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模式转向的第一推动力：市场经济

在古代社会，自然（习俗）经济是人格化政府统治的基础。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等级制政府，支撑其存在的是地主经济；对于欧洲中世纪的身份等级制政府，支撑其存在的是庄园经济。实质上，这二者都是以农业生产^[59]占主导地位、独立、分散、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且习俗或惯例在经济活动中占主导作用。这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习俗经济运行方式实质就成了以权力私化、等级制度为特征的人格化政府统治的基础。因为，在自然条件下，“户内分工”或“园内分工”使生产单位保持在自给自足的水平上，每个生产单位都保持较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个体横向之间的分散与独立，就使得以官僚等级和身份等级为特征的纵向社会整合方式成为必需。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了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集成的那样。”^[60]整合这些“马铃薯”的“袋子”其实就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人格化的王权政治结构。在这种王权政治结构的最高端，是整个社会的“头脑”——皇帝或国王。可见，人格化政府统治，在自然（习俗）经济状态下，是种必然。不过，当工具化政府赖以存在的经济运行方式的基础——市场（交换）经济逐渐超越了自然（习俗）经济，政府的工具化转向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市场（交换）经济是如何超越自然（习俗）经济的呢？这可从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下的农业生产具有不相容性看出。因为农业生产是一种由于土地的分散性而不得不分散进行的生产方式，这种分散导致用于市场交换的运输费、信息费等成本相当高，而农业生产低水平的剩余产品量显然无法承受太高的交易费用，从而使得一种普遍的市场交易制度难以建立。更重要的一点是，农业产品大多为可直接满足人体需求的生活消费品，这一点决定了农业生产的“综合性”，使它易于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从而使商品交易不易发展。但当技术的构成和剩余产品的商品率一旦突破农业生产所能控制的界限时，市场（交换）经济对自然（习俗）经济的超越也就开始了，政府的工具化转向也就逐渐从量变开始了向质变的飞跃。从市场经济的成长及“公”与“私”分立的过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但首先得知道什么叫市场和市场经济。从事实看，市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是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很难用单一术语对此其加以准确的概括。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有形和无形即具体和抽象两层角度去理解。那么，作为一种具体的市场形式，最早出现在何时？虽然有的学者指出市场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出现，但是因为没有史证，也只能算是一种推论。相比较来说，市场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出现的观点，更容易让人认可。不过，此时的市场还主要是一种仅限于少数统治阶层的小范围交易。到了西欧中世纪后半阶段，对市场价格和产品质量进行人为控制的现象出现了（例如封建社会对市场交易的规范），这种措施对当时的市场发展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因为它能集中力量对抗市场所在封地的领主的压制。然而，市场得到真正的发展壮大还是在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后。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市场的发展，促使了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使他们借复兴古希腊文化为名在政治上喊出了“自由、民主、博爱”等口号。而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开展，又推动了市民阶层在经济上获取更大利益的要求，即市场的更加扩展，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经济制度，即市场成为社会资源制度性安排的主导和基础方式，取代封建式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这就点燃了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火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市场的发展壮大，推动了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的经济制度的建立，而这种经济制度的建立又促使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却是历史事实。^[61]

可见，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导致市民阶层力量的强大，功不可没。但是，如果市场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手段，形成制度性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战胜封建君主和贵族，工具化的政府模式也就不可能超越人格化的政府模式。所以，市场的含义从有形到无形的扩展，市场经济从具体到抽象的上升，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只有当这种质变发生后，政府的工具化转向才能真正被推动。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实现政府的工具化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实现了“公”与“私”^[62]的分离。而“公”与“私”要分离，产权就必须确立。其实，产权明确也是市场交易得以存在的前提。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说：“首先，明确产权非常重要。市场制度建立在交换基础上，所谓交换，实质是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所有权不明确，当然无法交换。不能交换，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利用性受阻，尤其对生产资料更是如此。”^[63]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所谓产权明确，是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主要是针对封建社会时期，国王以一己之“私”湮盖天下所有之“私”、国家的财政实际上就是国王个人的钱袋而言的。黄仁宇先生在评述英国国王“公”、“私”不分时说：“过去英国国王以人身对财政负责。一到支费短缺，王室即典卖珍宝，或借债不还，有如查理一世，提用商人存于铸钱局待铸的金银，查理二世也停付借款的利息，甚至克伦威尔也要向东印度公司强迫借款。这种种作用，使朝代国家的本质无法革新。私人财产权之没有保障，尤其是争论之渊辫。”^[64](www.xing528.com)

