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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洪水与水文考古:水国舟中市的揭秘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近年来在丰都玉溪遗址、忠县中坝遗址、永川汉东城遗址等开展了洪水水文考古,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博物馆等对长江上游洪水题刻开展了系统研究,初步勾勒出了7000余年来重庆地区古代洪水的历史。本次洪水距1981年重庆特大洪水时隔39年,从考古发现看,这个周期大约至少已经维持了数千年。同样的,长江金沙江段发生特大洪水,过宜宾后洪水危害性可能降低。

重庆洪水与水文考古:水国舟中市的揭秘

白九江

2020年8月20日08时,本年度长江洪峰经过重庆主城的寸滩水文站。据报道,这次洪水在寸滩站达到海拔191.55米,超过1981年7月16日的191.41米特大洪水。重庆有媒体认为,这是清同治九年(1870)以来,经过重庆主城的最大洪水,四川省水情报预报中心用“百年一遇”来形容这次川渝洪水,两省市均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Ⅰ级。

重庆主城的这场洪水具有“峰高量大、前后叠加、多流汇集”的特点。之所以这么大,主要是近期长江上游地区连续出现大面积强降雨天气过程,岷江、沱江、青衣江、大渡河、涪江等河流同时超警超保,在长江、嘉陵江重庆段形成多流汇集,加之上一轮洪峰刚刚过境,水位尚未退去,“两轮”“两江”洪峰前后叠加,同时涌进主城,造成了这场“复式洪峰”。

2020年8月19日的两江特大洪峰

洪水是水文研究、预报的一个重要内容。古代枯洪水研究大体以水文气象历史考古三方面的学者居多。考古学者研究古代枯洪水,具有观察时间尺度长、以物证说话和依靠科技检测分析的特点,具体方法一是调查研究历代水文题刻,二是通过环境考古手段揭示古代水文规律(如通过对疑似洪水淤积层做粒度分析、砾石产状分析和磁化率分析等,进而确定是否为洪水遗留)。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近年来在丰都玉溪遗址、忠县中坝遗址、永川汉东城遗址等开展了洪水水文考古,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博物馆等对长江上游洪水题刻开展了系统研究,初步勾勒出了7000余年来重庆地区古代洪水的历史。研究古代水文历史,对了解气候变迁、枯洪水规律和人类与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对于现代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社会运行和枯洪水治理也有巨大的价值。

洪水按其暴发强度可分为一般洪水、较大洪水、大洪水、特大洪水、罕洪水几个等次,不同级别的洪水周期不一样。本次洪水距1981年重庆特大洪水时隔39年,从考古发现看,这个周期大约至少已经维持了数千年。笔者曾经根据重庆市丰都县玉溪遗址的洪水考古发现,在《科学通报》上介绍了距今约7600—6300年间(以1950年为标准年),现丰都县高家镇一带发生高于海拔147米的特大洪水频率约为42.4年(根据计算依据的不同,或为48.1年),比重庆本轮特大洪水周期略长。西华师范大学蔡东洲教授研究了嘉陵江流域的历代洪水题刻,指出清朝以来在嘉陵江流域发生洪水近百次,现存题刻约60条,集中于10余次特大洪水。那么,按照清朝376年国祚计算,期间特大洪水周期约为37.6年,也与上述周期是接近的。

重庆丰都玉溪遗址史前洪水与文化层相间堆积景观

当然,洪水周期暴发频率和强度既与长期的气候变化、短期的天气等因素有关,也与人类对环境的改造有联系。史前的原始社会时期,自然环境基本未遭破坏,土壤、植被等对水的涵养率高,特大洪水发生的概率相对就要低一点。清代,中国人口增殖前所未有,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土地利用率几乎达到极限,不少地方变成了“童山”(古代文献对缺少植被覆盖的山丘的描述),特大洪水周期比自然条件下肯定要高一些。近代以来,以寸滩水文站为例,分别在1905、1945、1981和2020年过境特大洪水,间隔分别为40、36、39年,平均周期为38.3年,较清代似乎有变长的趋势,特别是本轮洪水周期更为明显,从人类自身来说,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逐渐恢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到2020年8月20日08时为止,重庆中心城区的这场洪水在历史上可以排第几呢?从气象爱好者提供的材料看,这次洪水为寸滩站有可考记录以来的第4高!第一大洪水为人尽皆知的清同治九年(1870)特大洪水,达到海拔196.25米。根据专家对三峡水库坝址上下游60余公里长江河段两岸进行的古洪水平流沉积物查勘研究,同治九年的洪水为“在晚全新世内的2500年中的历史最大洪水”!据说这一成果也是三峡工程大坝设计千年一遇洪水的依据之一(“千年一遇”是指任意一年内都有千分之一发生概率的事件)。重庆中心城区第二、第三大洪水分别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193.45米、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192.00米特大洪水。本次洪水和这两次洪水仅差1.95米、0.45米,说它为150年来第二大洪水也并不特别离谱。

