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现代性思想概述及主要内容解析

在众多论述现代性的学者和汗牛充栋的现代性论文与书籍中，鲍曼的研究时间和研究深度都令人惊叹，早在1987年，鲍曼出版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一书便广受好评。作为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鲍曼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研究非常的深入，至今著作就有28部，而在现代性的研究中，鲍曼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与激情、审慎与思辨，其中，奠定鲍曼现代性地位的就是他的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现代性与大屠杀》和《现代性与矛盾性》，鲍曼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那么，鲍曼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呢？

在鲍曼看来，“只要存在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61]在现代性中，当代现代知识分子因为拥有对未来的主观预见，因此渴望从现代性社会中获得权力，成为制度的建造者，政府也渴望利用这种力量稳固地位，因此制度和计划成了必然，这也是鲍曼对现代性的核心看法，这种看法直接表现在他的书中，鲍曼指出：“我们可以说，只要存在饱浸于‘没有我们，定遭洪水灭世’的感觉之中，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听凭于对否则不会存有的一切进行设计（即对本己进行设计）的冲动，它便具有了现代性”。^[62]可以说，计划是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的。

由于鲍曼的作品文学性强，不像传统学术文章一样论述，而是带着探索和提问的性质，因此本文从其比较具有特色的观点入手对鲍曼现代性思想进行研究，以求能理解得更为准确。

（一）现代性下的知识分子

1.知识与权力结合的必然性

鲍曼认为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有必然性的。鲍曼指出：“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的行为与活动都被种种不确定因素所包围：对旱洪水的惧怕，对野兽强盗的恐慌、对疾病伤痛的担忧甚至对未来的担忧……可以说，一切能给人类带来伤害的可能都被人们排斥。”^[63]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促使他们进行思考：一方面，文明与野蛮、开化与愚昧、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迷信等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和执行力，而知识分子自身是无法做到的；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国家的稳定与统一需要不断发展与灌输一种跨越阶级、超越种族的“国家意识”，这与其自身的统治需要紧密相连。在漫长的历史中，统治者发现，知识是进行灌输的唯一合适的力量，而国家本身却不具备这一能力。因此鲍曼指出：“统治者寻求知识分子的智慧，而知识分子也借助统治者的权力实现了自身理想”，^[64]知识分子能力的发挥需要与权力相结合，而国家权力在寻求合法化的过程中又与知识的力量密不可分，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

2.制度与道德的传教士

因为知识分子普遍有着较高的修养与社会参与意识，不确定因素对人类带来的伤害激起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对本领域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进行启蒙教化和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来达到消除不确定性的目的。知识分子的立法雄心加上国家机器赋予他们的立法使命，赋予了知识分子规划、设计社会的权力，让他们设计监狱、劳动救济所和其他社会机构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除了立法，在道德上，知识分子们通过唤起人们的关怀、忠诚和促发自我阐明的活动等一系列方式建立道德准则，让人们在意识上进行自我约束以弥补制度上的空白，如尽管法律并没有对见死不救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通过道德上对见死不救的批判，人们依然会遵循这种规律，达到知识分子——这些现代性国家“立法者”——的目的。鲍曼说：“就这样，知识分子和国家相结合出现了新的情况：国家扩张它的权力，原来由教会履行的布道的职能现在转交给了国家，而国家再将其改造成一种全新的职能……这种‘权威’和‘立法’更像是现代社会中被制度和科技取代的传教士一样，们在新的地方以不同的身份宣扬着一种稳定和制度，而知识分子，则成了现代性下的新传教士。”^[65]

（二）现代性下的悲剧——大屠杀

1.大屠杀的社会必然性

鲍曼在《对秩序的追求》一文中指出：“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为不可能的诸多任务中，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被凸现出来。”^[66]确实，从现代性驱逐不确定性的那一刻起，现代性国家就已经开始从天平的一端导向另一端——现代性的制度约束下的另一种崩溃。随着现代性的不断发展，许多平时不可能发生的悲剧不断被重复：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奥斯维辛的悲剧令世界震惊，不久之后，同样的悲剧也上演在苏联。

如果说鲍曼对知识分子是一种放血式的批判，那么对大屠杀的论证就是入骨性的揭露了。德国和苏联的悲剧让鲍曼敏锐地认识到，大屠杀和苏联模式都是现代性计划所导致的结果。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在深刻反思之后得出了令人震惊结论：大屠杀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发事件，相反，它的发生与现代性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大屠杀就是深深根植于现代社会本质中的，是无论现代文明如何修正也无法弥补的。鲍曼通过深入的分析论证，让无数为现代性自豪的学者直冒冷汗：“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功能失调，不是偶然的过错，而是一种必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结果。当科层制统治集团使他们的指示以理性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时，现代性处境中的人们丧失了按照道德来行事的人性本质，被迫去盲目地遵守游戏规则。而这种必然的悲剧恰恰根植于现代性的内核——现代性的本质理论追求——对秩序的一种永无止境地建构”。^[67](www.xing528.com)

2.大屠杀的庞大规模与道德盲视

鲍曼认为：“大屠杀的存在不是当权者的个人问题，而恰恰是通过理性本身，它与集权化的政治权力合谋产生压迫和不自由。”^[68]那么，在一个理性的时代，大屠杀为什么会存在呢？这就要从现代性的理性设计探讨了。理性设计本身需求的是一种确定性，而社会恰恰是不可能确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不确定的因素。反观大屠杀中的犹太人，由于历史、社会、经济等原因被定义为一类具有不确定性的特殊群体——异乡人，这种不确定性严重地阻碍了对现代性的井然有序的秩序的追求，因此被现代性国家所排斥，成了现代性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实体，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是要被管理、被同化、被驱逐，甚至被连根拔除的，而理性分析后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屠杀。但实际上，异乡人代表的不是邪恶和肮脏，他们代表的是一种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而进行网格式的消灭无疑是一种非人性的举动，这也暴露了现代性的致命缺点——绝对地确定性与绝对地不负责任。

