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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双重喜庆’称谓起源:卫聚贤为首提者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何江重庆得名由来一直有“双重喜庆”之说。从这段记载来看,卫聚贤已将“重庆”的由来指向了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这件事。此处重复了前文的观点,卫聚贤总结为“重重的庆幸”,很明显是从字面上对“重庆”作出的解读。在他眼里,重庆并非得名于“二庆之间”,而是因为有两件值得庆幸的事。双重喜庆的国庆日蓝勇、陈俊宇指出,抗战胜利后“双重喜庆”话语盛行。

重庆‘双重喜庆’称谓起源:卫聚贤为首提者

何 江

重庆得名由来一直有“双重喜庆”之说。虽然这个说法已经被证实为谬误,但究竟是谁提出来的,还没有找到线索和证据。

蓝勇教授和陈俊宇先生考证发现,目前最早将“双重喜庆”与重庆得名挂上钩的,是1958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一书,作者赵廷鉴[1]。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重庆》(封面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八月,恭州升为重庆府,“重庆”一名就开始在这个时候。改名“重庆”是宋光宗赵惇的主意,因为他起初在恭州被封为恭王,后来又即帝位,喜“庆”双“重”。

赵廷鉴没有说明是否引用他人观点,在此之前也没有发现“双重喜庆”的说法,所以蓝勇、陈俊宇判断,赵廷鉴编写的这本书,“可能是‘双重喜庆’最早的公开说法”。

笔者查询史料发现,赵廷鉴以前虽然没有“双重喜庆”的说法,但“双重喜庆”所包含的观点已经有人提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抗战时期来到重庆的考古学家卫聚贤。

卫聚贤1939年冬天来到重庆,1940年3月,完成《汉代的重庆》一文[2],发表于1941年的《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3]。“这篇文章以史料为依据,详细介绍了重庆的得名、民族构成、山川形胜、人文历史等,足可视作《重庆府志》的提纲或轮廓”[4]。第一节“重庆的命名”有如下记载:

卫聚贤

《汉代的重庆》

重庆是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八月,即西历一一八九年,距今七百五十一年时,由恭州改的。因为宋光宗初封在恭州为恭王,于孝宗淳熙十六年二月即帝位,因于斯年八月改恭州为重庆府,他是以封为恭王就可以庆了,由恭王而即帝位,可谓为重庆了。

从这段记载来看,卫聚贤已将“重庆”的由来指向了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这件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双重喜庆”四字,但意思已经完全就是“双重喜庆”之意了。

1944年发行的《民教导报》第3期,又刊登了一篇卫聚贤的文章——《重庆的古迹与历代抗战的故事》。文中记载:

“重庆”的名称是西历一一八九年有的,原来此地名为“恭州”,宋朝的皇帝宋孝宗将他的儿子赵惇封在恭州为“恭王”,宋孝宗于一一八九年死,其子由恭王即皇帝位,就把他原封的恭州改名重庆府。他以他封为恭王是庆幸的事,由恭王升为皇帝,更为重重的庆幸,故名“重庆”。现在的重庆既为抗战根据地,又为建设策源地,更可名为重庆了。

此处重复了前文的观点,卫聚贤总结为“重重的庆幸”,很明显是从字面上对“重庆”作出的解读。他还说,“重庆既为抗战根据地,又为建设策源地,更可名为重庆了”,把当时重庆的两个定位与“重庆”之名联系了起来,使“重庆”具有了现实意义。

文末写道:本文原为英译重庆指南而作,久不见来催稿,故作成一部分,送民教导报上发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由此来看,这篇文章是一本将要出版的英文《重庆指南》向卫聚贤的约稿。虽然还不是完整内容,但从布局上看,卫氏打算从重庆名称及其沿革、石器时代遗迹、古墓古城、对外交通路线和抗元遗迹等方面作系统介绍,看得出他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需要纠正的是,文末所署的作成时间有误。文中提到的沙坪坝发现汉代画像石棺一事发生于1938年1月[5],卫聚贤于1939年到重庆,刊登这篇文章的《民教导报》是1944年第3期,所以这篇文章不可能作于1933年。可以解释的原因是,作者本意是指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不知什么原因被误记为1933年。

