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刚
仲春时节，气温乍暖还寒，疫情稍缓，突然从足不出户的宅家男转换为终日奔波的上班狂，颇有些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疲惫。周末去虎歇路办事已毕，竟有半日闲暇可以挥霍，一时兴起决定步行六公里路回家，锻炼身体也可以沿途观景，于是说走就走。
沿着经纬大道向东，穿过彭家花园隧道，按照导航指点走进位于佛图关社区的九坑子路。这里是居民密集区，楼房密集、岔路颇多，导航也有点“晕乎”，一时间找不到往嘉陵江边的大化步道（大坪——化龙桥），往返了几次才看到转弯处冲着高墙的台阶貌似是正解。走上台阶才发现右转是一条被围墙包夹的小路，左手围墙外再无高楼踪影，几十米后围墙消失不见，即可临崖远眺嘉陵江景。此时所立之处正对嘉华大桥南桥头，山崖临江一面树木密集，郁郁葱葱，期间隐藏着曲折而下的山城步道，从沿途的观景平台上看下去，大片的树林中隐约可见一处青瓦传统建筑群，看位置所在，应该就是新近异地复建的关岳庙了吧。
关岳庙鸟瞰
关岳庙入口台阶
在近代中国祭祀典礼的神灵谱系中，以“忠义”著称的关羽地位相当显赫，所谓“关公庙宇遍天下，五洲无处不焚香”。据不完全统计，现世界上共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关帝庙3万余座，仅日本和马来西亚就有关帝庙1000多座。关羽原本死后被蜀汉后主追赐封号“壮缪侯”，地位并不特别显赫。那么，历史上的一代名将是如何由“人”化“神”呢？
隋唐之际，佛教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浸透着中国文化的中国佛教。天台宗创立者智顗禅师率先将关羽拉入佛门，封之为守护佛法的“伽蓝监坛”（见《佛祖统纪•智者传》）。此后数百年，道教、儒家也分别将关羽列入自己的信仰或学说体系之中，道教封号“翊汉天尊”，儒家尊为“文衡圣帝”。但是，唐代开元年间比照文庙祭祀体系兴起的武庙以姜太公（武成王）为武庙主神，唐德宗建中三年关羽才以古今六十四名将之一的身份被列为从祀。宋元时期关羽地位逐渐上升，多次封王，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废除姜太公的武庙祭祀，却也敬关羽如神明，祈求其佑护海疆，目前国内最大的关帝庙——洛阳关帝庙，其主要建筑就是建于明代。
清代是这场关羽神化运动的巅峰期。顺治年间将关羽列入“群祀”之中，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致祭；雍正三年追封关羽为三代公爵，“增春、秋二祭”；雍正八年追封关羽为武圣；乾隆五年又对关羽及其乃祖乃父的祭仪进行了完善和确定。由此，祭祀关羽的仪式基本形成定制，以关羽为主祀的关帝庙为武庙，与孔子的文庙并列，合称文武庙。咸丰四年更是将关羽祭祀的规格由“群祀”升为“中祀”，又特别规定皇帝亲诣祭祀关羽并行三跪九叩礼，这在中国国家祭祀典礼的“中祀”等级之内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光绪五年把关羽的神圣封号添加到26字的历史顶点，对于关羽的崇拜可谓登峰造极（元顺帝给关羽的封号虽然多达88字，却是封“官”而非“封神”，意义大有不同）。
在官方的塑造与倡导下，关羽已经成为中国历代“忠义勇武”的政治军事典范、人伦道德楷模和“御灾捍患”的神灵符号。神化的关羽成了清廷统治的神圣法宝，使得在民间社会的信仰里关羽很忙，其职能除了“治病除灾，驱邪避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之外，还有“司命禄，庇护商贾，招财进宝”，为各行业祭拜对象，关羽祭祀也因此成为一种官方与民间都奉行的文化传统。
清王朝灭亡之后，作为具有强大的社会统摄力量的特殊文化符号，关羽崇拜得到了延续。同时，一方面因为满清政府的垮台，为关羽和岳飞两位代表忠义精神的神圣符号弘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另一方面由于袁世凯政府是主要依靠私人军队建立的军阀政府，十分推崇关羽和岳飞这两位“忠义尚武”精神的典型历史代表。于是袁世凯政府在承袭清朝关羽祀典的基础上，将关羽和岳飞一同列入了国家祀典，合祀于关岳庙，并且开创了“关岳合祀”这一新的国家祭祀传统。
在民国政府的重新塑造下，关羽从此前的清朝神灵回归了忠义神勇的英烈本色；岳飞也由此在祀典中上升到了和关羽同等显要的地位，成为“民族英武壮烈精神”的代表。北洋政府的这一举措，在形式上继承了关羽和岳飞祭祀的传统，在政治文化内蕴上又赋予其抵御外国侵扰和反对“满清”复辟的时代色彩。(www.xing528.com)
