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过程研究：揭示译者思想和心理活动的探讨

（一）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

翻译的历史极其悠久，自从人类有了语言，持不同语言的族群之间相互交流，翻译的历史就由此拉开了帷幕。虽然翻译的历史可追溯到人类历史记载之初，但翻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得到重视和研究却是在20世纪后半叶。詹姆斯·S.霍姆斯（James S.Holmes）是翻译界的领军人物，他为翻译领域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72年，霍姆斯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英语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文章《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51]此文章“被普遍认为是翻译领域的成立宣言”。^[52]在这篇文章中，霍姆斯构建了翻译学的一个整体框架，明确阐述了他认为翻译学所应包括的分支以及各个分支研究的侧重点和内容。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使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语言学等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而且使翻译学内各项研究的划分更加明晰，为此后翻译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霍姆斯对翻译学科内的划分后来由以色列著名的翻译研究学者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用图表清晰地呈现出来，如图1所示：

图1所描绘的仅仅是霍姆斯翻译学结构图的一部分，霍姆斯关于翻译学划分的整体框架在此就不赘述，本文主要集中于对霍姆斯首次提出的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process-oriente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也就是翻译过程的研究。

图1　霍姆斯的翻译学结构图（部分）^[53]

如图1所示，霍姆斯将翻译学主要分为两类：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纯理论翻译学注重翻译学理论的研究，又可分为翻译理论和描述性翻译研究两个分支。其中，描述性翻译研究主要注重三个方面的研究：翻译产品、翻译功能、翻译过程。翻译产品方面的研究，也就是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注重译本与原本的比较研究，或者是同一原本的几个译本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霍姆斯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有构建翻译通史的可能性。翻译功能方面的研究，即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注重对翻译文本产生背景的研究，研究一个译本何时何地产生，为什么会产生，以及译本产生了何种影响。翻译功能的研究将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引入翻译学领域。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最后一个分支即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注重对翻译过程中译者思想及心理活动的研究。自霍姆斯提出翻译学结构之后，翻译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在翻译过程研究方面前人也曾尝试进行了朗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s）研究，即把译者叙述的翻译过程录下来，但目前在翻译过程方面的研究较少，还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二）翻译过程研究

前人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较少，宏观方面主要有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三阶段翻译体系，微观方面以朗声研究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长栓教授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为代表，以及从译者角度出发翻译决策方面的研究，下文将一一进行阐述。

尤金·奈达是目前公认的翻译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在翻译方面的核心思想是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奈达将翻译过程宏观地表述为分析、转移、重构（analysis，transfer and restructuring）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www.xing528.com)

图2　奈达的三阶段翻译体系^[54]

从图2我们可以看到，从宏观方面来说，翻译过程主要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对原语进行分析，理解原语意思；其次由原语转移到接受语；最后进行重构，将原语意思用接受语表达出来。尽管有些许差异，译者在翻译文章时大都要经历奈达所归纳的这三个阶段。但奈达所表述的三阶段翻译体系仅从宏观上表述了翻译过程，对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活动、翻译步骤、翻译策略采取没有作详细的分析。

朗声研究（think-aloud protocols）^[55]最初是由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克莱顿·刘易斯（Clayton Lewis）提出的，用于收集分析用户在使用其产品时的所想所思。朗声研究要求从事特定工作的人在完成特定任务时进行朗声思维，以了解他们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想法和感受，得到的不仅仅是完成任务后的结果。后来，这种方法被运用到产品开发、心理学以及包括翻译、翻译过程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曾经有人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翻译过程方面的研究，但可以找到的数据很少。笔者认为，运用朗声思维研究方法对译者在翻译文章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想法和感受进行录音，随后对录音进行深入分析，挖掘译者采取每个翻译步骤、翻译策略的潜在想法和考虑，在翻译过程的研究中是十分必要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长栓教授在《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详细阐述了非文学文章的详细翻译步骤。与国内大多数翻译方面的书籍不同，其他的翻译书籍大多注重从宏观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探讨，讨论翻译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强化翻译实践训练，而此书是为数不多的包含从微观角度详细描述翻译步骤、翻译过程内容的书籍。此书涉及的范围较广，主要是李长栓教授的实际翻译经验总结，其中，第四章“Google，电子辞书和词语翻译”对本文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作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笔者深知翻译的不可捉摸性，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也没有权威的评价标准，对翻译过程的规范更是少之又少。翻译的初学者往往随性而为，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进行译作，注重对翻译结果的评价，然而缺乏对翻译过程的重视，忽视了在翻译过程中应有的扬长避短和归纳总结。在李长栓教授的书中，他着重列出第四章阐述翻译工具的运用，这是信息时代译者翻译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56]简单来说，李长栓教授认为译文要经过目的语的检验，小到单词、词语的翻译，大到句式结构、文章结构的采用均要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为了做到这一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将译文放到目的语中进行检验，实际操作即是对原文中词语、短语、搭配进行对应的目的语搜索，然后将查到的表述放入目的语搜索工具中进行反查，将不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表述一一排除，保留最恰当的表述。这个过程不断循环反复，最终的译文将是译者尽力所做的最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译文，也是最恰当的译文。这个检验的过程十分琐碎，但却必不可少，在刑法中译英中尤为重要。

李长栓教授所倡导的将译文放入目的语中进行检验的思想与描述翻译学的思想相契合。上文提到的吉迪恩·图里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的教授，也是目前世界著名的翻译学理论家。他曾将霍姆斯的翻译学结构用图表清晰地呈现出来，^[57]研究重点是将文化和社会背景因素引入翻译领域的描述性翻译学。“相对于规定性翻译，描述性翻译最大的特点是其系统整体性。”^[58]吉迪恩·图里研究翻译行为的规范，力图归纳制约译作的所有因素，希望构建一个影响译作因素的完整体系。与李长栓教授的思想一致，图里的研究以译作为出发点，将译作置于目的语的文化和社会系统中进行检验。具体的方法分三个方面：首先将译作置于目的语系统中进行检验；其次对比分析原本与译本之间的差异，概括出翻译行为规范；最后用概括出来的行为规范约束将来的翻译行为。正是在译文要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李长栓教授和图里教授采取了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进行了上文所述十分琐碎却至关重要的翻译过程。

以下，本文将重点针对刑法中译英的翻译过程进行研究，旨在通过对刑法中译英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的翻译步骤、翻译决策方面的研究，把握翻译过程与译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得出一个普遍的高质量、高效率的刑法中译英的翻译过程，并且归纳这种翻译过程在促进译者自身素质水平提高方面的作用，希望能对提高刑法中译英翻译的质量与效率及译者素质水平总结些许经验，提出些许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