让我们再梳理一下卫氏的逻辑。卫聚贤以宋光宗先封恭王后即帝位,于是把“重庆”解读为“重重的庆幸”。在他眼里,重庆并非得名于“二庆之间”,而是因为有两件值得庆幸的事。由此扩展到当时的重庆,也有两件值得庆幸的事,所以重庆真是名副其实的“重庆”了。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存在双重含义的喜庆之事,都可以称之为“重庆”,在此之后还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双重喜庆的国庆日

蓝勇、陈俊宇指出,抗战胜利后“双重喜庆”话语盛行。比如,1945年10月10日的《新生中国》曾刊发《双重喜庆的国庆日》一文,“双重喜庆”意指“双十国庆”与上海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再比如,1946年1月10日的《申报》又发表《双重喜庆的今日》社论,“双重喜庆”所指为联合国首届全体大会开幕和重庆的“国民政府政治协商会同时进行,并且明确地指出,“我们抗战首都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到今天适逢国内国外均有喜事,真可以值得重庆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双重喜庆”在1945年后出现在社会话语中,重庆也开始与“双重喜庆”挂钩了,这似乎正是卫聚贤对“重庆”解读逻辑的一种延伸。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卫聚贤对“重庆”的解读方式,启发和影响了此后的文章呢?恐怕卫氏和他的文章还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卫聚贤没有启发后来者,他反而是被启发、被影响者。虽然“双重喜庆”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945年《双重喜庆的国庆日》一文,但类似的说法其实一直都存在。

双重庆祝 双重庆典

1941年的《上海生活》杂志有短讯《十二月廿五日 双重庆祝节》[6],文指十二月二十五日既是圣诞节,又是“东方华胄的复兴节”。再往前一点,1934年的《中兴周刊》有文章《双重庆祝中之首都——南京通讯第一回》[7],文章把一次会议召开和一次战役胜利列为双重庆祝之事。还往前一点,1931年《真光杂志》曾刊登《香港浸信会九月十三日举行双重庆典纪要》[8]一文。这些在媒体中频繁出现的“双重庆祝”或“双重庆典”,代表当时的人们乐于把同时发生的两件喜庆之事并排在一起来看待。虽然还没有出现“双重喜庆”一词,但这些词语中都暗含着“重庆”二字。也许正是这样的流行用语启发了卫聚贤。当他来到重庆并着手研究重庆地名由来时,很自然地就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重庆”,从而抛弃了古人流传下来的“二庆之间”说。“双重庆祝”等流行用语,启发他到历史中去查找与宋光宗有关的双重之庆。果然,他查到了宋光宗曾经先封恭王后即帝位,而恭王是在重庆封的,重庆又得名于即位当年,所以重庆当然就是“重重的庆幸”。以上观点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仅为笔者推论。卫聚贤之所以不用“庆祝”而用“庆幸”,可能知道宋光宗这个皇位得来不易,而且皇家的丧事还未办完,不可能表达庆祝之义。然而他还是错了,不仅“重重的庆幸”没有可能,而且皇家的丧事也不是为光宗之父宋孝宗,而是为孝宗之父宋高宗。还有一个问题,将重庆解读为“重重的庆幸”之义,究竟是卫聚贤原创的观点,还是援引他人的观点。卫氏并没有写明,而笔者认为,原创的可能性较大。(www.xing528.com)

第一,从英文《重庆指南》向卫聚贤约稿这件事来看,约稿人很清楚卫氏对重庆历史有专门的研究。事实上,《说文月刊》是当时极少的国学刊物之一[9],历史和考古学家主要的成果交流平台,从所有发表的文章来看,只有卫聚贤《汉代的重庆》一文对重庆历史有过专门的介绍。第二,卫聚贤一向崇尚独立思考,不喜欢人云亦云,正是这样一种性格特点,让他敢于挑战古人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创见。没有发现他曾经指出“二庆之间”说存在的问题,这或许更能说明其在学术上的“勇气”。第三,卫聚贤可能是当时的历史学家中,极个别对地名由来颇感兴趣之人。1941年《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中还刊登有他一篇关于《涪陵名称的由来》文章[10],在另一篇《巴蜀文化》的文章中[11],他又对巴国和蜀国名称的由来进行了探寻。第四,张海鹏、姜海涛指出,1944年出版的《现代最新重庆市明细全图》中,仍然将重庆得名归因于“二庆之间”[12]。这或许说明,当时的社会主流仍然坚持“二庆之间”说,而卫聚贤的观点首次发表在学术圈里,还没有来得及被大众知晓和接受。