然而民国前期的社会形势与古代社会大不一样，怎么能奢望通过祭祀关岳庙，来激发全国军民的忠勇精神看，以保家卫国呢？一方面当时政局内忧外患，一战时北洋政府对强占青岛的日本无力驱逐，《大公报》评论说：“昨日祀文庙，今日祀武庙，馨香俎豆，祀事孔明，猗欤盛哉。民国之修文尚武，如是如是，政府之经文伟武，如是如是。吾知文庙既祀，则孔子在天之灵必福佑民国，武庙既祀，则关岳在天之灵，必呵之护民国。如是则民国乌得而不昌，乌得而不强，何有乎内乱，何有乎外侮？”
三清殿
另一方面社会文化上中西新旧杂陈而代谢急骤，祭祀关岳的典礼掺杂了太多政治因素，过于注重仪式感，在从祀人选上又争论不休，以至有评价认为这是强化传统的愚忠，与近代以来浩浩荡荡的民主与科学潮流格格不入。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北洋军阀借祭祀关羽和岳飞来倡导“尚武”精神有利于私人军事集团的培植，对国家统一不利，尽管不禁民间对以“忠义”而名垂青史的关羽和岳飞的崇拜，但却毅然在国家祀典层面上彻底废止了祭祀关岳，“关壮缪”与“岳武穆”逐渐走下国家政治仪典的传统神坛。
重庆主城的关岳庙原本位于临江门内的关庙街，也就是现在的渝中区民权路，始建年代不详，明末遭兵火，清康熙三年（1665年）四川总督李国英重建，同治二年（1864年）川东道道台觉罗恒保督官绅募捐再次重修，并立有碑记。光绪《重庆府治全图》中的关庙规模远小于文庙，和鲁祖庙、东岳庙接近，都只有一个院落。民国时期关岳合祀以后，关庙改称关岳庙，规模应该有所扩大，据称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关岳庙是民国时期川东道教活动的中心。民国时期巴县道教会、重庆道教会、四川道教联合会会址曾设于此。
曾经有报道说：“1942年3月29日中国远征军新一军数万战士在此祭拜，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给出征的每一位将士发了一枚刻有‘还我河山’四字的铜质徽章。”云云，但是新一军是1942年10月在印度成立的，1942年3月孙立人还是新38师师长，一个师显然没有数万人之多，此事是真是假？我不是研究民国史的，不敢妄加断言，只能说民国时候的关岳庙可能真的很大，估计拜祭的人也不少。关岳庙的清代建筑于1939年被日军炸毁，1941年重修，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仅有“十来年房龄”的关岳庙被视作宗教建筑而衰败下来。1956年为新修“建设公寓”而拆毁大半，仅余大殿和后殿，殿中供奉的关羽铜像也进了重庆市博物馆。八十年代初，重庆文史专家彭伯通先生的文章里对于关岳庙的描述十分简单，看得出来关岳庙已经不再是道教场所，早已废弃它用，不知什么时候后殿也没了。2007年6月为旧城改造让道，大殿也被拆毁。2009年开始在渝中区李子坝坡137号（今嘉华大桥南桥头，佛图关公园北侧山林地带）启动重建工作。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消息，说台湾日月潭文武庙是以重庆关岳庙为蓝图修建，咱们这个关岳庙复建的时候又复制了回来，因此两座庙本是同根生，缔结友好关系云云。两个庙我都没进去过，是不是一张设计图纸不好说，但是日月潭文武庙是1968年修的，重庆关岳庙早在此十二年前就拆了，除非台湾那边找到四十年代的建筑图纸，不然怎么也没可能依照重庆关岳庙的样式修。现在的关岳庙成为都市里的新道观，百姓眼中的老建筑，虽然还挂了关岳庙的名头，但是道家至尊“三清”、兼职的帝君“关羽”还有没入教的忠臣“岳飞”，也挺难为道长怎么安排座次。
古人云，时势造英雄。换句话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广义上的社会供需关系变化的结果呢？一个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从人到神又从神坛跌落；一座关岳庙数百年兴衰，种种神异传说此起彼落，都起因于官方庙堂仪式政治的需求，又因社会民众的思想导引与精神需求的改变而不断调整适应。关羽、岳飞两位名臣良将，大概没想到他们会在死后的漫长岁月中，不断地创造故事、强化认识，从而提炼成具有代表性、象征性和指示性的社会符号，以此来提升政府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话语权。
浮华已去还归本来，庙尚存、神不在，如今的关岳庙规模胜昔，环境幽雅，然而关岳庙作为中华民族浩然正气、人伦道德和精神特质等精神文化的载体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神像尚新，香火寥寥，来往众人只顾着观景拍照发朋友圈，却少人缅怀其人其事，更不用说对两位历史人物的心理印证与文化认可。在现实中重建一座庙，不过花费钱财而已，但在心里重建一座关岳庙，重塑一种信仰，要走的路却还很长……
关岳庙局部
关羽在各代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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