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区出土碗椁墓的详解与探讨

徐克诚

近年来，发现的清代碗椁墓数量在增加。就重庆地区而言，已发现的清代碗椁墓达10余座，比如沙坪坝区特殊钢厂、北部新区牌坊坟、北碚区渝武高速公路东阳出口、北碚区东阳村张家湾、渝中区鹅岭正街、北碚区东阳凑成湾等地均发现过碗椁墓。

其中2003年夏季在北部新区牌坊坟发现的碗椁墓修建比较豪华，由仿木结构的石牌坊、墓垣、拜台、墓冢等四部分组成。椁室由青花瓷碗叠摞起来，形成条形碗垄（即碗内底套圈足）再倒置，然后再将这些碗垄层叠在木棺的外围，形成碗椁，碗之间用石灰、土和沙子三合土泥浆粘合。

2004年1月重庆北碚区东阳张家湾发现的碗椁墓用碗最少，该墓先将木棺放置在土坑中间，再在四周及顶部培土，形成长条形鱼脊背状土堆，以此为内模，在外围用装满灰浆的碗叠层错缝堆垒，碗口朝里，底部3层碗为两碗叠摞（碗与碗之间也用灰浆粘合），以上为单个碗，碗层逐渐内收，直至将棺木包裹其内，外观呈鱼背状拱形顶，横剖面“八”字形。灰浆系用石灰、土、沙子加水合成的三合土（其中加入了少量的炭屑）。

重庆北碚张家湾碗椁墓

2009年10月在重庆北碚区东阳凑成湾发现的碗椁墓用碗多达4000个以上。该墓的砌筑方法在土圹底部放置好木棺，将青花瓷碗内填满石灰、土、砂子用水合成的泥浆，按照横排列顺序，碗口朝下错缝平砌置于木棺外围，内侧紧切木棺，外围依靠土圹。当外围的碗层高度与木棺顶部平齐时，前后左右的边缘逐层叠涩内收。

重庆北碚东阳凑成湾碗椁墓

除重庆、四川外，碗椁墓在我国南方的福建、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均有发现。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已有多座墓葬见诸报道。这些墓葬的年代基本在明清两代，其中具有代表性并有确切纪年的墓葬为湖北武昌洪山区黄家湾发现的一座夫妻合葬墓，其墓主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六世孙镇国中尉朱显栻和妻恭人赵氏。据墓志记载，朱显栻是在隆庆二年（1568年）下葬的。

“碗椁”这种奇特的墓葬结构所反映的丧葬文化，是在何种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的孕育下创造并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本文试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做简单的分析和探讨。

崇尚厚葬的思想始终伴随着丧葬习俗。明代初始，丧葬习俗仍然沿袭旧制，厚葬奢华之风愈演愈烈，为了有效遏制这种铺张浪费的浮夸弊俗，在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首先下诏对宫廷的丧葬制度进行治理：“送终大事，尤不可不谨，乞禁止厚葬之风”[1]。“先是（宣宗）诏营献陵，帝召尚书谕曰：‘国家以四海之富葬亲，岂惜劳费。然古圣帝明王皆从俭制。孝子思保亲体魄于永久，亦不欲厚葬。况皇考遗诏，天下所共知，宜遵先志’”[2]。从此统一全国各种葬俗，令行禁止，违者加罪。

由此可见，明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对丧葬制度中旧的迷信色彩和奢华等不良风气，采取了强硬的制约手段和有力改革措施，在旧的丧葬制度被废除后，新的丧葬形式如何发展？实际上“人类最初的丧葬活动，是为了保护尸体......认为一个人具有‘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人的死亡，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所以，‘肉体’就没有知觉。将来‘灵魂’还会回到‘肉体’里来。因此，活着的人要把死者的‘肉体’保护好。这种对‘肉体’的保护行为，就是早期的丧葬活动，保护尸体的地方，就是墓葬”[3]。朱元璋“孝子思保亲体魄于永久”是对这一思想体系的精辟概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下，历经新旧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保尸不腐”的传统理念，又重新被推崇至丧葬文化的制高点，由于社会的发展，经济基础不断地增强，这种并非简约的丧葬形式很快得到发展，并且成为人们在丧葬礼仪上追求的最高风尚。就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除马王堆一号汉墓[4]、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5]、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6]、山东邹县元代李裕庵墓[7]等出土稍早的古尸之外，经媒体报道出土的明代古尸达20具之多[8]，这些古尸的年代基本集中在明代中期前后。在并不长的历史时期内，保留下来这么多完整的尸体，是该项技术成熟的具体表现，更是印证了明代初期埋葬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存在和由此而产生的历史结果。(www.xing528.com)

