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笛艺术考级与两岸社会差异的详细解析

大陆短时间内就形成了陶笛艺术考级制度，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这些原因自然不能够作为解释台湾没有形成陶笛艺术考级制度的原因。但是通过探索大陆陶笛艺术考级背后的社会原因，我们或许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台湾没有形成考级制度的原因。而这些潜藏在考级背后的因素，将决定台湾、大陆两种陶笛艺术道路的未来走向。

（一）大陆陶笛艺术考级之原因探析

首先需要对大陆陶笛考级作一个简要的历史梳理。社会音乐考级起源于1889年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音乐考试，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经我国香港地区传入我国上海、广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时至今日，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后的社会音乐考级足迹已经遍布中国。^[26]陶笛艺术考级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发起陶笛艺术考级的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陶笛艺术委员会（简称中国陶笛艺术委员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国家级陶笛学术社团，于2010年5月成立。^[27]在其成立后不到两年，经过申请，2012年文化部即正式批复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申请试行开展陶笛专业艺术考级的申请》，同意陶笛专业进行考级活动。2013年，陶笛艺术委员会开始举办全国陶笛艺术考级。^[28]从成立到开始考级，不到短短3年，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陶笛艺术委员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促成陶笛艺术考级？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①为了更好地推广陶笛。在《陶笛学习漫谈》一文中，陶笛艺术委员会会长赖达富统计后认为：“大陆陶笛爱好者的队伍越来越大，每年以超过10万人的速度在递增”。^[29]截止到2012年，大陆“已经有50多万陶笛爱好者”。^[30]陶笛艺术委员会作为一个陶笛艺术的专业性全国机构，自从建立以来的确在推广陶笛艺术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31]随着学习陶笛的人越来越多，陶笛艺术委员会进行陶笛考级可以进一步规范陶笛艺术，给广大陶笛爱好者一个艺术标准，通过考级促进他们的学习热情，规范他们的表演，从而提高我国陶笛演奏的整体艺术水平。②树立陶笛艺术委员会的权威。陶笛艺术委员会作为唯一一家全国性的陶笛专业学会，如果要建立其在全国的权威，一个手段是将全国的有名的陶笛演奏家、制作家都纳入其麾下，另一个手段则是在这场文化空间的“革命”中建立规则——而考级具有建立规则的得天独厚的优势。③这是一种制度惯性、思维惯性的体现。陶笛艺术委员会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的最新成员，其他较为大众化的民族乐器都开设了考级，^[32]作为后起之秀，陶笛艺术委员会要和其他委员会一样——至少在外表看是名副其实的一个专业委员会，而不是让其他专业委员会认为陶笛仅仅是一种玩具乐器——开设考级便是一种制度性的选择了。④开设陶笛艺术考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陶笛产业链。陶笛文化空间在大陆的扩展，一方面是艺术的普及传播，而另一方面则是产业经济的扩张。陶笛艺术发展了，相关的陶笛制作、教学演出、机构培训都会随之发展。可以说，陶笛艺术的发展会带动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发展，基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则会进一步扩大陶笛的影响力。

这些原因中，哪一个是最显著地作用于陶笛考级呢？如果没有陶笛考级，哪个因素又会被最大限度的削弱呢？如果回答了这些问题，就可以更进一步的揭示为什么陶笛考级没有在台湾出现的原因。从推广陶笛来看，即使没有陶笛考级，在陶笛艺术委员会的推动下，陶笛艺术也会得到很好的发展，陶笛考级仅仅是制定了一些艺术级别，对真正热爱陶笛的人来说，艺术是没有级别的，他们不会因为没有考级制度而减少对这个乐器的热爱——台湾没有陶笛考级但是陶笛依然风靡就是例证。从建立陶笛委员会的权威来看，既然有别的专业艺术委员会也并没有建立考级制度（例如箜篌委员会）——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它们在全国的专业地位——因为在中国现在的体制框架内，如果再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委员会与之抗衡的话，其本身就是规则的制定者，权威性来自于其唯一性与专业性。这样也就同时可以认定制度惯性与思维惯性也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艺术的发展本身就是流动的、多元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关于经济利益，或许应该从更深的角度去分析。首先，从正向即经济利益作用于陶笛考级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就不能否认经济利益是促成陶笛考级的重要原因。除了上述分析过的陶笛考级可以带动整个陶笛艺术产业链外，通过对首届陶笛艺术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陶笛考级背后的经济动因。《中国民乐报》2011年公布了陶笛艺术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成员。从目前笔者掌握的信息来看，其中，龙韵乐坊顾龙星总经理为副秘书长，风雅陶笛公司的史岩为理事，乐土木笛负责人侯义敏为常务理事，洪啸陶笛负责人赵洪啸为副会长，八度陶笛万慧总经理、厦门雅笛孙建刚总经理为常务理事，^[33]赵亮副会长还有自己开设的陶笛专卖店。这些人不仅在陶笛委员会任职，并且自己就是陶笛制造商或者经销商，推动陶笛考级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由于陶笛考级会催生专业教学的需要，而目前艺术培训会带来高额的回报，想必陶笛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成员们也会为此而获益^[34]。其次，从反向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陶笛考级，哪个因素会被最大限度地削弱——陶笛考级的有无和是否推广陶笛、陶笛艺术委员会的权威建立都关系不大，而一旦没有了陶笛考级，考级辅导市场就不再存在，整个产业链将会断裂，带来巨大经济影响。陶笛考级最深层的原因一定是根植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中的，而经济原因则是陶笛考级背后最大的驱动力——至少对于制定陶笛考级规则的制造家、演奏家、老师们来说，考级的有无决定着他们收益的多少。