可见，在中世纪末期，当西欧一些国家的人格化政府统治的权力支配形态由领主贵族制向官僚等级制转化时，“公”、“私”不分与中国二千多年的权力支配形态表现出的官僚等级制的封建社会^[65]更加相像。因为，国王（或最大的诸侯）在反对诸侯（大大小小的领主贵族）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把以前分别把持在贵族、僧侣手中的赋税、战争、公益、裁判等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了”^[66]。但是，对于这些方面的政务，国王也不可能事必躬亲，特别在领土扩大的时候，所以利用大大小小的官僚为己服务就成了最高统治者必然的选择。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官僚队伍里有以往是贵族出身的人员，“可是，同是贵族，他们的性质会因所处的社会不同或经济发展的条件不同而大异其趣的。在典型的封建政治下，大大小小的贵族是自己在那里为自己行使统治，在名分上，尽管小贵族对较大贵族维持着一定的依属关系，但实质上，他是所在属地的绝对支配者。到了过渡的专制政体下，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份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67]。因此，国王就不仅在名分上，更在实质上成了所有民众的主人。对于这样的主人，要想防止他滥用权力，禁止他用民众的税收（公款）为自己奢靡的生活（私用）服务是非常困难的。幸运的是，在英国这样经济先行一步、市场已得到发展与壮大的国家，挟带着贵族独立与平等精神的新兴资产阶级此时已得到了成长。后来，他们就是利用国王的财政困难，终于成就了一桩影响深远的政治买卖——“光荣革命”，使“公”、“私”分立，国王低下高傲的头颅，为资产阶级确保自己的产权、谋取自己的利益做好了准备。

现代银行的建立，事实上也是“公”、“私”分立，束缚王权的标志。“1694年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成立，对以上各事有了彻底的解决，今后国家财政数字之短缺，属于国债（National debt），并且预先将国债定为一种制度，开‘赤字财政’（deficit financing）之门。资本家既然成了国家的债权人，则他们直接与间接之间增加了操作国家的力量。”^[68]这种现代银行的成立，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隔断了国王“公”、“私”不分的脐带，也使经济逐渐脱离政治。原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Suefozar Pejovich）对现代银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过很好的论述：“中世纪的银行并不发放投资借贷……不创造银行信用。”因此，诸如佛罗伦萨、热那来和威尼斯都衰落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发展始于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当1821年金本位重新实施时，银行信用制度作为资本形成的主要源泉，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69]可见，银行的发展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中，信用制度的建立才是最实质的内容。但是，如果“公”、“私”不分，国王朝令夕改，可以随意夺取资产阶级的财产，使信用没有制度保证，那么，作为大大小小资产阶级利益能得到保护的一种标志——现代银行，也就不可能建立。

不过，银行本身并不能保护资产阶级利益。对资产阶级来说，个人私有财产产权的确立和保护还得依靠政府。政府颁布法律，发挥其工具化效用，保护私人财产。哪怕是一问破草房，如果没有房主的同意，即使是国王，也不能进去，更别说破坏。^[70]这样，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市场的壮大，形成机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易中形成制度性力量，发展成市场经济，而交易的进行，需要政府发挥工具化功能界定产权。所以，我们可推论说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政府工具化转向的第一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