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化政府与工具化政府：探讨两种模式

从历史经验看，在古代社会^[51]，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2]及“朕即国家”（路易十四语）与“君权神授”的时代，政府作为一个众多人组成的集合体，其反映的意志实质就是“王”的意志，“朕”的意志，或者表象是虚幻的“神”（实质也是单个人或少数单个人）的意志。一国之君，不但是象征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和实质意义上的政府首脑，即国家权威的最高象征者和公共权力^[53]的最大拥有者，而且，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由贵族或官僚集团所组成的政府也只是其选择的一种工具。这样，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被深深地注入到了政府这架机器身上，从而在普通民众，甚至王侯将相、达官贵族看来，政府就具有了一幅人格化了的“吃人”形象（“伴君如伴虎”是对这种现象最形象的概括）。可以说，在占少数比例的统治阶级看来，这样的政府组织是实现“王”统治意志的工具，而在那一人之下的千万人看来，它成了一台被人格化了的机器，完全听命于“王”的命令，被注入了“朕”与“神”的思维。它集现代意义上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职能于一身，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国家权力，政府就等同于国家了。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用了“人格化政府”这一范畴指代古代社会的政府模式。

相反，作为一种现代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即“政府”仅指国家机关的一种——行政机关，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在现代社会，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厘清、市民社会的出现、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发展，作为人格化政府的“头脑”与“灵魂”的或人（皇帝、国王、君主等）或圣（圣君、哲学王等）或神（天子、先知、上帝等）式人物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即使有的国家在现有的政治架构中保留了“国王、君主”这类角色，但他们早已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已无往日先辈所具有的那种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神气了）。政府这头怪兽也就随着这些进步的“咒语”渐渐褪去了人为地附于其身的那些神秘光环和恐怖的“人格化”面具，现出了真形——工具化形象——为政治与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只有当包裹在这种政府组织周围的那层神秘光环被褪去之后，人民把之当作谋福利、寻幸福的工具，政府被异化了的本质面目才能还原，人类的尊严也才能被真正体现出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相应地用“工具化政府”这一范畴指代现代社会的政府模式。

但正如任何真理都是相对而非绝对一样，我们用“人格化政府”与“工具化政府”分别指应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政府模式，也是相对的。因为在古代社会有工具化政府的影子^[54]，在现代社会也有人格化政府的痕迹。^[55]当然，我们用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分别对应人格化政府与工具化政府，也是相对的，因为不仅中西方之间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统治形态差异很大，而且各自自身之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把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府模式都对应于工具化政府模式，主要是从政府的表现形态即职能与作用角度而言^[56]，因为，作为当今世界两大主要社会形态之—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它在政府的工具化应用及此种应用背后的必要条件的创建，确实值得刚刚只有半个多世纪历程的我们学习。(www.xing528.com)

概括地说，我们用“人格化政府”与“工具化政府”分别指代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政府模式，既有基于微观上历史事实的梳理，又有基于宏观上价值范畴的概括。我们认为，判断这两种政府模式的主要标准不是在于它是否履行了“政治（专政与民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教育职能、社会服务职能”^[57]，而是在于：为谁服务，政府是主要为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最高统治者服务，还是主要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服务；如何服务，是把所有的公共权力集于一身而强制进行大权独揽式服务，还是只占据公共权力的一部分进行有所约束的契约式服务。当然，这两个标准可归结为一点，即是否有利于一个国家内绝大多数民众个人价值的发挥、个人尊严的保护以及个人主体性与独立性的体现，一句话，是否有利于使人成其为人。对于工具化政府模式下的现代社会，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还不尽善尽美，但相比于人格化政府统治在古代社会里对普通民众人性的压制，这已是一种大大的超越。因为在古代社会里，社会给予个人（最高权力拥有者除外）的自由空间与物质财富同样匮乏，在争夺比黄金还要稀缺的公共空间——盛装着巨大权力与荣誉，能体现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的过程中，历史下降为少数人活动的舞台，社会运动转换为个别人意志的延伸。“数风流人物”时代是真正的“个人主义”时代。在这种时代，个别人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弘扬，历史深深地打上了个别人的烙印，历史的灯光只聚集在唯一者身上。相反，其他普通民众，甚至包括那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达官贵族也只是帝王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是人或神化、圣化了的“人”（天子、圣君、哲学王、教皇）。所以，我们用“人治”这个范畴作为对人格化政府思想在政府统治过程中所展现的历史事实^[58]的最恰当概括。而对这种“人治”式历史的克服与超越，其实就是对应于工具化政府的现代社会。

当然，现代社会对古代社会的超越，工具化政府模式的建立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通过对这个过程进行的一种“大历史”（黄仁宇语）式考察，我们知道，其转变起点的时间在14～16世纪，深受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影响，也受到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思想家的推动，终于在19～20世纪，不仅落实到政府的组成形式上，也体现在其经济职能的应用上。那么，在这种转变及落实的过程中，是否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即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政府的工具化转化就有可能受阻，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深层次、远距离观察，我们将会发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实行及市民社会的推进，并且三者能够统一，就是其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工具化政府之所以能够超越人格化政府，与这三者的发育和成长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与市民社会在政府由人格化向工具化转向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别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