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解析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思想资源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因素，事实上，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以外，德赛图以及罗兰·巴特、葛兰西、巴赫金等人都对他产生了影响。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于大众文化理论影响最深的是他提出的“文化霸权”（hegemony）概念的新理解。文化霸权最初来自希腊文，用于表示来自于别的国家的统治者，后来被广泛用来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葛兰西赋予了文化霸权新的生命力，他用文化霸权来描述社会中各阶级间的关系，不是完全的政治统治，也可以是意识形态控制，通过一个阶级控制另一个阶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达到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

葛兰西这样解释，现代西方社会的上层建筑存在着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政治社会通过暴力方式进行统治，市民社会则是通过政党、教会、学校、家庭等各种文化机构，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段来统一思想，进而使大众认同现实社会的政治统治的。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军队和警察）来维持，而是通过文化宣传，通过统治阶级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39]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这个文化霸权是以服从和同意为基础的。在这个意义上，霸权概念更适合替换为领导权概念。

要对人民行使领导权，则必须获得人民的同意。首先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获得大众的认同，这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才能使大众群体达到积极同意。但是，由于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消除，其中就必然产生对峙和冲突，也必然会出现让步和妥协，反霸权的意识和表现形式就会不断地出现，致使意识形态之中总是存在着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而这种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是在不断地谈判和协商的结果，最终达到一种运动中的平衡。在葛兰西看来，这一过程是借助于诸如家庭、教育制度、教会、传媒和其他文化形式得以实现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对“文化”因素的强调。葛兰西不仅强调领导权建立需要的大众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预设，也强调领导权获取时所采用的非强制性的教育、知识和道德改革等文化方式，还强调文化领导权实施所产生的非暴力但具有权威性的文化效果。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理论，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执政，都要牢牢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并评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意义所在。同时由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转换了经济决定论的视角，他对于文化作为符号或作为一种起社会整合作用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为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向，他对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最大启发，就是大众文化不再是统治阶级单方面的意识控制，而是充满权力的双向博弈运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就是以这样一种态度为基本前提的。

法国学者德赛图关于弱者对强者的抵制策略的理论也影响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德赛图在《日常生活实践》里探讨了大众在日常文化实践中所实行的逃遁和规避行为，也就是大众的抵制。(www.xing528.com)

德赛图的抵制包含了三层涵义：一是抵制的场域是日常生活实践，如游戏、步行、烹饪和购物等；二是抵制的主体是社会底层的大众；三是抵制的对象是压制性规训。这样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抵制”意味着“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40]，即“避让但不逃离”。避让的是文化规训，不逃离的也是文化规训。德赛图关注的抵制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文化抵制，主要关注大众在文化活动中，如何冲破现已存在的、强加于自身的某种束缚，来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自由空间。德赛图认为，大众文化的消费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战术袭击，大众是通过文化消费活动而创造的意义实施着对统治者的抵抗。大众消费者被他形象地比喻为采取“权且利用”战术对体制进行攻击的游击队员，大众文化制作商被喻为正规军，在正规军与游击队的较量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差距，处于弱势的游击队只要不被打败，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实质是一种关于权力的理论，它向我们展示了控制力与反控制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消费领域的强者与弱者的权力斗争也是一种文化斗争，因为“每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生产行为，因为消费的过程，总是意义生产的过程”。[41] 大众文化作品消费中也会出现这种斗争，虽然消费者不能控制大众文化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消费者能够按照个人的理解使用大众文化，使它部分地符合自身的利益，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取得弱者对强者的胜利。费斯克指出，德赛图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坚信被宰制者所拥有的能动性力量，以及体制在这种力量面前的脆弱性。德塞图的抵制理论给予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提供了极大的养分。

俄国形式主义与法国结构主义是探讨身体意义的重要阵地，罗兰·巴特、巴赫金等人的身体与快感的理论对费斯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巴特揭示了文本与快感、享乐、欲望之间的关系。[42]在他看来，作者与读者之间，通过文本进行着一种欲望的传递，作者希望通过文本带给读者某种意识形态，但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是一种身体行为，而身体是脱离意识形态的，与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意味着变动不定、随心所欲、漫无边际的意义生产。因此身体构成了最终的差别性，同时又是任何结构活动的原理，成为抵抗文化控制的据点。这样，巴特认为，身体担当了去神秘化、去中心化的任务，成为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自由空间。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解，人们在消费大众文化时所享受到的快感是一种包裹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糖衣炮弹，当人们沉醉于大众文化作品或服务带来的感官上的愉悦时，也就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大众文化承载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果身体与被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是相分离的，那么意识形态就不是不可抗拒的。巴特的理论赋予了身体与快感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

巴赫金提出的“狂欢理论”，把身体的快感看做是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巴赫金研究了中世纪的狂欢后发现，名目繁多的狂欢庆典对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在狂欢节中，决定日常生活结构和生活秩序的法律条文以及各种清规戒律等非狂欢的东西都被抛在一边。”[43]这些被抛在一边的清规戒律本质上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平等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自由自在、亲切随意的接触，这种颠覆性的意义蕴含在肉体快感的释放过程中。

罗兰·巴特、巴赫金关于人的身体与快感的理论对于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产品给人带来快感的体验类似于狂欢。比如电影、电视作品中无厘头的表现方式就相当狂欢活动中的放荡不羁和荒诞不经，最终表达是对权力与权威的蔑视与嘲讽。这种理论资源给予费斯克的大众文化抵抗注入强大的理论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