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区草市考古遗存研究

重庆地区是四川盆地物资出入的集散地，黄金水道长江运线承担着大宗经济贸易的往来输送。依照古人依河而居的习惯，沿江汇聚大大小小的村社聚落，“旧来交易繁者”便形成简单的草市雏形。在20世纪末的三峡考古大发现中，考古工作者也陆续在长江沿岸及其主要支流附近寻觅到了千余年前三峡地区市集兴盛、商流熙熙攘攘的实物遗存。据研究者统计，三峡地区共发现唐代至北宋早中期遗址133处，其中可以确定为是市、镇遗址的大约有14处。而这14处遗址中，有的脱离了乡间聚落的封闭形态，过渡到场、墟、草市等形式的市集，有的甚至从乡间草市，逐步壮大成为居民点，个别则上升为县、镇，其中最为典型的应该是云阳县明月坝遗址。

云阳高阳镇走马村本是一个北临彭溪河，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村庄。2000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进驻到这里，将一个初唐至北宋中期的市镇遗址，逐渐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发掘结果显示出明月坝遗址从“江边草市”到“市镇”不同发展阶段的布局面貌。唐初至唐中期，集镇平面布局大体呈“L”字形，以东西向和南北向的两条交汇道路为框架，沿山势分布十余座房屋和作坊，房屋的建筑形制简易、数量不多以及文化要素较少等方面都反映出明月坝遗址处于草创阶段；到了中晚唐时期形成了“L”字形布局为基础的开放型市镇布局，两条南北向、两条东西向的主要道路，构成了一个东西、南北相连的道路网，高规格建筑、多进院落式衙署、四合院落式寺庙的出现，表明该遗址已经摆脱了早期草市的规模，具备了区域政治中心的功能；唐末至北宋中期，随着集镇规模不断扩大，新修了一条道路，并对原有的建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扩建。

同时，遗址还出土了长沙窑、邛窑、越窑、定窑、邢窑、龙泉窑、耀州窑、湘阴窑、涂山窑等窑口的瓷器和大量板瓦、筒瓦、瓦当、脊兽、兽面砖、钱币、博具等。尤其是涂山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长沙窑等南北著名窑口瓷器的大量出土，反映这一时期明月坝集镇人员和商业来往活动的十分兴盛。大量瓦当、板瓦、筒瓦、脊兽、兽面砖等建筑材料的使用，表明集镇功能、性质发生了转变，各种博具的大量出土不仅反映出集镇居民的日常娱乐生活，更反映出这一时期的集镇聚集了大量南来北往的非农业人口，从另一侧面印证了遗址的集镇性质。

远眺云阳明月坝遗址

云阳明月坝遗址出土唐宋时期瓷器

“明月坝遗址”集镇的出现，并非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独的节点，他是南北方经济重心转移和商品经济流通发展这一历史大背景下的产物。从区域环境来看，“安史之乱”后，北方移民大量南迁，先进的生产力以及第五琦“盐铁法”实施后，井盐生产销售在唐中晚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明月坝集镇正是依托这一历史背景和邻近云安盐场的开发而迅速从乡间集市发展为市镇。

明月坝遗址是典型以商业贸易为主，从而带动人口聚集，进而发展为市镇，代表了长江沿岸中小城镇发展的一个模式。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永川朱沱镇，发现了另一处遗址，似乎反映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发展轨迹。(www.xing528.com)

汉东城遗址位于永川区朱沱镇汉东村6社，地处长江左岸二级阶地。历史文献记载，唐武德三年（620年）析江津县置万春县，武德五年（622年）改名万寿县，宋乾德五年（967年）废县，后设汉东镇，以后以汉东水驿见于各类文献。

2013年至2016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唐宋时期的城墙、高规格石板道路以及设计合理的给排水系统，初步向公众展现出宋代汉东城遗址的整体布局，该遗址整体形状呈不规则梯形，街道布局为一横（或二横，其中一横可能被现代公路叠压）四纵的布局，通往长江码头的路网发达，表明其水驿的重要性质。

遗址发现了宋代的房屋和金属冶炼手工作坊。同时，遗址出土了景德镇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邛窑、合州窑、达州窑、金村窑、西坝窑、涂山窑、清溪窑、广元窑等窑口的各类生活用瓷，其中景德镇窑、湖田窑、龙泉窑、繁昌窑皆为宋代南方地区的重要窑口，特别是湖田窑，以其产品丰富，质量精良的特点，稳坐宋代畅销瓷榜首，此类窑口瓷器的大量发现，最能反映出汉东城遗址作为水运驿站，人员和贸易活动往来的兴盛，也是宋代商品经济流通高速发展的实物证据。

汉东城作为唐宋时期的治所所在，不但是一个地区的权利中心，而且由于商贾往来频繁，集市随之兴起，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和流通中心。它的形成模式有别于明月坝遗址，可能代表着长江沿岸城镇发展的另一种模式。

云阳明月坝遗址、永川汉东城遗址是重庆长江沿岸市镇变迁的典型代表，即是长江中上游古代经济流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烟火聚集，贸易成市的集中体现。每一座市镇的发展史是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历史，也是一种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传承。无论是从江边草市到大型市镇，还是从大型市镇到中心城市，从上述两处遗址的草创模样，能够折射出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历史原点。

永川汉东城遗址东城墙北段

毕竟，人间烟火味，最暖凡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