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批判的思想渊源：深入解析法兰克福学派

任何时代的理论形态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受到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为现实情境中政治和社会集团的某种需要服务。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体系就是一种产生于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理论，有着它独特的社会根源和思想理论来源。

（一）社会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其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这种理论的形成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德国法西斯极权统治时期和美国垄断资本繁荣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在亲历了两个国家后发现，虽然纳粹的德国法西斯极权统治和工业发达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两个社会都是一体化高度集中的，这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1.德国法西斯极权统治时期

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德国政治危机，德国的魏玛共和国软弱无能让民众极为不满，双重危机和民众对强权统治的渴望把希特勒的纳粹党推上了历史舞台，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国家元首，标志着德国法西斯体制的确立。法西斯主义盛行于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实行独裁统治和全面控制。

在政治方面，希特勒废除了德国的民主制，实施政治上的专制独裁。主要表现在：实行纳粹党一党专政，解散和取缔了其他政党，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地位；确立个人独裁的领袖原则，把领袖原则加诸在内阁之上；同时加强舆论控制，残酷镇压左派政治势力和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对整个社会言论实施监控；并且大规模建立集中营，关押和处死政敌、犹太人、吉普赛人。

在经济方面，实施国家强力干预和全面控制，使德国的经济成为高度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纳粹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中止了自由市场，主要目的是优先发展军备工业而限制消费品的生产。纳粹当局严格地控制着企业生产，加强工业生产的标准化，导致中小企业的破产和被大企业的兼并，这样国家工业生产就掌握在纳粹当局手中。

在文化方面纳粹当局设立了宣传机构，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进行反动宣传，强化纳粹主义精神的宣传，加强对大众传媒的控制。而且纳粹当局尤其重视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工具作用，严格控制广播、报刊宣传不利于纳粹主义的东西。实行严格的文化艺术审查制度，每一部文学作品都要送交审查，经认可后才可出版。大肆迫害进步文化和非纳粹文化。纳粹当局煽动大学生焚烧“非德意志文化”的书籍，清洗公私博物馆，迫害和驱逐进步文化人士。从1933年到1938年底，共有约5000多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1]

法西斯政权对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行全面控制，德国变成高度专制的社会。此时，德国的文化已变成纳粹党控制民众的重要手段，言论自由成为奢望。作为一个主要由犹太学者组成的左派知识分子团体，法兰克福学派因而受到法西斯的威胁和迫害，1933年研究所被迫封闭后，研究所及其成员处于四处流亡的生活中，先是迁到日内瓦，后又到巴黎、伦敦，最后迁到美国纽约。

法西斯主义带给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创伤与痛苦记忆加深了他们对法西斯极权统治和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成为当时研究最重要的任务。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极端形式，这种形式出现并能维持的原因就是它对群众的文化和心理操纵。法兰克福学派把法西斯主义看做是启蒙精神辩证发展的产物[2]。启蒙精神旨在弘扬人类理性，从而“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3]。这种原本旨在控制和支配自然的理性力量，却在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成为一种支配人类的力量，反过来控制、操纵人类。“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4]。所以，追根溯源，正是启蒙精神本身蕴含着法西斯主义的根源。

法西斯主义政治统治的权威是借助大众媒介控制来实施的，因为法西斯主义不可能用合理的论证来争取民众，所以它就从心理上着手，激发民众非理性的、无意识的行为。大众传媒正是充当了这种操纵的工具。“当群众被法西斯宣传所掌握时，所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本能的和冲动地自发的最初表现，而是他们心理的伪科学的新生，群众的心理被他们的领袖接过来改变为他们自己进行统治的工具”[5]。无线电广播是当时最有效的宣传工具，纳粹党以强迫手段，组织公众集体收听，进而掌控民众的心理，把个体的人转变为“群众”。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到极权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这种关系，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但是他们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实质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大众文化是维护极权主义的温床，用无线电广播产生出来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品，表面是迎合愉悦民众，但实际上却是极权主义操纵与控制大众的工具。

