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的演变与转向

当人们面对着现代社会流行的文化潮流，种类繁多的大众文化产品时，每个人都很难抽身其外，生活已与大众文化密不可分了，但对于学者们则是大不相同，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经历了从厌恶到参与，从蔑视不屑到主动研究的过程。这其中为大众文化正名的，应当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

伯明翰学派是以斯图亚特·霍尔、托尼贝·内特、约翰·费斯克等一批理论家为代表，是围绕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创的理论学派。伯明翰学派主张文化唯物主义，成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推动了当代社会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他们对贬损、混淆大众文化的精英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毫不妥协的批判，并将大众文化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伯明翰学派以符号学为工具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了解读与分析，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看法与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兰克福学派侧重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伯明翰学派则侧重于分析大众在大众文化作品的生产与消费中能动力量。

伯明翰学派强烈反对把大众当成一块由文化工业随意涂写的白板，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主动观众”论，即认为大众不单是文化的受众，“大众在观看或接受文化产品的过程中，接收但不是接受全部的信息，大众会以主体的身份自由地对信息进行分流、修改等重新阐释。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表明大众对大众文化的接受和反馈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其结果并不一定是大众被塑造成毫无批判的个体，也包含大众本身对于大众文化的反抗和消解。”[36](www.xing528.com)

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明确表达出对大众文化肯定的态度，重新界定了大众文化概念，认为文化本身没有阶级之分，真正打破了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大众文化研究不再是知识阶层所不屑的门类，而是成为一门生机勃勃学术研究。伯明翰学派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大众在接触大众文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了文化主义研究的新视角，他们把大众看作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兴起的文化，强调一种作为大众生活方式的大众文化，突出文化经验的重要性和大众文化的日常性和生活化。在操作方法上侧重于一种民族志式的方法，侧重实地调查研究，通过进入一个特定的考察对象内部，来发扬和展示相关的意义和行为。

伯明翰学派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引入大众文化研究中，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这种文化霸权视角重视霸权、斗争和权力的关系，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霸权生产被生产的场所”，是“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发生斗争、抵抗的场所”。[37]强调了大众文化本身带有“遏制和抵抗”的政治品格，说明了大众也有可能在大众文化权力斗争中出现表达自身权利的行动。霍尔曾说，大众文化既是支持和反对权势者的文化斗争场域之一，也是这场斗争输赢的利害所在，它既是霸权出现的地方，也是霸权站稳脚跟的地方。[38]伯明翰学派积极介入的学术品质和对文化政治的批判精神，使大众文化在后文化研究时代走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伯明翰学派强调要正视存在于大众文化中权力关系，大众通过自身“活生生”的行为是可以抵御大众文化操纵性的。这一点在约翰·费斯克的理论里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约翰·费斯克是伯明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他的大众文化理论强调主体决定意义产生的观点，其观点明确地偏重大众或者受众的能动性。他认为受众可以能动地运用大众文化产品来交流，并创造出他们所需要的意义，从对抗性阅读中获得了抵制的快感，突出了大众在大众文化接受过程中的主体建构和创造性的意义生产。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开辟了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视野，引起理论界强烈的反映。费斯克关于大众抵制权力控制的理论分析显得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