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体制源流，初学入门，当首辨也。苏子瞻《表忠观碑》，全录赵抃[1]奏议，文无增损，其下即缀铭诗。此乃汉碑常例，见于金石诸书者，不可胜载。即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寿州安丰孝门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2]诧谓是学《史记诸侯王年表》，真学究之言也。李耆卿谓其文学《汉书》，亦全不可解。此极是寻常耳目中事，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乡闾，如有利弊得失，公议兴禁，请官约法，立碑垂久，其碑即刻官府文书，告谕原文，毋庸增损字句，亦古法也。岂介甫诸人，于此等碑刻，犹未见耶！当日王氏门客之訾摘骇怪，更不直一笑矣。
以文辞而论，赵清献请表忠观原奏，未必如苏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记事记言，因袭成文，原有点窜涂改之法；苏氏此碑，虽似钞缮成文，实费经营裁制也。第文辞可以点窜。而制度则必从时。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时奏议上陈，诏旨下达之体；而苏氏意中，揣摩《秦本纪》。“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语太熟，则不免如刘知几之所讥？“貌同而心异”也。
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义烈传》，专记明末崇祯[3]八年，闯贼[4]攻破和州，官吏绅民男妇殉难之事，用记事本末之例，以事为经，以人为纬，详悉具载，而州中是非哄起。盖因闯贼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孙，归咎于创议守城者，陷害满城生命；又有著论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诬创议守城者，缒城欲逃，为贼擒杀，并非真殉难者。余搜得凤阳巡抚朱大典，[5]奏报和州失陷，官绅殉难情节，乃据江防州同申报，转据同在围城逃脱难民口述亲目所见情事，官绅忠烈，均不可诬。余因全录奏报，以为是篇之序。中间文字点窜，甚有佳处；然篇首必云：“崇祯九年二月日，巡抚凤阳提督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谨奏，为和城陷贼，官绅殉难堪怜，乞赐旌表，以彰义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览奏悯恻，该部察例施行”。此实当时奏陈诏报式也。或谓中间奏文，既已删改古雅，其前后似可一例润色。余谓奏文辞句，并无一定体式，故可点窜古雅，不得事理；前后自是当时公式，岂可以秦汉之衣冠，绘明人之图像耶？
苏氏《表忠观碑》，前人不知，而相与骇怪，自是前人不学之过。苏氏之文，本无可议；至人相习而不以为怪，其实不可通者，惟前后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辞不察义例，而惟以古雅为徇，则“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于”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汉未见其能好古也。
汪钝翁[6]撰《睢州汤烈妇旌门颂》，序首录巡按御史奏报，本属常例，无可訾亦无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时制，秦汉奏报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监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读《表忠观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苏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叙衔，无不称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岂可因摩古而删之。且近代章奏衔名之下，必书“谨奏”，无称“言”者。一语仅四字而两违公式，不知何以为古文辞也？
妇人有名者称名，无名者称姓，曰张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书，民间词状，往往舍姓而空称曰氏，甚至有称为氏者，诚属俚俗不典。然令无明文，胥吏苟有知识，仍称为张为李，官所不禁，则犹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于一定不易之公式，则故改为秦汉古款，已是貌同而心异矣；至于正俗通行之称谓，则又偏舍正而徇俗，何颠倒之甚耶？结句又云“臣谨昧死以闻”，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辞高自矜诩，而庸陋如此，何耶？
汪之序文，于“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诸生汤某妻赵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乱”云云，是亦未善。当云“故明睢诸生汤某妻赵氏，值李自成之乱”于辞为顺。盖突起似现在之人，下句补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气亦近滞也。学文者当于此等留意辨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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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抃，字阅道，卒谥清献。
[2]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宋神宗时为相，倡议变法。文章亦著名。
[3]明庄烈帝年号。
[4]明末流寇李自成自称闯王。后建号大顺，攻陷北京。
[5]字延之，明末殉难。
[6]汪琬，字苕文，号钝庵，晚号尧峰，清顺治进士。又与魏禧、侯方域齐名，号三家，有《钝翁前后类稿》《尧峰诗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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