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不再流行俑陪葬,然而在一些高等级墓葬中,还常发现数量众多的仪仗俑群。从目前已公布的材料来看,山东、陕西、江苏、河南、四川、河北、江西、上海、重庆等地均发现了成组的仪仗俑,如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和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悦燫墓中,随葬了大批以象辂为中心的仪仗俑和仆侍俑,如实地反映了明初藩王仪仗制度;在河南洛阳发现的明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夫妇合葬墓中70余件仪仗陶俑,是研究明代官吏出行仪仗制度的重要材料。此外,江西南城明益端王朱祐槟墓、陕西西安明秦简王墓、开阳王墓、河北阜城明吏部尚书廖纪墓、江苏南京马家山吴经墓、上海潘允徴墓、重庆铜梁张文锦夫妇合葬墓等,皆出土了成组的仪仗俑群,数量最多者可达四五百件。
《明史•礼志》中记载了开平王常遇春使用仪仗俑随葬的记录[2]。但从目前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实际墓葬中使用的仪仗俑不仅数量远超规定,俑的质地、种类也更为丰富,陶俑、木俑较为常见,石俑仅在重庆铜梁有所发现。经过初步分析,仪仗俑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墓主生前出行规制:
一是俑的数量和种类。明代藩王墓随葬仪仗俑数量均超过百数,俑类不仅包括了仆从俑、骑马俑、乐俑外,还有文武内臣俑;官吏墓随葬仪仗俑数量次之,如河北阜城明吏部尚书廖纪墓出土60余件;一般地主豪绅墓的随葬数量最少,以仆从俑、骑马俑为主,不见内臣俑。
二是俑的服饰穿着。明代藩王及官吏墓葬的仪仗俑帽式多样,除了一般百姓使用的圆沿尖顶帽、圆沿弧顶帽外,还有乌纱帽,兜鍪等,均为有品级的官吏所戴。而在低级官吏或地主豪绅墓中,则不见此类服饰,如重庆铜梁河嘴墓地一国子监生员墓所出仪仗俑均戴圆形平顶帽。
三是乘轿的规格。明初,官方对乘轿有种种约束。明太祖为避免天下太平后,官吏出现懒惰现象,规定文武大臣骑马不乘轿。明代宗以后才放宽了百官乘轿的限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轿子已完全成为各级官员的代步工具。明初藩王墓的仪仗俑以车架为中心,未见抬轿俑;而在另几座嘉靖、万历年间的官吏墓中就出现了八人大轿和四人大轿。(www.xing528.com)
明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夫妇合葬墓出土陶仪仗俑
西安明秦简王仪仗俑[3]
骑马仪仗俑(明)
明代仪仗俑是古代俑殉制度的最后一抹余晖,是古人丧葬观念的产物,直接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仪仗俑雕刻精美,人物、服饰栩栩如生,是古代匠师的心血之作,体现着明代雕塑艺术的水平和成就。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从丧葬用品演变成一种艺术品,更成为后世研究当时古人生活特质不可缺少的标本。通过对明代仪仗俑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明代丧礼及丧葬风尚,也可考见古人的生活习俗、衣着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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