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量刑反制定罪”，是指在处理刑事案件时针对刑事案件的性质与社会危害性，发现按照三段论方式所定之罪的法定刑过轻或者罪名过轻，从而依据“理想刑罚”重新寻找罪名，以达到“罚当其罪”的目的。实践中，对于一些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依据“定罪—量刑”之方式寻找的罪名及法定刑达不到惩罚的目的或达不到“平民愤”的作用时，采取“量刑—定罪”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即先寻找重刑，再寻找罪名。例如，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某些重大污染环境犯罪，根据查明的事实，按照先定罪后量刑的方式，构成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本罪的责任形式为过失。但是，社会大众认为污染环境的行为怎么会是环境事故呢？因此，定罪为投放危险物质罪，相应的责任形式也成为故意。又如，在山西某些地方未经许可非法采煤现象严重，特别是煤层较浅的地方，有人在自家院落中直接挖煤。此种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但是，其法定刑一般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该罪名的位置位于第六章第6节。为了加大惩罚力度，将此种行为定罪为“盗窃罪”，该罪位于第五章，定盗窃罪似乎更顺应公民的正义观念。再如，对于某些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为了宣示对此种行为的打击力度，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看出，“量刑反制定罪”模式易出现以下后果：首先是混淆故意和过失的责任形式，常见的就是将过失犯罪定性为故意犯罪，从而加重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认定。其次是抛弃法条竞合，寻找重刑之罪，往往两罪并不构成竞合的情况下依然适用重罪。加之我国刑法存在“口袋罪”，能够囊括大部分传统犯罪。有些行为没有明确的罪名与之相对应，可以采用“口袋罪”进行评价。我国现行刑法比较常见的“口袋罪”有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可见，“量刑反制定罪”的做法与本文的“逆三段论”并不相同，“量刑反制定罪”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是首先寻找理想的罪名和法定刑，然后再寻找罪名，并不是首先按照查明的事实进行定罪，然后量刑。“量刑反制定罪”不符合司法规律，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而“逆三段论”是从案件事实出发寻找罪名，然后再量刑，法官先凭借自己的直觉得出其行为构成某罪的结论或假设，然后再论证案件事实与该罪的犯罪构成符合性，验证成功后，会运用三段论的方式进行论述，按照“定罪—量刑”的模式进行处理，并不带有为了适用某种刑罚的目的。简单说，“逆三段论”还是严格依据法律在罪刑法定原则下进行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量刑反制定罪”明显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不是思维方式的倒置，而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技术操作。(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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