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鲍曼现代性的理论-深入剖析鲍曼现代性观点

（一）鲍曼现代性的贡献

作为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鲍曼的现代性研究对学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鲍曼的现代性理论涵盖了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他的思维跳跃但并不显得杂乱无章，反而从多角度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性在不同情景下的多重面孔。

1.奠定了后现代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鲍曼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能从理论研究中发掘出后现代性的精髓，奠定了后现代性研究的理论基础。鲍曼不同于其他学者在现代性失序问题上争论，而是从源头入手，发现学界争议的原因在于对现代性本质的理解错误。鲍曼认为现代性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悖论，并进一步论述到：“现代性只是在为了实现有序而实施的各种干预似乎又在促成其他的失序，并带来失序的种种效应或者说‘非意图的后果’，这就造成了秩序整合念头的再生和重构。正是这种对秩序的永无止境地建构，使现代性处于不断追求确定性的行动中”。^[77]在此基础上，鲍曼一直在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帮助我们解读现代性问题，这就是后现代性：“人们在现代性生活的同时，后现代就一直如影随形地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或者说后现代犹如一根刺，从一开始就插入现代性的身体之中”。^[78]基于此，鲍曼逐渐将研究的重心从现代性转移到了后现代性。在鲍曼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著作中，他的这一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鲍曼最终认为：“通过后现代性能够反思出现代性的问题并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和建议。如果说现代性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永远消除矛盾、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追求清晰、纯净、透明和有秩序，那么，后现代性就是对现代性这一追求实现的不可能性洞察之后的现代性”。^[79]鲍曼以其严谨的论证和广阔的思路，奠定了后现代性在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也以其博学和善思拓宽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领域的视野，给人们以启发和指引。鲍曼对现代性本质问题的揭露无疑打碎了桎梏现代性研究的枷锁，为后现代性研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发现了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社会下的多重性特点

在鲍曼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笔者尤其认同的是鲍曼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鲍曼不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本质上的分析，指出了知识分子在现代性中的多重性特点，也让“立法者”、“阐释者”成为其代名词。正如巴赫金（Bakhein）说的那样，西方社会中的诸多悲剧和不幸大多都是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造成的，他们忽视了知识分子的意见和声音。“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80]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既是现代性审美的主体，又是自由美学的发起者；既是工具理性过度泛滥的最激烈的批判者，又是它最忠实的执行人。从发现了知识分子的多重性特点的角度来说，鲍曼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鲍曼对现代性社会下知识分子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他以开阔的视角和大气的写作风格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阐述，明确了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社会中的角色转变，对整个现代性的研究及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www.xing528.com)

（二）鲍曼现代性的理论上的不足

1.忽视对价值理性的追问

尽管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对现代性科层制可能产生的恶果给予了充分的、透彻的分析，但是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通篇的论述中他并没有对价值理性进行追问。关于价值理性，韦伯（Weber）这样定义：“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81]尽管鲍曼并没有提到价值理性，但矛盾的是在他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和举例论证中，我们总是能发现鲍曼真切地赞扬少数为了他人的生命而奋不顾身的人。遗憾的是，尽管鲍曼发现了这些，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作用，更没有深入论证他们存在的意义。这个小的漏洞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人们无法透视大屠杀及现代性的全貌，对整个现代性、大屠杀、科层制的认识也就蒙上了灰暗的色彩。而价值理性作为工具理性的对立面，以其微弱但顽强的力量，让人类即使在最残酷的条件下也不曾被工具理性征服，使大屠杀永远只能作为一种可能，而不能成为现代性的必然。

2.空谈道德而没有具体措施

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危机，鲍曼认为解决的途径是通过道德。但是鲍曼除了呼吁道德之外并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和措施，这无疑是现代性思考的遗憾和败笔。同时，虽然鲍曼关于现代性需要道德的理论论述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一想法却不够全面，因为他忽视了人文力量和道德审美的作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对善的事物给予美的评价，使人们在五千年的文化熏陶中确立了是非美丑的道德观，而这种鲜明的道德观也对抵制现代性下的非人性行为有着巨大作用。看来，这种人文色彩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也有可能成为拯救现代人于技术“铁笼”的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