2.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繁荣时期

从19世纪后期，美国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民经济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大集团手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明显增强，特别是1933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危机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为加强。市场已不再依据需求来生产，而是按政府的订货来生产，许多产品价格也不再遵循价值规律，而是由垄断组织操纵，自由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降低。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经济。

在政治方面，由于共同利益的驱使，不同资产阶级政党在对内对外政策越来越趋于一致，同时资方和劳工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缓和，劳资双方为了利益结成同盟，工人阶级政党大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和革命夺权的主张，而遵守议会竞选的规则，同意在既定体系的框架内活动。这样国家的统治由开始的镇压逐渐向行政管理迁移。[6]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劳动机械化、自动化的水平提高，工人花费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强度也日益减少，生产性工作和非生产工作逐渐同化，“蓝领”工人的数量在减少，“白领”工人的数量在增加，劳动的变化和职业分层的趋同导致了劳动者态度和意识的变化。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工厂，资本主义早期工人对工厂主的敌视态度逐渐开始消褪。这个变化使美国从根本上摆脱了政治危机，通过把否定的力量转化为认同的力量，在政治领域实现真正的一体化。(www.xing528.com)

在文化领域，美国文化产业领域的大众文化异常繁荣。大众文化排挤了高雅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美国学者麦克唐纳1944年撰写的《大众文化理论》里开篇就说，当时西方文化事实上是有两种文化，一种是高雅文化，一种就是大众文化。高雅文化是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为受众，思想的深刻性、审美趣味的艺术性都使高雅文化很难在普通受众中流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文化越来越成为赚钱的商品，而文化产品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扩大受众的群体，让普通大众成为它的消费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越来越往商业化、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大量粗制滥造的、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充斥着文化市场，大众群体日益沉浸在这样的文化消费的狂欢中。高雅文化受到了极大排挤，在文化领域内的地位逐渐下降，商业性的大众文化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体现了商业利益在现代社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生产的垄断性和控制性，就拿电影业来说，当时全美的电影业基本控制在派拉蒙、米高梅、华纳兄弟、20世纪福克斯、环球、联美和哥伦比亚八大影片公司手中，他们不仅垄断电影的生产，也垄断电影的发行和放映。这些公司往往操纵在实力更雄厚的金融资本手中，他们进行生产的主要目的就是赚取利润，所以不会太顾及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品格，与此同时文化生产的垄断者作为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也不希望文化产品中表现出对现存制度不利的倾向，所以电影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广大观众来说，就是逃避现实的场所和缓解压力的工具而已，不会提供对现实的尖锐批判。对此，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深刻地认识，《启蒙辩证法》中指出“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通俗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无法逃脱被去势的威胁，这是基本的法则。”[7]发达工业社会以商业法则消除了高雅文化的真理维度和反抗功能，把它们并入商业社会的秩序中，从而维持了文化总体上的单向度和一体化。[8]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亲身体会了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表现，开始认识到：虽然美国的社会形式与德国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美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只是两个国家在高度一体化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拥有发达工业文明的美国依靠强大的技术实现了对大众的控制。美国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社会生产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能力。技术的发展使普通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普通大众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便捷和利益，就逐渐放弃了对现状的反对，转而认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就此指出：“在发达工业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与群众脱离的、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新形式。”[9]由此，马尔库塞提出了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技术进步给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条件带来很大的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享受到原来仅为资产阶级享受到的生活。但技术发展也带来了负面效应，技术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机器设备的依赖性，人们习惯于依靠技术和机器来处理一切，离开了技术和机器，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失去了个体的自主性，造成个体逐渐失去了创造性。另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成为消费品的奴隶，社会不断地创造出虚假需求并强加给大众，大众的自由越来越受到控制。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批判主要以20世纪30、40年德国和美国社会状况为研究对象的，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对美国的大众文化的感受，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研究和批判大众文化的一个主要动力，而理论家们坚守精英分子的思维模式，反对向现实社会妥协和顺从的大众文化艺术，确实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到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对大众的控制，同时对美德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对大众的控制方式进行批判。

