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同于古人也。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1]而设科取士，[2]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矣。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无所歆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于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学古人之所学，则既以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难，势亦倍于古人。故于专门攻习儒业者，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责焉耳。
学博者长于考索，侈其富于山海，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矜其艳于云霞，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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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奏立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由各县长吏，择民年十八以上孝弟好文学者，举之于郡，经郡守考察后，送至京师，诣太常受业。一岁课之。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高第者得为郎中。
[2]唐代用科目取士，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余科，故称科举。其后止进士一科，宋用帖括，明清用八股试士，仍沿称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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