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江文物研究: 彭一峰对黔江价值高的文物的研究与保护

林必忠

黔江是一个历史文化丰厚的地方。

翻开黔江历史：秦代，这里出现过重庆第一位女实业家巴寡妇清，在黔江开采炼丹用的丹砂；因财力雄厚，她曾资助秦始皇修建长城，始皇帝为她修筑女怀清台以表彰她的功绩。西晋成汉政权宰相范长生出生于此，其儿子范贲还作过成汉末代皇帝；可惜清代修建的纪念范氏父子的不可移动文物范公祠，在20世纪八十年代黔江旧城改造中消失。近现代又出现过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委万涛和庚戌起义首领温朝钟，万涛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不朽功绩，可惜英年早逝；温朝钟乃建立铁血英雄会的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先驱。民国时期，田纯卿等开明士绅创建黎水女子职业学校，率先在黔江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禁忌。抗日战争时期，黔江出了为国为民牺牲的一代抗日将领李永端（字春晖）。1963年，黔江濯水人徐廷泽驾驶F－86型美制佩刀式喷气战斗机自台湾新竹飞抵福建龙田，投诚大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驾机起义的蒋军飞行员……不胜枚举，黔江真可谓人文荟萃。

彭一峰著《黔江文物研究》

黔江的历史文化遗存虽然数量不太多，但是种类相对齐全，有着自己的文化底蕴与文物特色。巴人曾在这里留下了深深足迹，土家族、苗族与其他在这里定居的各族人民共同耕耘着这片土地，凭借自己灵巧的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书就悠久的民族历史篇章。人们不会忘记过去，不会忘记那些为黔江的辉煌，黔江的文明进步，黔江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和文化遗产也会在黔江历史中留下美名。

黔江位于重庆东南部的核心区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留下的文化遗产十分丰富。黔江的文物藏品，形成了以青铜器为主的巴文化，以刺绣、挑花为主的民族文化，以土枪、刀马等为主的红色革命文化为特色的三大文物支柱。与此同时，掺杂了民间民俗文物和一般常见的社会文物，例如瓷器、金银器、玉器、钱币、书画、木质雕刻等。仅仅就不可移动文物而言，既有精致的反映土司文化的贵族墓葬，又有众多的反映民间葬俗的普通平民墓葬；既有反映汉代特殊葬俗的悬棺葬和崖墓，又有反映汉代一般民间葬俗的砖室墓；既有反映商周时期聚落形态的刀背田遗址，又有反映唐代遗存的石城遗址；既有反映濯水古镇建筑特色的清代四大家族建筑群落，又有反映近现代民族文化和豪宅建筑的黔江张氏民居；既有反映清代佛教文化的寺庙建筑，又有反映世族文化和山地建筑文化的草圭堂……这些文物，都是黔江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和载体，也是黔江人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初识彭一峰同志，给人质朴、实在的感觉；阅读他所著的《黔江文物研究》论文集收录的近二十篇文章，处处透出纯朴之风，正可谓文如其人，想什么就谈什么，“一根杠子插到底”，没花架子。我听他说起，他的生活比较曲折，所学专业也较杂，工作系半路出家，最终走上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这条路也有一定的机缘巧合。

彭一峰同志收录于《黔江文物研究》这本论文集的文章，主要以介绍、分析、探讨和研究黔江文物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为主，这是我们保护、传承和利用文物的一种前置性基础工作，也是对基础性文物价值的认识和升华。研究文物的目的是进一步挖掘文物的内涵和价值，掌握历史的发展规律，更好地为文物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提供参考；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挖掘它的内涵和价值；利用是通过挖掘文物的内涵和价值向社会公众提供学习、参观、了解当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相关知识，增强民族自信心，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民族和地方建设。收录于《黔江文物研究》这本论文集的这些文章，系选择了黔江具有较大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的文物作为对象，这也打下了彭一峰同志个人对黔江文物研究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他对一些综合性的研究分析是比较深入的，比如《从文物看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在黔江的活动》一文，在现有文献和相关文物的基础上分析得比较到位；《探析清代黔江佛教文化的兴盛和繁荣》一文，则通过黔江相关的文物藏品和不可移动文物的综合分析，结合文献研究的方法，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清代黔江寺庙建设的情况、僧尼情况、信众情况，以及信佛习俗和佛教对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

呈“囍”字形布局的张氏民居

呈扇形布局的草圭堂

别具一格的樊家大院凉厅(www.xing528.com)

风格独特的龚家抱厅冲天楼

《黔江文物研究》这本论文集可以作为黔江文物保护工作的参考，篇幅虽然不算太大，但重点还是比较突出的，论文集既着墨了对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最大类的清代墓葬的探讨，又有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氏民居和草圭堂的研究；同时，还有着对濯水古镇的历史文化、土司文化和反映巴人的青铜文化等研究的文章。此外，还针对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和黔江博物馆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在这条路上的探索是值得我们关注，更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黔江文物研究》这本论文集，除一篇为针对全国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所写的谈黔江民族博物馆建设的论文外，其余均是探讨黔江文物和文物工作的论文。物与理相结合是其所采用的最基本的论述方法。我曾向彭一峰同志提起过，《黔江文物研究》这本论文集的名称有点大，但听他说已报出版社审批了，这个书名也就不便更改。不过，对他所写的文章而言，确实是对黔江的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物所进行的研究和分析，范围也不算太窄，既有文物藏品类，又有不可移动文物类；既有综合类，又有文物工作类。从文章所引的参考文献和注释不多这一点可以看出，对于他们这些最基层的文物工作者来说，他们在长期与文物接触的过程中，所感知和掌握的是第一手资料，文章也就具有了较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一点显得尤为珍贵。然而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还应更多地提升文物研究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理论体系，扩大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彭一峰目前所取得的科研成绩，对于文物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的基层区县来说，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了。听彭一峰说，收入这本集子的论文，除《从黔江区文管所馆藏的一件青铜虎钮錞于看巴人图腾文化演变》一文是为参加2019年11月“重庆巴文化与文化遗产—2019年度巴文化学术研讨会”所写，其余均为发表在国家级和市级相关刊物上的文章，同时也得到了同行和编辑部的认可和肯定。

野牛望月的张氏民居窗花

端庄、古朴的錞于

錞于上龙纹和饕餮组合纹

母子戏耍态的张氏民居雌狮柱础

《黔江文物研究》作为一本研究性质的书籍来说，对黔江文物保护和文物工作是极珍贵的，它是重庆区县文物研究书籍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填补了黔江历史上无文物研究书籍的空白，这是一件大好事。希望彭一峰今后除主要分析、探讨和研究文物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拓展：一是对不可移的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方面的研究，二是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增强综合性研究能力，三是进一步提升对文物工作和博物馆方面的研究水平。文物和文物工作研究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实地调查，也需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切望彭一峰走好走实这条路。

是为序！

笔者按：本文原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的《黔江文物研究》的《序言》，有较大篇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