通过对出土明代古尸墓葬进行分析，其共同的特点是使采用了一种叫“灌浆墓”的埋葬方式。“灌浆”的原料是糯米和石灰，将糯米熬成粥，再加入石灰搅拌均匀，形成糯米石灰浆（简称糯米灰浆）。糯米粥非常黏稠、石灰具有防腐杀菌的作用，还能与水还原而变硬。用它浇注的墓室称为“灌浆墓”。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糯米灰浆的使用技法。龙山文化时期用此种技法制作的房子地面，既光滑坚硬、又隔水防潮，可与现在的瓷质地砖媲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分析糯米灰浆初步发现，“糯米浆参与的生石灰灰浆的硬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天然生物多糖（糯米浆）参与的碳酸钙的生物矿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糯米浆既起到了调控碳酸钙结晶过程和微结构的作用，同时还与生成的碳酸钙紧密结合，形成了有机物/无机物相互搭配、密实填充的复合结构，这应该就是糯米灰浆强度大、韧性强等优良力学性能的微观基础”[9]。因而，它在粘接强度、韧性、密封和防渗性等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建筑胶凝材料史上都赋予它一定的历史地位。“灌浆墓”不仅外壳极其坚硬、柔韧，而且内部恒温、恒湿并且缺氧，在地下低温的环境里，非常适合尸体的保存。江苏泰州明工部右侍郎徐蕃夫妇的墓葬，是一座典型的“灌浆墓”。该墓为竖穴土坑，在墓室内的木椁周围上下、左右、前后六面灌注了糯米灰浆，将并排、间隔放置的双棺包裹在中间，从而使其尸体包括随葬品都完整保存了下来。

“灌浆墓”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环境、经济地位、宗教信仰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多元化的变换模式中，逐渐的衍生出了碗椁墓。“正德以后民间用碗陪葬的习俗风行，碗都安放在墓的圹内棺外，习惯称为‘圹碗’”[10]。这里的“圹碗”就是“碗椁”，这一时期是碗椁墓的鼎盛期，真正意义上的“碗椁”已经开始了。随着碗椁墓的发展，碗的用量逐渐在增加，放置具备了一定的规律，形式却在千变万化，作为“椁”的功能似乎在显现。“碗椁墓”的称谓，是现代人们对这类形式墓葬中的“碗”过于关注，并在主观意愿上赋予其种种神秘的历史涵义和宗教想象，而对曾经起主要作用的糯米灰浆却完全忽视了的结果。

江苏泰州明工部右侍郎徐蕃夫妇的墓葬剖面图

（1.耕土　2.填土　3.石灰糯米浆　4.油灰　5.生土）

碗椁墓在发展之初，就已经与“灌浆墓”的宗旨有所偏离，从埋葬者主观意愿上讲，传统“保尸不腐”思想观念并未泯灭，墓葬的建构还是基本符合或者接近灌浆墓的基本形式。它的主导思想是：追求“灌浆墓”这种埋葬形式的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至于结果如何，则无法顾及或者不去顾及。其建造的方法也不像真正意义上“灌浆墓”那样，按照原有的筑造工序，严谨操作；而是比较粗犷、简陋。碗的数量增加了，而糯米石灰浆的量却急剧减少，这时的糯米灰浆只是起到一个黏合的作用，已经与当初的糯米灰浆严密封固墓室的功能大相径庭。没有了石灰糯米浆量的保证，严密封固墓室的措施就变成一纸空文，“保尸不腐”便不会实现。为什么到目前为止，碗椁墓内还没有发现一具完整尸体的出土，原因就在于此。就连明太祖朱元璋第六代世孙，那么显赫的地位，照样也不能“保尸不腐”。

到了碗椁墓的发展后期，人们在心理上对碗椁墓这种习俗的观念已经淡漠，但怀旧的情结使然。为了节省原材料，墓室“灌浆”的规模在缩小，原材料供应匮乏时，只好将棺木封堆于中间，“浆体”甚至不能触及外围的边圹。由于浆体有一定的流动性，加上自重，总会自上而下的滑落，滑落就不能按照人为的意志来包封塑形，为了解决浆体滑落问题，必须浆其内填充硬物予以支撑、固定，瓷碗实际上只是起到一个支撑、固定浆体，防止滑落的硬物作用。

过去，北方地区修建土坯房时在土坯墙体表面往往要涂抹一层厚约1厘米左右的草拌黄泥浆，当遇到坑凹处时，一般都要填塞一些瓦片等较硬的东西，以防止泥浆因自重而下滑。北碚张家湾碗椁墓的堆筑形式，就是明显的例证。

流行于川渝地区的碗椁墓与湖广地区的碗椁墓存在明显的区别。湖广地区基本使用石灰加糯米浆作黏合材料，而川渝地区则使用土、沙子、石灰加水合成的三合土泥浆黏合，在形制结构上也没有固定的碗椁垒砌格式。前者在明代中晚期，后者则贯穿清代始末。因此，可以初步推测：川渝地区的碗椁墓丧葬习俗传承了湖广地区埋葬传统，这种文化扩展与明末清初的历史事件——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有关。在清代末期，这种葬俗被人们渐渐淡忘，以至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重庆北碚张家湾碗椁墓发掘现场

重庆北碚东阳凑成湾碗椁墓发掘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