（二）理论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真正开始的标志是1931年霍克海默出任研究所的负责人，霍克海默把社会科学确定为研究所的工作重点，把“批判理论”作为研究所的理论指向。批判理论是面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它企图建构一种批判理性，用来探究社会中产生的新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体现了霍克海默为首的知识分子们介入社会实践的努力。

霍克海默认为，真正的辩证批判的理论起源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等范畴都是批判整体的基本要素，而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不是对当时社会的维护，而是要将它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10]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里面处处显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尤其是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当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众文化产品的商品性质日益突出，大众文化产品就成为商品，文化工业也成为一种商业。出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大众文化在竞相模仿、粗制滥造中丧失了本真的创造性。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是以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主要依据的。

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说是对早期异化学说的深化。马克思所认为的异化是指表现在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理解，对其大众文化理论的影响很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了“商品拜物教”。马克思根据价值理论来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商业社会，由于产品变成了商品，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离，导致人们不再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主要关注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它能值多少钱。商品的交换价值成为人与物之间的主导，这种现象就是物化。当物化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就出现了商品拜物主义。马克思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误认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现象称作为拜物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泛滥会让人们产生这样的认识，以为社会生活里制造出来的商品和消费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因此，商业社会里人的自身越来越被商品所吸引与控制，这是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表现。这种拜物教思想就是阿多诺文化工业拜物教理论的基础，因为阿多诺最经典的表述是：消费者真正崇拜的，是他自己为托斯卡尼尼音乐会门票所付出的金钱。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拜物教的深刻理解扩展到文化领域，认识到资本主义文化已是一种异化的文化，它从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力量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同化力量。[11]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也来源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是人与物的关系变成了由物支配着人，而且由于交换的原则被普遍的接受，人本身也成为商品，人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交换，而且人与人之间关系也遵循着交换原则，交换原则成为控制社会的普遍规则，人的一切关系无不打上物的烙印，人与人的质的差别开始丧失，而代之以量的度量。[12]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彻底的拜物倾向。这样卢卡奇将物化理论深入发展，并且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他对于物化的认识更加深刻，物化现象是人类生活中非正常的一种状态，物化存在的普遍性，迷惑着人们把对物的盲目追求变成生活的主要方式，所以导致人的主体性消失了。对于物化理论的深刻剖析，揭示出卢卡奇对于物化意识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卢卡奇对于物化的认识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基石。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霍克海默曾经说过：“我们确实深深地受惠于弗洛伊德及其第一批合作者。他的思想是我们的基石之一，没有它，我们的哲学就不会是这样。”[13]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可以这样概括：性本能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性本能是人最重要的本能冲动，平时以无意识状态存在人们的心理深处。它遵循着快乐原则，是决定着人的绝大部分活动包括精神创造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因，同时对社会具有很强的破坏性，是文明要加以控制的对象。

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意识是呈现于人的心理的表层部分，相当于人们常说的“理性”，无意识是深藏于人的心理底层，通常不会出现在人的表层意识中，通常会在人的梦境中出现。意识遵循着现实原则，会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状况调整着无意识的冲动。揭示出无意识的存在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通过揭示无意识的存在，证明了不存在人们通常认为的人的“意识”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14]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有力武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运用它分析大众文化借助广告、大众媒介等推销其产品，蛊惑人心，操纵和控制大众的技术与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手段异曲同工。在无意识心理结构的启发下，认识到大众文化对人们控制不仅限于意识领域，而且已深入到无意识的心理层面，因而断言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操纵是占据了大众的整个心理领域的。[15]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同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理论，他们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原则和拜物主义的无处不在，敏锐地觉察到了在文化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领域更是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了大众文化对大众心理的操纵，使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拥有了心理学维度，拓宽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