化意识之中，“在合适的社会条件下，它能赋予大众以力量，使他们有能力去行动，特别是在微观政治层面，大众可以通过这种行动，来扩展他们的社会文化空间，以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影响权力的再分配。”[47]费斯克一直强调着大众文化的这种非激进性，他不否认，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隐形的政治意识会显化为政治行动，所以决不能低估微观政治的社会变革的潜能。比如在内心的幻想世界中逃避意识形态殖民势力，虽然不会导致宏观层面或是微观层面的社会行动，但是却建构了这种行动所需的心理基础。

而大众的快感、受众的体验就是对自己权力的捍卫，在符号权力的抵抗中实现受众的自己身份认同，这就是费斯克赋予微观政治的重大使命：大众文化成为具有内在颠覆力量的抗争性文化。因此，不应该低估大众文化的微观政治的社会变革的潜能，与先锋艺术在宏观层面的政治性效果，它的进步性效果是很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