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Bourdieu）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是“某一个社会空间中，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130]新闻生产也是在一个场域中进行的，它受到诸多力量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这些力量相互博弈，共同推动了法制栏目新闻话语的变迁。
（一）媒介与意识形态的互动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主导的政治理念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意识形态对新闻报道的渗透十分突出。媒体的功能被定位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过分强调政治的宣传教化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政治方略经历了从“人治”到“法制”，从“法制”到“法治”的过程，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将“法治”同“民主政治建设和人权保障有机地结合了起来”[131]。政治的民主和自由化为法制栏目的新闻话语变迁提供了政策环境。
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依法治国”，将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主导政治理念；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这为法制栏目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而以《小撒探会》为代表的两会报道的发展则是民主政治制度深入发展的缩影。2003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32]2005年又将“和谐社会”作为执政的战略任务，并指出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四权；而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要求“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133]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使民众的参与和表达更加活跃，两会报道也紧扣时代热点，更加注重民众的表达，从权威话语体系向协商式话语体系转变。
（二）市场逻辑的渗透与受众意识的引导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媒介组织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再是行政拨款，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市场需求生产新闻产品。来自市场的激烈竞争对新闻生产不断渗透，并影响着新闻话语的呈现。(www.xing528.com)
在受众选择多元化的今天，媒体要赢得受众必须在角色认知、报道视角、报道内容、报道形式和风格上强调服务功能，树立“一切为受众”的理念。因而在两会报道中不能只充当官方的“传声筒”，而是关注时代情绪，解读报道议案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内容和精神，传达百姓的心愿和诉求。从《小撒探会》的栏目主题来看，从2008年的“关注民生”到2011年的“2011+？=幸福”，2012年的“2012，幸福计划”、2013年的“微言大义，民生主张”、2014年的“2014，我最期待的改变”，报道内容和视角日益关注公民的普遍兴趣点，突出亲和力和亲切感；而从节目的形式看，从最初的“民生故事+演播室点评”模式到一张“心愿卡”连接百姓生活与两会，使百姓生活中要解决的问题同将要实施的计划、政策、措施对接，更加注重传播的针对性。与此同时，公民视角的引入和故事化、人性化的讲述方式也提高了受众的参与意识，使公众在观看节目时更能找到故事主人公与自身的“连接点”，营造“在场”的氛围。
（三）公民社会的崛起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平衡
哈贝马斯（Habermas）认为，公共领域“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共同福祉。”[134]
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制的完善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扩张了公民的话语权，使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的权利意识得到提升，他们迫切要求获知信息，参与民主法制的建设，加强与政府的对话。因此，《今日说法》的两会报道越来越重视引入社会多方消息源，平衡话语权，为社会搭建一个沟通与协商的平台。
与此同时，社会上“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严重对立也催生了主流媒体和新闻记者专业主义的觉醒。他们努力摆脱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束缚，以独立、专业的视角洞察社会；以真实、客观、公正、理性为职业操守报道事实，力图沟通两个舆论场，扩大共同的话语空间。正如《今日说法》栏目副制片人、责任编辑王宝卿所说，“尽管两会的报道是宏大的‘命题作文’，但媒体应当寻找与自身相吻合的气质与立场，大题小做、正题反做，在微观世界中体现宏大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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