现存于江北区春森彼岸小区外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洪水题刻(原江北区沙湾街39号题刻切割迁移而来)

重庆寸滩站水位记录
(气象爱好者share制作)(www.xing528.com)

(注:经测量,1788、1870年的洪水在重庆江北区沙湾街39号题刻的海拔高程分别为194.19米、197.79米,沙湾街4号乾隆五十三年洪水题刻高程为195.30米。)

1981年特大洪水时期鱼洞城区(现巴南区)群众抗洪

但是,把时间尺度、地域范围放得更大一些,本次洪水相比重庆地区历史上的特大洪水仍有些相形见绌。重庆忠县鸣玉溪红星村汪家院子刻有宋宝庆三年(1227)洪水题刻,经长江水利委员会实测为海拔159.55米(上海吴淞口高程),与同治九年洪水在忠县留下的163.16米题刻相差3.61米,为已知重庆三峡地区历史上的第二大洪水。而同在忠县汪家院子的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题刻,实测海拔为158.47米,则大约可排入史上已知三峡地区的第三大洪水。历史上的特大洪水,往往在人类生存的台地上留下厚厚的淤沙层,以致考古学家挖到这层河沙时,通常都以为下面没有人类生活遗迹了。1998年,考古学者在忠县长江边上的哨棚嘴遗址距今约5000年的淤沙层下,发现了大量更早的史前人类遗迹,出土了包括屈家岭文化彩陶在内的众多遗物。2018年,我们在合川钓鱼城附近的吊嘴遗址商周文化层下,掘开了厚达1—1.2米深的淤沙层,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前的多件玉溪坪文化陶器。

同样一场暴雨,在河流的不同段落造成的洪水强度是不一样的,嘉陵江发生特大洪水,洪水过朝天门后,朝天门以下未必发生大洪水。同样的,长江金沙江段发生特大洪水,过宜宾后洪水危害性可能降低。例如,1981年长江上游的特大洪水,反倒不及1980年的长江中下游大洪水对江汉平原的影响大。这种情况与干流沿途不断汇入支流,江河洪水容量不断变大有关。重庆中心城区地控扬子江、嘉陵江,当四川盆地中西部持续强降雨,分别在内外二水形成洪峰,并差不多同时抵达时,形成特大洪水的概率就会变得特别高,2020年的洪水就是这种情况。因此,特大洪水既与降水有关,又不完全正相关。例如,1998年的长江中下游特大洪水危害特别大,但专家研究显示,长江流域“最多暴雨日数的年份出现于1999年而非1998年”,就是这个道理。

忠县汪家院子宋绍兴二十三年洪水题记拓片

宋以来重庆忠县特大洪水位与先秦遗址高程关系图(据史威图改制)

民国弹子石大佛与“潜水”后的弹子石大佛对比照

行驶在水上的重庆单轨2号线

随着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防灾减灾意识的提高,洪水对人类的危害在逐步降低。2020年重庆中心城区的特大洪水,滨江沿线道路、底层房屋大多被淹,但在各级政府的精心组织下,在广大群众开展的自救和迁移下,基本没有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古代社会,人、财、物损失难以估量。近代的重庆城,渝中两江岸边的棚户区,每隔几年,大体都要应对因夏季洪水而遭到冲毁的家园,人民难以安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城市市区曾被洪水全部淹没的就有1915年的广州、1931年的汉口、1932年的哈尔滨、1939年的天津。而现代城市规划,通过对历史洪水的研究,提出了城市防洪标准,划定禁建区域,通过各种防洪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加大调度力度,洪水的危害已得到极大降低。

民谚用“大佛洗脚”“大佛洗手”“大佛洗脸”作为描述古代重庆城区洪水高低的参照物,而820特大洪水,已经使重庆弹子石大佛变成了“潜水佛”、磁器口历史文化街区成了“水国舟中市”、轨交二号线成了“水上飞”……但正是在现代防洪减灾的威力下,重庆人民除了上班有点拥堵外,总体上能够平静以对、乐观抗灾,以致看两江洪水、乘坐洪水中的单轨反倒成为一种时尚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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