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山窑研究：兴衰原因、分期与年代、装饰艺术及窑炉结构分析

以上这些对涂山窑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涂山窑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许多专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取得了重要收获。目前，关于涂山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兴衰原因、分期与年代、装饰艺术、窑炉结构、与周围窑址的关系、科学检测等方面。

关于涂山窑兴衰原因的探讨，许多学者都曾进行论述[3][18]。其中，关于涂山窑兴起的原因，认识主要集中在：第一，宋金战争背景下，窑工南下，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为涂山窑的兴起提供了技术保障。第二，宋代斗茶之风盛行，黑釉瓷产品有了广阔的市场，是涂山窑兴起的原始动力。第三，涂山窑所在的区域不仅煤炭、瓷土、水资源丰富，而且交通发达，为产品销售提供了方便。关于其衰落，宋末战争应是重要原因之一。长期的战争，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加之元统一战争的结束，外来产品可以顺利到达重庆，原本质量就不上乘的涂山窑产品在周边地区产品的冲击下，很快失去了原有的市场从而走向衰落。

酱园窑址

关于涂山窑的分期与年代，发掘者在《重庆市涂山宋代瓷窑试掘报告》[13]和《重庆涂山窑小湾瓷窑发掘报告》[5]中已初步认识到窑炉与出土瓷器的差别。酱园窑址的发掘者依据地层与窑炉、窑炉之间一系列叠压、打破关系，将酱园窑址分为三期四段[15]。在此基础上，李大地先生在《重庆涂山窑的分期》一文中，把涂山窑分为三期：第一期，A型窑炉，小窑，整体形态瘦长，平面呈椭圆形。盏以侈口为大宗，碗、盘出现四出、五出、六出葵口，瓶多为弧腹。时代为北宋末到南宋初。第二期，B型窑炉，形态与A型窑炉近似，但形体增大，形制更规整。此时盏以敛口、弇口成为主流，碗、盘流行六出葵口，瓶多为鼓腹下垂。时代为南宋中晚期；第三期，C型窑炉，整体形态变圆、胖。盏以敛口、弇口为主，少见侈口，碗、盘类器物不见葵口，瓶的腹部变成扁垂腹，出现了带座瓶，新出现了一种喇叭形高圈足青瓷杯。时代为南宋末到元初[19]。

玳瑁纹茶盏

匣钵(www.xing528.com)

关于涂山窑的装饰艺术，陈丽琼先生在《宋代重庆涂山窑装饰艺术研究》一文中，把涂山窑装饰分为胚胎装饰、釉下装饰和釉中装饰三类，在对各类装饰进行介绍的同时，着重对曜变形成进行探讨，认为曜变纹釉的形成是复杂的，应是在多种原因、条件下产生，并提出：重庆涂山窑曜变纹的产生应是黑釉瓷工艺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果；多出现在匣钵粘连的茶盏或与器皿直接叠烧粘连件的密闭部分，应与装烧器件的密封性有关；与煤炭中液出硫无关，而与釉的组成、烧成温度、保温时间、釉层厚度及冷却速度有关[20]。

关于涂山窑窑炉结构，为马蹄形半倒焰馒头窑，一般由窑门、火膛、窑床、挡火墙和烟囱等部分组成，这与陕西耀州窑[21]、河北磁州窑[22]等北方窑炉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对于其较唐、五代短而圆，这应与所用的燃料煤有关。有研究表明，陕西地区在发明煤烧窑后，技术迅速传入川渝地区[23]。涂山窑用煤做燃料，煤的火焰短，容易造成生烧，为解决火焰短的问题，势必要改革窑炉，于是便扩大火膛，改变窑室的长、宽度。增加火力，集中瓷坯，从而解决火焰短的问题[24]。

关于涂山窑与周围窑址的关系，主要涉及与福建建窑、陕西耀州窑的关系。在涂山窑与建窑的关系上，早在葛维汉前往重庆调查时，就认为黄桷垭附近发现的瓷器属于建窑。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两者关系密切，其产生受到建窑的影响，甚至可作为建窑的地方类型，称为“建窑系涂山窑类型”[3]。有学者还列举了两者的共同点，如器形、窑变等，均是受建窑的影响而产生的[25]。至于与陕西耀州窑的关系，研究者认为涂山窑黑釉碗、盘、碟、盏、托、瓶、罐、钵等的发展与耀州窑有一脉相承的明显渊源关系，并进一步认为耀州与四川较近，耀州窑通过影响广元窑，进而通过嘉陵江航运通道而下，从而影响到涂山窑[25]。

学者在对涂山窑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同时，也开展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比如通过对荣昌瓷窑里松树林窑址和南岸区酱园窑址出土遗物中各选取10件不同釉色、胎质的瓷片，进行偏光显微镜分析、胎和釉的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胎的Al2O3含量偏低，多数在20%以下，铁的含量偏高，在1.5%以上。瓷釉中主要助溶剂为CaO和K2O，属于石灰釉体系。釉的呈色元素主要是铁的含量，黑釉中Fe2O3的含量在7%左右或更高；颜色略变浅，即呈褐色，铁的含量就会下降[12]。关于窑炉的年代，取红烧土标本，采用双无定向磁力仪，测试标本的剩余磁化方向强度，同时运用Tnellier逐步热退磁法，得出与国内其他地区宋代遗存值基本相符。为了解煤的燃烧热量，曾对小湾黑煤遗存进行化验分析，得出此类煤属高温卡的无烟煤。低硫，使得涂山窑产品光洁、斑庇少，说明窑工对燃料应有选择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