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经过列宁的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部分,是文化研究建设的指导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学说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中是里程碑式的理论。当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创造出法文中的“ideologie”一词来表示观念学,英文、德文中也相应出现了ideology和ideologie两个新名词,而马克思就是德语中ideologie的创制者。正是通过这个德语名词的创制和传播,马克思展示了他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内容。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着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基本形成的代表作。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主要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指出了意识形态真正来源——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倒立呈现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6]马克思不仅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来源,而且也指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来源于它的阶级性。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解释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人们的观念、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27]意识形态是在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社会中充满着各种利益冲突,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就利用意识形态思想家制作有利于实现统治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就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学说,是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它有如下的特征:第一,意向性,意识形态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它能以一些方式反映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方面;第二,意识形态没有绝对的历史,它是伴随着人类的物质生活发展而出现的,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是意识形态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前提;第三,意识形态是带有阶级性,本质上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第四,意识形态带有虚假性,它总是掩蔽或扭曲现实关系。第五,意识形态主张“观念统治着世界”。[28]
《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框架,在随后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多部重要著作中,马克思则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他提出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重点批判了物化意识和拜物教观念,这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成果,对于物化,马克思认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创造了劳动产品,这些劳动产品构成了巨大的物的权力,但是这些物的权力不但不归劳动者所有,反而倒过来支配劳动者。这种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而这种普遍的物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的表现就是拜物教观念。马克思揭示了这种观念掩盖下的基本事实,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获取了剩余价值,从根本上粉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把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引向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阐述对后世的影响深远。(www.xing528.com)
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基本精神,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对意识形态作出了新的说明。列宁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这样的新说法。他这样表述:“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29]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学说,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受一定的历史条件制约的;同时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另外,列宁肯定了社会存在是一切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基础和来源,重申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理论界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始终是从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出发来思考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切问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得出联系实践的理论。他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在进行新社会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遵循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指引,认真地吸收和借鉴人类历史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促进无产阶级文化更好的发展。列宁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和重要见解,不仅对苏联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的决定性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后来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也是最有影响的学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热度始终不减,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看法各不相同。卢卡奇认为,科学、真理和理论是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表征,意识形态尤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它不能改变已经产生错误的现实,因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能以正确的意识来表现现实。安东尼奥·葛兰西批评了把每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都解释成经济基础的直接作用,他从列宁和俄国革命那里得到启发,将意识形态与领导权(hegemony)概念联系起来,认为意识形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历史的首要因素。无产阶级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为最终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奠定思想基础。阿尔都塞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角度,考察了主体性,提出了著名的意识形态的概念。[30]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再现想象性社会关系的机制。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能没有意识形态,任何人都生活在意识形态中。在对意识形态理解的基础上,阿尔都塞还阐述了主体性建构理论,意识形态把个体作为主体召唤到社会的象征秩序面前加以“质询”,主体通过意识形态话语形成,同时主体又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总体来说,进行科学研究中,研究方法的选取是否得当,在很大程度上能决定着研究成果的成效。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必然和其他的文化形态发生相互联系,用辩证的态度来处理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存在的总体状况出发,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做出实质性的分析,分析各种文化现象中蕴含的特定的意识形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文化生产方式分析方法论,这是本书最基本研究方法。[31]
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上,本书注重采用现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文献研究法,即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中外大众文化的发展脉络,掌握大众文化研究发展的态势,提炼出可供建构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发展的规律;跨学科研究法,即综合应用政治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多学科交叉、多角度透视,以获得对大众文化发展的全面认识;比较研究法,通过中外大众文化发展的情况比较、不同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对比以及从政党、大众文化制作商和受众三个层面,分析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提出我们建设大众文化需要的继承和借鉴经验;系统分析法,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国家综合事业发展的一个子系统,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又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必须把大众文化的建设发展放在国家或社会大系统中进行考察,注意分析文化事业的建设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即社会其他系统)的关系。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大众文化所采取的系列发展措施。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结合地进行理论探索,对大众文化现实发展问题给予关注,以期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应于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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