（二）台湾未产生陶笛艺术考级之原因探析(www.xing528.com)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大陆产生了陶笛考级的原因并不能解释台湾为什么没有形成陶笛艺术考级，即不能认为台湾缺乏经济利益这一主要推动力。但是如果经济利益是大陆陶笛考级产生的主要原因，带给我们启发的是，台湾没有出现考级的原因可能恰恰和经济利益无关。但这种猜想是否属实，还得从两岸社会的本质差异开始分析。

在我国大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2010年人均GDP为4428美元，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35]但是，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为47132美元，^[36]中国不足其1/10。2010年台湾地区人均GDP为18303美元，也远高于我国大陆。并且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人均收入就达到美国的将近50%。^[37]发展阶段不同是两岸社会的最根本不同。

1977年，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寂静的革命——西方公众变化中的价值观和政治方式》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后物质主义概念，论述了后物质主义的有关原则。英格尔哈特所罗列的后物质主义目标包括：让人民在政府决策中更多地说话，让人们在工作中更多地发言，拥有一个更个人性化的社会，保护言论自由等。也就是说后物质主义不是看重一般的物质生活，而是注重生活质量、自我实现、政治自由等。^[38]1995年，英格尔·哈特等在《全球价值观变迁前景》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逐渐改变了大众的价值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对经济保障的强调会逐渐减弱，而归属、自我尊重和个体自我实现的需要会变得日益重要。虽然人们仍关注社会、经济、政治上安全保障的价值，但他们明显增强了对自由、自我的表达，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等非物质主义方面的要求。^[39]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明显的关系。1999～2000年，“世界价值观测量”组织进行的第4次价值观调查，涉及占世界人口75%的60个国家，并覆盖了各种变量。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包括从人均收入每年只有300美元的国家到那些人均收入高于30000美元的国家。^[40]调查结果显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正相关联系，那些富裕国家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比率高，而贫穷国家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比率低。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经济发展之间不是直线的关系，它是在经济发展富裕阶段才出现的现象。在经济发展的温饱阶段，人们以物质主义需求为主，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能增进幸福感。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例如，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为5000～6000美元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幸福感就会减弱，两者之间的曲线逐渐趋于水平。而在最发达国家，当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时，收入水准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联系。这表明，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边际效应开始降低，物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多地让位于非经济的考虑。在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之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才显著增加，并成为价值观的主流。台湾地区作为一个经济体，已经发展成熟，根据这一结论，目前台湾已经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追求其他非物质层面的满足。例如，台湾《远见》杂志于2009年7月发布了一项有关两岸年轻人价值观调查报告，台湾年轻人的人生目标第一名是“自由自在”（42.2%），其次是“家庭美满”和“工作稳定”。台湾年轻受访者认为关于“成功”的定义，选择“实践自己的兴趣”的最多，达36.2%；其次方为“拥有专业技能”及“高薪”。^[41]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台湾没有出现陶笛考级了。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台湾地区已经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让位于追求自我尊重、自我实现，陶笛这种新颖小巧的乐器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如此风靡（2300多万人中就有200万人会吹陶笛^[42]），与它能够带来人们一种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感觉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内心的满足和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即使没有考级，他们也会主动自觉地去提高自己的演奏技艺——极端点说，他们有可能不会去为了提高自己的演奏技艺，吹陶笛就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为了好玩嘛。这是一种生活态度，这些都与考级无关。

将视角转向大陆，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英格尔哈特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认为，中国不会马上变成后物质主义国家。^[43]因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较为早期的阶段。物质主义指人们追求的主要的价值利益就是物质利益，其他的价值需要都是由此派生的。^[44]因为考级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大陆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便建立了陶笛艺术考级，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大陆还处在物质主义社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