《现代最新重庆市明细全图》

《现代最新重庆市明细全图》局部

综上所述,结合蓝勇、陈俊宇的发现,笔者大胆对“双重喜庆”说的由来提出一种假设:

当“双重庆祝”一类话语在社会中流行时,卫聚贤敏锐地察觉到,“重庆”这个城市的名称或来缘于此。他在史料中寻找,发现宋光宗曾经先封恭王后即帝位,且这两件值得庆幸的事都与重庆有关,于是就认为重庆得名正是来自“重重的庆幸”。他把这个观点发表在1941年《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上,逐渐被学术圈所接受。1958年,赵廷鉴要编写《重庆》读本,不可避免要对重庆得名作出解释。他发现了卫聚贤的这个观点,相对于古人流传下来的“二庆之间”说,他更愿意相信近代历史学家的观点,于是就采用了。但是为了高度概括,他借用了抗战胜利后社会中流传的一个新词“双重喜庆”,很吉祥也很贴切,于是重庆得名于“双重喜庆”就这样诞生了,随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81年,管维良先生撰写《重庆建置史略》时,盘点了当时关于重庆得名的三种解释[13],一是“双重喜庆”说,二是高宗皇后与孝宗均临视光宗登基庆典一说,三是“二庆之间”说,管维良认为“双重喜庆”说较为有说服力,此后媒体一直沿用这个说法。其实“高宗皇后与孝宗均临视光宗登基庆典”是最接近重庆得名真相的说法,它能够被提出来,说明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重庆”的本义是“祖父俱存”[14],并将其与重庆得名产生关联,可惜它又是乍看起来最不靠谱的,所以没有被深入研究。“双重喜庆”说长期被认为是正确答案,直到2008年,韩意、赵鼎才在《重庆得名详考》一文中,第一次对“双重喜庆”说提出了质疑[15],这与卫聚贤首次提出“重重的庆幸”之时,已经过去了68年。

(部分图片取自微信公众号“八二四研究所”)

参考文献

[1]蓝勇、陈俊宇:《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五百年重庆得名臆说成为主流观点的反思》,发表于《江汉论坛》2019年第7期。

[2]董大中:《卫聚贤传》,第217页,三晋出版社。

[3]卫聚贤:《汉代的重庆》,发表于《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

[4]董大中:《卫聚贤传》,第217页,三晋出版社。

[5]金静庵:《沙坪坝发现古墓纪事》,发表于《说文月刊 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第3卷第4期。

[6]《十二月廿五日 双重庆祝节》,刊载于《上海生活》1941年第5卷第1期第7页。

[7]羽異:《双重庆祝中之首都——南京通讯第一回》,发表于《中兴周刊》1934年第3卷第24期第13—14页。

[8]陈道生:《香港仔浸信会九月十三日举行双重庆典纪要》,发表于《真光杂志》1931年第30卷第11期第87—88页。

[9](德)傅吾康著、王启龙译补:《抗战期间(1937—1945)中国后方的学术研究》,发表于《国际汉学》2007年第1期。

[10]鲁智深:《涪陵名称的由来》,发表于《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4期。

[11]卫聚贤:《巴蜀文化》,发表于《说文月刊》1942年第3卷第7期。

[12]张海鹏、姜海涛:《“重庆”得名真是“双重喜庆”吗?》,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八二四研究所”2019年3月12日。

[13]管维良:《重庆建置史略》,刊载于《重庆简史和沿革》第74页,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

[14]何江:《八百年“重庆”得名之谜》,发表于《长江文明》2019年第4辑。

[15]韩意、赵鼎:《重庆得名详考》,发表于《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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