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赏析：《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意境与韵味揭秘

10月初，衙门遗址发掘工作基本结束，随即转入紧张的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阶段。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力支持下，考古队数登海龙囤并赴新蒲、高坪、红花岗等地参观考察杨氏土司考古发现。在交流学习、遗存比对和文献梳理中，养马城的年代框架、演变沿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其营造背景原来不是唐末，也不是明晚，而是和宋蒙战争期间忽必烈、兀良合台挥师西南，率蒙古铁骑平大理、攻川南密切相关……

城墙、城门夯土及早期地层较为纯净，发现遗物的共四处，分别为硬陶口沿、青白瓷片、黑釉瓷片及A型板瓦片。硬陶时代不明，青白瓷片、黑釉瓷片均为宋代。A型板瓦窄端变薄、外撇、内部手捏痕迹明显等特征，与新发现的南宋14世播州土司杨价墓填土所出板瓦一致，而与海龙囤所出明代晚期两端厚度一致板瓦（类养马城B型板瓦）有明显差别。衙门遗址出土的莲纹瓦当莲心略内凹、花瓣椭圆肥厚无边棱、廓内无圆周突棱等特征，与南宋13世播州土司杨粲墓所出基本一致，而与海龙囤新王宫常见外凸莲心、圭形花瓣、外饰突棱的筒瓦瓦当风格迥异。

城垣建筑用材及形制结构方面，养马城采用的泥土岩石条错缝平砌、墙体收分壁面倾斜等特征，均与海龙囤金银库与万安关间的“土城墙”、铁柱关明代城墙内包裹的早期城墙较为一致，类于奉节白帝城、合川钓鱼城南宋城墙，而与海龙囤晚期明代城垣有较大差异。

综上，养马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营造方式均将其始建年代指向南宋，这些认识让我们最终把目光投向宋蒙战争。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已初步形成“欲借路云南，图我（南宋）南鄙”的灭宋总体战略，在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期逐步付诸实施，史称“斡腹之谋”。南宋淳祐四年（1244），蜀人阳枋上书当时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用蜀便宜十二事”，其中，“二曰防遏间道。尝闻不备不虞，不可以师。万一敌人知我沿江守备严固，计必斡腹。若图斡腹，必于泸、叙径攻田、杨。田、杨万一不支，则其路可通辰、靖等州，出我之背，以闯朝廷之后户”。这里明确指出，蒙军“斡腹”计划可能实施的进攻路线，不止经大理、安南至广西，还包括经贵州田、杨土司至两湖。(www.xing528.com)

《宋季三朝政要》宝祐六年（1258）“鞑靼兵犯安南……乃修筑思播关隘”。《宋史•理宗四》同年“（正月）诏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诣蜀阃，趣办关隘、屯栅、粮饷，相度黄平、思播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具工役以闻”，“（四月）诏田应己思州驻剳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杨文神道碑》亦载宝祐五年（1257），“虏酋……出大理……以攻罗鬼”，理宗遣吕文德驻黄平督防，吕杨面议“置一城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

故结合文献分析，养马城应与海龙囤早期城垣一样，在宋末蒙古斡腹云南的背景下，于宝祐六年（1258年）左右由宋廷联合播州杨氏土司共同修筑。城内未见明确为唐代或更早时期遗存，故考古材料暂不支持《通志》“唐末”之说。通过对城内遗迹叠压打破关系和出土文物的梳理，养马城大致经历了宋末建城、元初废弃、明代局部发展、明晚期短暂重兴、清代以降续用之过程。城址作为战争要塞使用时间较短，宋明两代不过三十年左右，故城内堆积不甚丰富，战争类遗物较少。晚期废弃堆积中偶见A、B型板瓦及青花瓷片伴出现象，似反应因杨氏土司偏安西南，城址未受朝代更迭而彻底废弃。

养马城作为土司山城的废弃时间较明确，《明史》《平播全书》各有详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四月十六日，明军议定“养马城为囤藩篱……应先剿灭”。十八日“直捣养马城……战不移时，攻夺其城”。出土遗物中，与战争直接相关者仅有礌石两颗，而未见海龙囤出土的箭镞、刀剑及铠甲片等，也从侧面反映了此次战役并不激烈。