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左翼威权主义人格与国际共产主义、左翼政党及其活动密不可分，有学者也开始对前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甚至更广泛的左翼活动展开了调研。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努力的结果总是不尽如人意。斯通认为这可能是个概率问题，因为西方学者出于其政治目的给左翼威权主义人格添加了众多限制条件以符合苏共的模子，这种狭隘的定义使其在抽样测评时难以获得普遍性的证据。[119]事实上，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政党及其活动从来都没有获得过长期的广泛支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纳粹党员的数量将近五百万，但不到德国总人口的10%，而苏联在1928年大约有一百三十万名地下党员，也不到其总人口的一个零头。[120]另外，纳入“正规军”的人究竟有多大比例能真正坚定地信仰法西斯共产主义价值观念和制度选择也值得商榷，可能这些人只是为了跟随大流、逃避惩罚或谋求利益。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通过努力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参考资源。
20世纪50年代早期，埃森克及其研究生考尔特（Thelma Coulter）对追捧莫斯利·奥斯沃尔德男爵（Sir Oswald Moseley）的法西斯主义行径的人进行了人格测评。为了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结果，他们还引入了两个分别由士兵和共产主义支持者组成的对照组。测评显示，支持奥斯沃尔德男爵的人在F量表中的平均得分最高（5.3分），甚至超过了加利福尼亚团队在圣昆丁监狱中得到的数据，似乎可以说明该量表在测评右翼威权主义个人上的有效性。有趣的是，支持共产主义的人的平均得分（3.13分）也高出了作为“中立”标杆的士兵的水平（2.50分），这似乎说明了左翼威权主义人格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威权主义特征，他们也会被某些右翼威权主义倾向所吸引。不过在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时，埃森克不顾这些得分之间的明显差距而武断地将法西斯主义追随者与共产主义支持者等同起来，认为二者均具有高度的威权主义人格特性，致使这个测评一直饱受争议。在同一期的《心理学期刊》中，克里斯蒂（Richard Christie）一连发表了两篇文章指责埃森克在解读其所得数据时不怀好意，[121]滥用心理学研究来服务其政治目的，指责他利用一个建立在谬论之上的谬论绝不可能得到真理。[122]而洛奇科与汉利（Charles Hanley）也在同一期中发文批评埃森克的研究误读实验数据、统计操作不当，而结论也不够严谨。[123]这3名学者都认为法西斯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是两类截然不同的人，但埃森克的实验似乎使共产主义者既不属于头脑冥顽不化的人，也不属于威权主义者，根本无法印证其预先提出的假设。为了说明埃森克的论证过于牵强，洛奇科提出了一个D量表来测评左翼威权主义人格与右翼威权主义人格共有的保守主义倾向，以更简明的方法来展现埃森克描述的平行二维关系。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认为埃森克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民主”对立起来是为了支持冷战，他的平行二维量表就是为此目的特意设计的。[124]
狄兰佐（Gordon DiRenzo）在使用洛奇科的D量表对25名共产主义政党成员和24名意大利社会运动支持者（新法西斯主义性质的运动）进行测评时发现，前者得到的平均分最低，而后者的平均分最高。据此，狄兰佐认为洛奇科的D量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意识形态无涉的目的，同时也削弱了其探寻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的可能。[125]总的来说，D量表主要体现的是威权主义人格在内容上的差异，而F量表则反映了其结构的不同。(www.xing528.com)
由于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研究在西方国家收效甚微，不少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正处于转型阶段的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然而，紧张的国际关系和动荡的国内局势也让威权主义人格研究在这些地区举步维艰，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也没有人敢冒险资助有关的项目。除了几个不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外，普通人几乎接触不到任何有关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人格研究的文献。顶着多方的压力，一支以麦克法兰（Sam McFarland）、阿季耶夫（Vladimir Ageyev）和阿巴拉契娜（Marina Abalakina）为主要成员的美俄团队对苏联展开了调研。他们根据苏联的实际情况翻译和调整了埃特米耶的RWA量表，尽可能地让苏联人准确理解量表条目的内容并作出真实回答。通过将所得数据与他们在美国肯塔基州得到的结果相比较，麦克法兰等人发现这两个国家的民众都表现出崇拜权威和攻击敌人的倾向，只是在当时由于信仰不同的权威而彼此为敌。[126]然而，如果进一步处理这些数据，美国人在相似的人口统计水平上所具有的威权主义水平甚至超过了苏联人的总体水平。
最近，还有学者开始研究左翼威权主义人格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于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和情感倾向，考察它是否会随着世界局势稳定和民主转型进程逐渐减少。范·希尔（Van Hiel）在其实验的结论中指出，政治活跃分子普遍携带了左翼威权主义人格因素的变异体，集中体现在其极左的思维与行为当中。[127]恩耶迪与托得斯耶维科（Zsolt Enyedi and Bojan Todosijevic）也基本认同左翼威权主义人格真实存在的说法，但强调匈牙利的左翼威权主义个人的数量要明显少于其他地区，[128]这可能是共产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渗透的程度不同所造成的。[129]事实上，匈牙利直到苏联和东欧剧变前夕才在政治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苏共特点，而此前匈牙利人的私人生活还保留一定水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比较注重个人权利、道德伦理和消费主义。[130]德·瑞格特（de Regt）等人认为中东欧仍有不少左翼威权主义个人，这些残留的毒液不仅会威胁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还会直接阻碍整个地区的民主进程。[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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