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区的汉代画像早在宋代人洪适的《隶释》一书中就有涉及，该书记载了位于重庆市云阳县金恭阙上的画像“此石圭首甚锐，其上刻三足乌，其次横刻此数字，其下有一人执扇而乘马，两旁有螭衔环”[40]。20世纪30至40年代，卫聚贤、金毓黻、常任侠等对重庆市的汉墓、汉阙等进行考察，前文所述的沙坪坝前中央大学坟丘墓内发现的2具画像石棺、江北区盘溪无铭阙等，均发现于这一时期。围绕以上发现，常任侠先后撰写了《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重庆附近发现之汉代崖墓与石阙研究》[41]等研究文章。
50年代以来，对重庆地区汉代画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画像石棺、汉阙和碑刻。重庆博物馆先后出版《四川汉代石阙》和《巴蜀汉代画像集》等两部汉代画像专题图录，市外学者在研究著作中对重庆境内的资料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比较代表性的为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42]、《中国画像石棺艺术》[43]、《中国画像石全集•四川汉画像石》[44]、《中国画像石棺全集》[45]等一系列著作。罗二虎先生是较早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川渝汉代画像研究的学者，于2000年发表的《汉代画像石棺研究》一文，以当时所见的约100具以上的石棺材料为基础，对汉代画像石棺的分布、年代、技法、画像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46]；2002年出版的《汉代画像石棺》一书，完整的刊布了约40具画像石棺的资料，并逐一考证画像内容，是迄今为止对汉代画像石棺研究最为全面的著作[47]。在汉阙研究方面，比较代表性的有《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48]、《重庆忠县邓家沱阙的几个问题》[49]、《重庆市忠县乌杨阙的初步认识》[50]、《重庆忠县邓家沱汉代石阙再讨论》[51]、《重庆忠县汉代乌杨阙再研究》[52]等，其中多数涉及对石阙画像的讨论。对碑刻的研究基本围绕“景云碑”展开，比较代表性的有《汉朐忍令景云碑考释补遗》[53]、《景云碑额图像考》[54]等。
综合以上情况，重庆地区的汉代画像的发现与研究存在以下几点较为明显的短板：首先，考古工作系统性较差。目前所见的考古材料基本为配合基建的“点状”抢救性清理，缺少对汉代画像墓葬的系统性和专题性考古工作。其次，考古资料的刊布不足。重庆地区的汉代画像资料多在部分学者的论著中一定涉及，受作者论述主题与内容的限制，所公布的资料往往并不完整，仍有相当一部分的材料未见正式报告发表，也影响了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最后，研究局限明显。受观念及技术条件所限，发掘者的眼光往往局限在画像载体，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墓葬、随葬品等信息采集不足，在研究方面更是集中在对画像的讨论之上，有待于更高层面的全域时空梳理与研究。(www.xing528.com)
通过研究汉代画像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出现在何种载体之上，汉代画像总是与丧葬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画像石棺，作为一种以画像为装饰的特殊葬具，与其所属的墓葬、随葬品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脱离了墓葬而仅针对石棺的研究是不全面和不完善的。我们期望通过本文，引起学界进一步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将重庆汉代画像研究推上更高的层次和水平。
附表：重庆地区汉代画像发现统计表（以本文判断的时代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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