鲍曼在他的力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写道：“德国政府大约杀害六百万犹太人，按平均每天杀害一百人的速度计算，需要将近两百年的时间……人们可能被激怒，但怒气不可能持续两百年。”^[69]尽管大屠杀有了其存在的原因，可是大屠杀为何规模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呢？随后鲍曼引用沙比尼和西维尔（Sharbini&Shivell）的观点，提出了官僚机构科层制是其根本原因的观点：“彻底的、全面的、无遗漏的屠杀需要用官僚机关来代替暴徒，用服从权威来代替满眼的狂暴……他通过责任层次对终极权威作出回应——不管是什么样的意志”。^[70]在鲍曼看来，大屠杀的根本原因正是现代性的科层制，由于科层制的权威和绝对服从，大屠杀变成了有组织和计划的行为，为那些彻底、系统的种族灭绝铺平了道路。

（三）对传统现代性思想的批判

1.现代性理性规划带来的自我矛盾

在阐述分析现代性的同时，鲍曼对现代性的批判也是明显的。上文提到，现代性通过对不确定性的排除，追求秩序与完美。这样的设计实现了理性的规范，将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很好地发扬光大，同时有效地克服了管理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人治因素与经验主义，避免了许多因个人问题而带来的损失，从而保证组织实现有序化并保持高效运转。但是尽管现代性的管理体系带来了诸多好处，尽管知识和权力结合的目的是为了根除不确性，但它并没有妥善地解决所有不确定性，相反从某些方面却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当国家机器与知识分子从理性的角度选择某种行为以满足国家利益的时候，这种行为本身带来的争议、损害甚至自相矛盾则是这些“理性规划”万万没有想到的，这就造成了现代性理性规划下的自我矛盾。

例如，在现代性社会，教育应当被看做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方面，这不仅是社会的必要，也应当是知识分子根据理性设计观念得出的根本结果。然而事实正相反，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伟大启蒙家眼中，民众不过是“永远的野兽”，卢梭更是极端地写道：“穷人不需要教育，暴力才是使他们依附于国家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任何其他东西”。^[71]而这些言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知识分子一方面承担着教育的使命，而一方面却又无视对民众的教育。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国家的角度，管制要比教育对国家稳定的影响来得更快，效果也更明显。鲍曼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评价：“在这些嘲讽和蔑视的大合唱中，倘若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始终如一的主题的话，那么这就是对民众的恐惧，这些游移不定的、无所从属的人，在大街小巷四处暴乱，他们反复无常，行为难以预料。”^[72]鲍曼认为。这种对民众的蔑视其实也源于现代性对确定性和计划性的要求，而民众的不确定性显然打破了这种要求，因此，知识分子对民众的教育目的就产生了变化。鲍曼进一步指出：在现代性的教育上，教育的目的不是为民众传授知识，而是使其学会服从。因此，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社会在任何个人作出自己的决定之前，已经规定了何种行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何种是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并冠以社会利益的名号，而制度和教育给现代性社会中每个人强制要求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服从。

2.过度追求秩序导致的道德盲视

鲍曼认为：“现代性带来的是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和一个专门化、科层化、规则化、技术化和非人格化的现代管理体系，但是现代性也具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这样的现代性是没有任何对是非善恶的区分机制的。”^[73]这也意味着，如果法律规定流浪者是不符合社会管理秩序的，那么往往到最后对流浪者的处理方法就会由救助、矫正逐渐发展为驱逐、管理甚至屠杀，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旦现代性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错误，或者某种错误的、不正确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被体系视为合理，那么在接下来的计划与实践中，现代管理体系就会以最大化的力量设计制度、理性执行，最终达到这个目标，过程中的任何行为也都会被视为合理，而这也是现代性最可怕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屠杀就体现了“科学种族主义”、“社会改造工程”的意识形态与现代管理体系的完美结合。^[74]这种制度带来的缺陷和弊端是难以通过体制自身进行改变的，换句话说，如果现代性下的体制和系统能够按照他自身认为的最理性化发展，那么他最终必然会带给人类痛苦，这也是鲍曼宣布现代性无法自我完美的原因之一。

（四）现代性的衰弱与后现代性的预言

既然现代性的弊端如此深刻，那么现代性是否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呢？鲍曼对现代性是否终结的问题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鲍曼无法回答的原因很多，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的巨大变化，民族性、地域性特点逐渐减少，整个人类文化正呈现着逐步同化的发展态势。而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鲍曼始终不能确认这一系列深刻变革，是否真的意味着一个与前一个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的状况的来临，现代性是否真的已经开始衰亡消失，还是仅仅只是一个低谷或者过渡时期。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指出“当代社会的衰弱并不预示着现代性的终结，也不预示着人类苦难的终结。尤其是它并不预示着作为知识分子使命的批判的终结，而且它绝不意味着这种批判是多余的”。^[75]可见，鲍曼并没有明确宣布现代性灭亡，尽管其认为现代性的维持机制目前已被削弱，但是，对这些问题依然迫切地需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或理论进行描述和解读。尽管无法确定现代性是否终结，但是鲍曼却在分析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后现代性。鲍曼的后现代性世界观坚持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生活中不存在对现实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而存在着不能被彻底消除的矛盾，不期望去发现没有风险和谬误的最终公式。”^[76]在鲍曼眼中，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具有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后现代性往往是解决现代性矛盾的关键。鲍曼认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能从后现代性中得到启发与指导，引发人们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也会带来新的秩序，从而影响未来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发展。这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把鲍曼的后现代性称为“后现代智慧”或“后现代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